第三十八卷 宋纪三十八
宋仁宗天圣八年（庚午，公元1030年）
壬申，幸后苑，赏花钓鱼。每岁从官赋诗，或预备，及是出不意，坐多窘者，优人以为戏，左右皆大笑。翌日，尽取诗付中书，第其优劣……韩羲所赋独鄙恶，落职，同判冀州。
居士曰：古代的文学家，但凡能够随机应变、出口成章、有灵性的人，要么倾向于隐逸，要么便对政治怀有一些想法，即便如李白一样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尚且希望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何况是其他的人？哪有有灵性的作家甘心仅仅当一个侍从？这些文学侍从们能够安于此等身份，甘心取悦于人，必是早已灵性尽失，怎还可以求全责备？
尝知洪州，舣舟南康，不即赴。或问之，肃曰：“职田以四月为限，今遽往，得无趋利之讥乎？”逾月乃上。
居士曰：帝国设置官员是为了使人民得到有效管理，政事能够得到有效运行。唐肃先生为了避免恶名而放弃职务一个月，只能说明他毫无担当。
契丹兴宗太平十一年（辛未，公元1031年）
枢密使萧朴独上书白皇后之诬，不报，朴感愤，至于呕血。
居士曰：我们相信萧朴的这种感情是真实的，因为这是唯一一次能够利用后宫之争防止太后夺权的机会，而太后的全面胜出也意味着政局的全面洗牌，萧朴孤注一掷而全盘尽输，自然会感愤呕血。
宋仁宗天圣十年（壬申，公元1032年）
始，宫中未治丧，宰相吕夷简朝奏事，因曰：“闻有宫嫔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预宫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何与？”……夷简正色谓崇勋曰：“宸妃诞育圣躬，而丧不成礼，异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崇勋惧，驰告，太后乃许之。
居士曰：这段记载有厚诬刘娥的嫌疑。刘娥既然想通李氏葬礼中的利害关系，就不至于愚蠢到计较丧礼规格的地步。刘娥和李氏原本没有矛盾，她借李氏的肚子生下赵祯，是得到前任帝赵恒默许的，而其最终的目的则是晋升刘娥为皇后。赵恒在位的时候，李氏就已经得到晋升。刘娥又在李氏在去世前被封为宸妃。所谓“宸”，就是北极星，它的位置是众星拱之，后宫之中的地位仅在皇后之下。当年，李治想立武瞾为宸妃，结果遭到韩瑗、来济为首的众臣反对，才告终止（参考公元655年）。现在刘娥在没有受到任何威逼的前提下，在李氏临终前封其为宸妃，就是承认了她在后宫中的地位，在她死后绝不会以一般宫人的丧礼对待。吕夷简之所以坚持从厚安葬李氏，是希望以皇后之礼安葬，这样算是对赵祯生母仁至义尽，使日后赵祯发现真相的时候对事情无可指摘。但如此在礼法上便说不通，而且从刘娥本身的情绪上也难以接受。最后一个折衷性的意见是：表面以嫔妃之礼发丧，暗中以皇后之礼安葬——这需要刘娥最终的同意，仅仅靠吕夷简个人的坚持是全然无效的。
契丹兴宗景福二年（壬申，公元1032年）
是春，辽主大蒐。太后……遣人驰至上京弑后。后曰：“我实无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后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复至，则后已殂矣，时年五十……以庶人礼葬。
居士曰：历史上充满了巧合，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宋辽两国都发生了皇帝的嫡母与生母之争。宋朝皇帝的嫡母获胜，生母死去，而辽国相反；刘娥用皇后之礼安葬李氏，辽国太后用百姓之礼安葬前朝皇后；辽国皇后死的体面却死于非命，而李氏则死的安静却寿终正寝；辽国皇后死的急迫，李氏则死的从容——宋辽之间刚好形成一个比对。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公元1032年）
十一月，甲戌，以修大内成，恭谢天地于天安殿，遂谒太庙，大赦，改元。
居士曰：十一月匆忙改元，使所谓的“明道元年”只有两月时间，与宋朝在年底下诏宣布明年改元的惯例也迥异，看来是赵祯急于用这个年号宣布一些事情或表明自己的态度。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已经难以推断赵祯所要宣布的具体内容，但从“明道”与“天圣”所表现的含义上看，则能发现二者的倾向完全不同。“明道”二字更偏重道，是儒学的基本价值，更具有人文性；而“天圣”则依然将“天”加诸“圣”之上，更偏重于祥瑞。从“天圣”到明道，可以看出赵祯试图摆脱赵恒的崇尚祥瑞为帝国带来的不良影响，并初见成效。
第三十九卷 宋纪三十九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公元1033年）
帝既用涣，顾谓夷简曰：“向者枢密院亟欲投窜，赖卿以免。”夷简谢曰：“涣疏外，敢言；大臣或及此，则太后必疑风旨自陛下，使母子不相安矣。”帝喜，以夷简为忠。
居士曰：吕夷简先生很通晓说话之道，一方面将自己的顾虑与皇帝联系在一起，撇清自己的关系之余，表示自己的忠君爱国；另一方面，提示自己了解刘涣的身份，暗示刘涣是在他的授意下提出此事，将别人的贡献据为己有。
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为台官，言者谓台官必由中旨，乃祖法也。既数月，吕夷简复入，因议于帝前。帝曰：“祖法不可坏也。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
居士曰：尽管赵祯进行权力分置的原因依然是为保障帝王的权力做准备，但他所做出的安排确实有益于帝国官僚的监管，相对于之前的告密、巡视和监视，甚至赵恒时代的对监视者的监视确实有了很大进步。此种权力分置，可以视为帝国时代的三权分立，赵祯时代的“开明专制”实有赖于此。
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公元1034年）
戊辰，诏铸“景祐元宝”钱。
居士曰：古代的改元往往意味着重新发行货币，过于频繁的货币替换会为市场流通机制带来压力。公元1039年，赵祯发行“皇宋通宝”，把某位皇帝在某个时间段的年号改为国号，颇为务实。然而带来的问题却是仿制的变易。明年（公元1035年）以及公元1048年的两次盗铸钱币的案件又为帝国经济敲响警钟。故此也可知道，何以在赵祯时代已经产生纸币却始终不能全国普及——是仿造过于容易而防伪技术处于较低水平，大规模普及会为帝国的经济带来深重灾难的缘故。
辽太后既摄政，虑辽主年长难制，与枢密使萧孝先谋废立，欲立少子重元……辽主……召孝先至，谕以太后当废状……释孝先等不问。
居士曰：对于耶律宗真来说，最合适的办法是一面控制萧孝先，一面逼宫废黜太后。先召见萧孝先，结果只有打草惊蛇。耶律宗真这样做恐怕是迫不得已，要么是他缺乏能做事的亲信，不得不对萧孝先和太后两事都亲力亲为；要么是他缺乏足够的政治势力，需要先恫吓、降服萧孝先然后才能处置太后，抑或二者兼有。但无论如何，耶律宗真在此次事变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且事变使其皇位岌岌可危总是无疑的。
二美人涕泣不肯行，文应搏其颊骂曰：“宫婢，尚何言！”驱使登车；翌日，降是诏。
居士曰：在杨美人和尚美人受到赵祯宠幸的时候，两位美人是阎文应的主人，一旦失势，还没有出宫门，就遭到他的掌掴，变化之速，令人震惊。此种变化与其太监身份有关，因其身体缺陷产生自卑情绪，并对周围一切人与物产生恨意。一旦有机会发泄这种恨意，将立刻抓住机会，绝不拖延，也不考虑后果，这种人格我们称作太监型人格。太监型人格的行为有三种特点：一，出于自卑而对上级命令和政策绝对服从，从不考虑命令和政策的合理性，更不考虑执行不合理政策对他人带来的可能伤害。二、长期的自卑使其一定要在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的身上找到自信，一是会在下属或地位低于自己的人面前扮演统治者的角色，为统治者的不合理找出借口或写下注脚，并且反对任何关于统治者命令和政策合理性的质疑；二则是凌辱，阎文应对杨美人和尚美人的态度是最典型的表现。三、具有女性化人格和妾妇心态，凡事不愿承担责任，多希望依傍别人的力量做事，怨望多于实干，对他人的谮害多于对自身的提升。
改钱惟演谥曰思……以惟演无贪黩状，而晚节率职自新，《谥法》，“追悔前过”，改谥曰思。诏：“自今定谥，须礼院集官众议之。”
居士曰：钱惟演因为是钱俶的儿子，北宋建国两年后（公元962年）出生，16岁时（公元978年）吴越国除，他的成长轨迹正与吴越国的消亡轨迹相合。在这样的环境下，钱惟演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应有的状态，所以勾结权贵，是因为他只能在战战兢兢、依靠他人中过日子，稍不留神他的王子身份就可能政敌攻讦的依据之一。
赵元昊献马五十匹，求《佛经》一藏；赐之。
居士曰：李元昊用马换佛经表示他希望解除战备、学习汉地的文化，这有可能是李元昊自身已经无力和宋王朝进行消耗而做的妥协表示，也有可能是迷惑之举，我们以事后诸葛断定李元昊一定是迷惑未免厚诬古人。但宋庭对此毫无分析，没能制定相应的策略，则属于当时政府的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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