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无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是指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可以为所欲为。相反，他认为回复到自然的本性，就体现为自觉接受法则，在触景而行、任心而动中体现善的准则。
但是，在一个崇尚名教的社会里，追求名声的过分举动往往为世俗所认可；后人看起来不近情理的事情，在当时人眼里却有着充分的理由。
像嵇康这样的有识之士，敏锐地觉察到这类行为的虚伪，愤然鄙薄世俗虚名。 他隐居山林，专注地探寻自然和事物之理。
然而，嵇康毕竟是一个愤世嫉俗之人，他的文章见解精辟，笔锋犀利，风格清俊。
同嵇康一样，竹林七贤中的代表人物阮籍，也是魏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和文学家，他创作《咏怀诗》八十余首，为世人所重。被王夫之誉之为“旷代绝作”。
与嵇康不同的是，阮籍无缘享受“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隐居生活。高平陵事变后，他受到司马氏的征召，极不情愿地进入朝廷做官。
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的阮籍，感到异常地孤独和苦闷，使他更加怀念在竹林中度过的快乐时光。他的诗作中，反映了这种心境。
诗言志。从阮籍的诗中，人们不难发现，少年时代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建功立业的决心和期望长大成人后，有一番作为的理想抱负。
可是，自从曹芳继位后，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走向分裂，政局动荡不安，阮籍的英雄梦也变得虚无缥缈。
与此相应，阮籍的政治和生活态度也经历了痛苦的转变。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活在春秋末年。
他见周朝逐步衰亡，就骑着青牛出走函谷关，到人们不知道的地方隐居了起来。
这首诗，明确表示了阮籍对老庄道家哲理的向往，和要以前代的隐士为楷模，做万载垂清风之士的决心。
阮籍认为，现实社会既不安全又不快乐，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幸福。
于是，他主张“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这在他的文章《大人先生传》中得到充分体现。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还设计了一个崇尚名教的人物“士君子”。并用“士君子”之口，对大人先生提出了质疑，认为“大人先生”是“身处困苦之地”，并不能真正获得自由、幸福和欢乐。
最后，阮籍这样总结：“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 “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大人先生”式的人格与理想，正是阮籍的追求。
阮籍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达庄论》中，又一次写到了一位逍遥在神游境界中的老庄式人物：
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恍然而止，忽然而休。”
先生以为“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视之，则万物莫不大。”
《达庄论》中的先生具有万物齐一的思想境界，阮籍以此为基础，走上了无是非、任自然的人生。并把这种思想带入了他的散文创作。
有学者这样评价：在魏晋玄学史上，真正把理想人格的建构、或理想境界的所在凸显出来的，是以阮籍为代表的玄学家。他根据自身对于时代的感受和对于现实苦难的体会，倾尽全力去探讨自我意识与自然的关系，希望摆脱压迫而获得精神的解放。
作为魏晋时期玄学哲学家的阮籍，除了《大人先生传》、《达庄论》之外，他写过的哲学著作还有《乐论》、《通易论》、《通老论》、等篇。
从这些文章中看出，阮籍从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到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的痛苦转变过程。
同阮籍一样，嵇康也写过一篇名为《卜疑》的文章， 文章里的“弘达先生”，也是一位虚拟的庄子至人式的人物。不同的是，“弘达先生”没有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那么多虚幻飘渺的神采。
嵇康、阮籍创作中的玄学化倾向，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阮籍描写的“大人先生”式的生活是无比自由的。但实际上也曲折地影射了现实社会的不自由。因此，阮籍的内心十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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