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本文节选自《〈春秋〉：正名分而明责任（上）》一文，原文刊登于《名作欣赏（上旬刊）》 2017年第3期
如果说《尚书》是“述三代以彰王道”，注重政治管理体系的建构；《易经》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注重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礼》是“制礼义以倡人道”，注重人的行为实践体系的建构；《诗经》是“顺人情而循礼义”，注重人的道德伦理体系的建构；那么，《春秋》则是“正名分而明责任”，注重人的名分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体系建构。这五种“经”各有范畴，但在“觉世牖民”方面也有所交叉。比如《礼》讲的是“礼”，《诗》的核心是“止乎礼义”，但“礼”在《春秋》中同样是重要的内容，甚至司马迁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再比如《尚书》是“史”，《春秋》同样是“史”。正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易类”总叙所说：“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也就是说，《尚书》《春秋》的内容几乎全部可以作为真实史料进入史学范畴。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五帝本纪》及《殷本纪》《周本纪》，就大量参考了《尚书》，《世家》部分则大量参考了《春秋》，《列传》部分则大量参考了《战国策》。
作为“五经”之一，《春秋》也是最有故事、可读性最强的一部。同样是“史”，它比《尚书》语言浅显，且人物事件众多，虽记事简赅却深寓褒贬，因而读者更容易接受。又因其是编年体史书，所以史家在研究史料时也多能循其脉络，理顺中国春秋时代的政治文化纹路，自古以来就备受史家重视。从“觉世牖民”的角度看，它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孟子·滕文公下》有言：“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因为《春秋》的叙事行文中暗寓褒贬，那些乱国奸臣、祸民贼子就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而心怀畏惧。
那么，《春秋》是一部怎样的书？它是什么性质？为什么叫“春秋”呢？杜预在《春秋左氏序》中这样回答：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这是说《春秋》是鲁国的史记，它记事之法是按时间顺序。至于为什么叫“春秋”，是因为它是按年编写的，而一年中有春夏秋冬四时，故交错抽举“春秋”以代表四季。杜预的这个解释可能有师说来源，但并不能令人满意。另外还有两种异说，一种是说孔子作《春秋》，始作于春，书成于秋，故取了这个名字。还有一种说法是，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取“春秋”以为名，想让为人君者不失“中”道。这些看来都是臆说，是离开古人的生活背景而所做的逻辑推测。我认为这和古代的农业社会生活有关。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两个季节对人们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周族，这是一个以农业起家的民族，故周朝社会特别重视农业。每年开春，周天子要亲自开耕，并祭祀社稷；秋天则要答社稷神。像《周颂》中的《载芟》和《良耜》两篇，就是有关周天子春祭、秋报社稷的歌子。同时祭祀、朝聘等重大活动，一般也在春天或秋天。如《周礼·州长》说：“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周礼·小行人》说：“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功，王亲受之。”《鲁颂宫》说：“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墨子·尚同中》说：“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渐渐地，人们就以“春秋”来代表一年了。中国古代问人年龄，常问“春秋几何”，如今人们歌中也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以“春秋”指代一年的说法都来自于这种古代农业社会的习俗。但在中国早期非农业社会时期，也有用“冬夏”来代表一年的，我们从《山海经》里就频繁地看到“冬夏”的概念，如言“冬夏有雷”“冬夏有雪”“冬夏播琴”“冬夏不死”等，但没有“春秋”。这反映了没有进入农业时古人的一种观念。进入农业社会后，“春秋”的意义就大过了“冬夏”，人们更习惯用“春秋”来代表一年了。
也正因为如此，把史书称作“春秋”，就很自然了。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有本国的编年史书，大多都叫作“春秋”，如《墨子明鬼下》中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也有些其他的名称，如《孟子》中说：“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但各国的“春秋”都失传了，现在存留下来的就只有鲁之“春秋”了，这就是列入“五经”的经孔子修订过的《春秋》。
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可以说是我国春秋时期二百四十年历史的大纲，相当于孔子在当时修订的一部“近代史教材”。可贵的是，《春秋》虽然是“鲁史记”，但它在记述鲁国历史的同时，还记载了同时代其他诸侯国的历史，其中既有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政治事件，也有日食月蚀、地震山崩、水灾虫灾等自然现象，还有祭祀、婚丧、宫室、搜狩等经济事件，因而在后世学者研究春秋时期的历史时，能够得以看到那一时代各个国家的情况，也就是说，《春秋》所展示的是一种“天下”视野，而非单纯的鲁国视野。这就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关于孔子为什么要编《春秋》，它的意义何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详引董仲舒的一段话做了说明：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眀也。
这是说，孔子看到了周的衰微和诸侯之间的相互侵害的现实，同时他自己用于当世的出仕愿望也受到了重重阻力，他感到自己所奉行和倡导的“道”难以推行，所以决定对二百多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进行评断，为天下设立一个是非标准，对天子、诸侯、大夫的非礼之行，一律给予贬抑。他认为空谈道理，不如用具体事情来说明更容易被人接受，所以著《春秋》“以达王事”。又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从经的角度看，《春秋》具有“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的素质，能把古今不易之理，存于文字语脉之中，使人们可以之为价值尺度，以衡量事物。就其功能而言，《春秋》能“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能把一些混乱得让人感到迷惑的问题弄清楚，把是非混淆的问题弄明白，把人存犹疑无法判定的事情判定清楚。就其目的而言，则是“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在明确的是非态度与行为选择之中，以实现王道，拨乱反正。又说：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这则是就《春秋》的政治意义而言的。无论是君还是臣，不知道《春秋》，就不明善恶，不知守常应变之道；不懂得“《春秋》之义”，就会君行无道，臣行篡弑，国家自然会处于混乱状态。为什么？就是因为不知礼义。“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它可以礼义禁祸乱于未然之前，笔伐乱臣于已然之后。让后世知君当如何为君，臣当如何为臣。
简言之，在古人心目中，《春秋》的意义，在于其能维护伦理道德秩序，保证社会的永恒稳定。
作者：刘毓庆，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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