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察微篇》记载了“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的故事。原文如下：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男奴——lion注，下同）妾（女奴）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补偿金，赎人垫付的赎金）于府（鲁国的政府部门）。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回来）而让（推辞、谦让、谢绝）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子贡是字，他复姓端木，名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子路拯溺（溺水）者，其人拜（拜谢）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在一般人看来，子路救了人接受被救者的谢礼自然也不算错；但是毕竟没子贡自掏腰包赎人还不要政府的补偿金更加高大上。而孔子却一反常理，对子贡的行为进行了否定，对子路的行为给予了肯定。但你又不得不佩服孔子看事儿的深入细微，视角独到：他从两个学生行为的社会影响来看问题，同时洞察到社会上普通人的人性需求和心理。就普通人而言，家底儿没子贡那么厚，境界没子贡那么高，如在不损失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去做好事，多数人或许还愿意；反之，有了子贡的先例作对比，以后再赎人，要么像子贡那样白白赔上赎金，要么去领鲁国政府的补偿金，就被子贡比下去了，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儿，做的人怕是越来越少了。
子路受牛的影响恰恰相反：救人者得到酬谢，有利于激励更多的人去做好事。对于普通人而言，用利益去褒奖人们做好事，自然比用高大上的道德激励更实惠，因而也会更有效、更靠谱。
由是观之，孔子并不不加区分的反对一切利，再如他在《论语·里仁》篇里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孟子也有类似的名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孔孟否定的并非“利”本身，而是“不以其道得之”的“利”（富贵）和“不义而富且贵”。换言之，如果富贵与“道”“义”不冲突，那么人们追求它们就是人性之常，为什么要反对呢？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孔子论富贵和道义，分明是以肯定人欲为前提的；可是到了宋代的程朱理学，却搞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思想来；文革时期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也不遑多让，真是腐儒和伪君子害人，荒唐透顶，天理何在啊！
总之，利和义有冲突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能见利忘义，求不义之财；利和义也有不冲突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见利就喷。我们大可以像子路那样大大方方的接受合法、合理、合情、合义的利。
时代不同了，现在除了那些死脑壳的人，没有人会对劳动获利、合法求财非议了；而如果是不当得利和不义之财甚至非法勾当，人们自然还会在道德的层面予以谴责；法律也不会放任他们。正所谓“真君子仁中取利，大丈夫义内求财”。这才是新时代我们应秉持的新的义利观。
201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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