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忧感文化”
曾有人概括：西方是罪感文化，印度是苦感文化，中国是乐感文化。然而，当下之中国到处弥漫着困惑和焦虑，又当如何解释呢？细究起来，传统中国主流文化并不是什么“乐感”文化，而是“忧感”文化。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句话说透了：人不能安乐，安乐则死，想要维持生存，必须时刻保持忧患意识。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慎终如始，居安思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而，天下永远不可能无忧，斯人将终不得其乐，唯忧而已。这种忧患意识早已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流淌于我们的血液之中。这哪里是什么“乐感”文化？典型的“忧感”文化。
一切伟大的文明，都以其深刻的忧患意识为根基。美西方散播“中国威胁论”，不完全是阴谋，也是他们忧患意识的现实版本。
二、“我忧故我在”
什么是“天下之忧”呢？当下就是：内忧外患，尽在眼前。贪腐问题，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经济萎靡，就业压力，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养老问题……都是内忧。中美博弈，四面围堵，台海危机，南海危机，东海危机，外贸下滑……都是外患。这些危机和问题与人们生存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必然产生困惑和焦虑。新年伊始，舆论场最大的景象就是一个字：“乱”。这个“乱”，就是“普遍困惑”的表现。这些危机和问题怎么解决？不知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就是不确定。近年来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一个词，就是“不确定性”，全世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必然产生困惑、焦虑和恐慌。所以，我把这个时代称之为“普遍困惑的时代”。
这种“普遍困惑”由来已久，还将持续下去，正应了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不是“普遍困惑”是什么？不仅是中国，全人类都处在困惑和焦虑之中。那么，如何从哲学的层面理解“普遍困惑”呢？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换一个字，用来概括当今时代：“我忧故我在”，便可领悟其哲学蕴含。
“我思故我在”，即我思考所以我存在，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怀疑就是思考。这个命题是对人类理性原则的宣誓，是指向知识的。“我忧故我在”，即我存在于忧患、困惑之中，我存在于焦虑和痛苦中。这个命题是指向命运的。
困惑需要解释，但今天的“普遍困惑”，不是理性、科学所能解释的，因为，它正是理性和科学造成的结果。那么，该用什么来解释呢？
三、变化引起的两大困惑
人生于天地之间，感知到的第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万物皆变”，这是人类对世界的第一步抽象，人同此感。变化，必然引起人们的两大困惑：一个是“认识何以可能和可靠”？一个是“人生何以安身立命”？古希腊哲学侧重于关注前者，古中国哲学侧重于关注后者。所以，西方哲学的主题是认识论，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人生论。它们永远是人类的根本问题，亦即哲学的根本问题。人类需要获得知识 ，更需要安顿心灵。当今世界的普遍困惑，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心灵的问题、命运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赖中国哲学的易卦系统。
俄乌冲突，中美竞争，全面脱钩，集团对抗，这些都不是知识所能解释和解决的，只能靠人类心灵和态度的转变来化解。易卦系统就是人们对待变化的态度和应对变化的方式，它呈现的是变化与吉凶休咎之间的规律性关系，教导人们顺应时变，趋利避害，坦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困惑，更需要中华文明之大智慧：一己之命决于力，天下之命赖于道。道行命解。这个道，就是阴阳对转和平衡。
当今世界之大变局，其本质就是中西方文明（一阴一阳）的对转，这个“转”已经到了“变”（质变）的关键时刻，西方人困惑是正常的，中国人之所以比西方人还困惑，是因为丢掉了自己的大智慧。
没有困惑，便没有文明。普遍困惑的时代，预示着人类新文明的到来，天将降此大任于中华，我辈当自明自强，奋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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