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华文明五大阶段如何演进

说明：本文是赵奎先生原创，奎文书院出品。

学究天人，经世致用。

【摘要】

活动回顾 |《中国历史 原来如此》

      2020年10月17日晚，赵奎先生，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讲座——《中国历史 原来如此》。

      讲座以“梳理探讨中华文明万年历史，追本溯源，穷究天人，以大视野观览历史大势，品味人世沧桑”为主旨、以万年时空为坐标系、开创性地以“三道四统一动能”即“‘三道’：天道、地道、人道；‘四统’：道统、政统、血统、生统；‘一动能’：人类生存欲望的满足感与获得感之间的矛盾”为线索为大家梳理了中国历史的五个大阶段，即:“伏羲渔猎采集天下万邦时代”、“炎黄农耕一统帝时代”、“夏商周礼乐农耕封建王时代”、“秦集权皇权人时代”和“近现代”，启发性地为大家揭示了中国历史的由来流变和本质规律。

看中华文明五大阶段如何演进

赵 奎

今天晚上利用周末的时间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的历史，这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但是也可能有一些陌生的话题，因为大部分人都学过历史，但是普通人的历史知识大多在中学历史课程的范围。我们今天虽然是公益讲座，大家多数人也不是专业人士，甚至只是抱着兴趣之心来听一听而已。我们今天的讲座重点不是普及中学级别的历史知识或者历史故事。今天我带领大家用大时空大视野来看一看中华文明是如何走过了近万年的历史进程。

这其中会涉及一些重大问题：为什么中华文明会形成今天这般模样？背后有哪些运作的机理？因为历史是动态的、是发展变化的。那么如何来看这种动态？如何认知这种发展变化？这是今天我们探讨的核心要义所在。所以一些普及性的历史知识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我讲的这个主题大概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观察中华文明古代史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时空参照系？我们今天提出的是万年时空。第二部分，如何看待中华文明浩浩荡荡上万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没有历史的运行规律？这个规律是怎么样的？第三部分，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变内在的动力、内在原理是什么？是什么机制在发挥作用？如何决定着、驱动着、影响着中华文明史的进程，这是我的研究成果，我把它概括为“三道四统一动能”。第四部分，我把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大体分为五个大阶段，我们一起观察一下这五个大阶段的特点。

如何研究历史？

对于历史，司马迁有个论述，后人直到现在都没有超越他，他在《史记》中总结自己修史的目的和意义时，概括为这样一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几千年过去了，研究历史的人很多，历史成果也很多，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真正能够做到这三句话的人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成就在最后一句话上，“成一家之言”。能够做到“通古今之变”的人不多。当然能够成一家之言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很容易陷入人云亦云，陷入描述性的、重复性的工作。能够成一家之言、有独到的观点见解，已经很不容易。能够“究天人之际”又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最难的。

为什么说“究天人之际”是最难的呢？因为人类是在地球上生存发展演变的，是宇宙天地万物的一分子。“究天人之际”的“天”不是天上的蓝天白云，也不是大气层，它更广义的是指天地宇宙及其运行规律。所以说“天人之际“就是人类自产生以后和天地宇宙之间如何互动？是什么关系？这种互动和关系逐步成就了人类历史璀璨的、多种多样的、各放异彩的文明。这些背后的原理和核心的动力就隐藏在“天人之际”里。所以说“究天人之际”是最难的，是最需要探讨的和追寻的。我认为司马迁这三句话是截止目前对研究历史的最高境界的概括。

今天我们更多的是讲历史的内容，不是讲学术范畴。讲学术容易枯燥，大家不一定感兴趣，所以我们一带而过。

对于历史也好，文明史也好，我们作为常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是这样？放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那么进一步追问，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是如何成为这个样子的？或者说是如何成为古代那个样子的？又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模样的？当然“这个样子”、“那个样子”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发出此问。

作为一个中国人，受中华文明的熏陶，我们很容易在世界众多的文明体中进行自我识别。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受中华文明的影响，我们中华文明是什么什么样的，每一个人大体上都能够自我识别，也能够说出一些内容来。我们大家说出来诸如此类的内容大集合，基本上就是中华文明的全部。所以说，这些疑问也就是我们探讨历史话题的缘起。我说研究历史也没有那么难，有一些常识性的思考或者方法论，也可以起到重要的助力作用。

历史其实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树上没有任何一根树枝是凭空存在的，它一定是生长在更早的树枝上。我们看到的现在也好，还是过去的某一段历史也好，一定也是在更早的历史环境中演化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常识。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非常有帮助，尤其是文明体、文明史呈现为不同的多样化的时候，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这种常识的思考有时候反倒更加重要，避免我们陷入奇谈怪论，陷入什么神秘主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在研究史的过程中犯的很多千奇百怪的毛病，都跟这个常识的缺乏有密切关系。所以说，历史没有任何一段是突然出现的，一定有其发生和演变的源流。我们作为常人，每一个人的身上也都或多或少地承载着所在文明的历史印记，比如说，我们都尊重我们的祖先，在重大节日的时候，会有一些祭祀、纪念祖先的活动，这就是我们深刻地承载着我们过去文明史的印记。我们的称谓、在日常伦理中尊老爱幼、还有我们的一些习俗、日常用品中的一些纹饰图样、举手投足的一些习惯等等，可以说历史印记无处不在。研究历史也不必被所谓的专业性吓倒，必须是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院校专职人员不可，未必如此。我们尊重史学领域的专业训练，这种训练有素对我们开展研究工作很有帮助，但它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更不是专利。所以，拥有常识也很重要，或者说同样重要，也可以支持我们开展研究工作。不必把所谓的专业性和民间性对立起来。

除了常识以外呢，当然还需要大量的多领域的一些证据和方法，才有可能把过去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扑朔迷离的、时代久远的历史面貌还原出来，因为单靠想象或者某一种方法可能达不到。所以，对于观察中华文明史要有大视野、大格局、大逻辑，不必迷信或者局限于某些特殊的证据，或者小因果。为什么强调后半句呢？就是因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这种毛病还不少，有些地方经常出现。所以说要有大视野、大格局，综合研究，多维度论证。我们是有能力有信心把中华文明过去万年的历史面貌复原的，有些学者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了。

谈中国的历史和谈外国的历史还是有所区别的。现在人们普遍有全球视野了，对世界文明的林林总总也都有了较多了解，不像过去受制于信息量，受制于交通半径，对外界了解得少。现在全世界在我们眼前基本上是全景对称的了。我们也知道了有的国家由于历史信息量太少，生出了很多烦恼，因为搞不清楚它本国历史的由来流变。比如印度，印度古代历史进程中有很多信息量丢了，对于印度的上古史的还原复建就变得很困难。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是因为信息量太大，所以也生出了很多烦恼，因为需要解开中国历史何以如此的本质规律显得并不容易，因为信息量太多了太大了，这些信息量都得需要处理，梳理、分析、识别，然后进行逻辑因果的关联等等。所以研究历史我们应该知其然，更应该知其所以然。

中国的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体系丰富、地域广袤，经历的形态也很多样，所以也导致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现代人再去考证，有的需要考古发掘新的证据去证明，有的需要依靠其他的资料或者专业研究去补充、去证明。有的需要文献学，有的需要人类学，还有气象学、天文学等等。现在对古文明的研究手段有很多种，已经细分出很多领域，这些都具有互为补充、互相佐证的意义。前几天中央政治局学习会的主题是高度重视考古事业。我认为这是对的，也是非常及时的。考古事业对于中国古文明的面貌的复建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所以中国的情况不是有多少空白需要去填补，并不是通过发掘新的证据来论证“有和无”的问题，这个并不是最紧迫的问题。中国的情况更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是“以多证多”，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料、证据来证明我们丰满的、已有的、早就存在的几千年的古文明史，并不是说太薄弱、太空白，需要急切的发掘证据“以有证无”。所以这也是研究中华文明和一些其他区域性文明的区别。

前面呢我们做了一点学术方法的铺垫，为我们下面讲的话题做一些导入，大家也容易建立一个思维环境。

万年时空

讲中华古文明一定要建立一个时空参照系，那么什么样的时空参照系合适呢？选2000年、3000年、4000年还是5000年？我选1万年。这个万年时空参照系不是我发明创造的，也不是哪一个人发明创造的，这是天道决定的。所以前面我们讲历史要“究天人之际”啊，为什么放在最重要的这一句话上？就是如此。万年时空是天道决定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地球是我们共同居住的家园，在距今大约12,000年左右的时候，距当今人类最近的一次冰川期结束，地球又进入一个新的温湿气候阶段。这个阶段开启以后，人类再次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代。万年时空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一个时空参照系。而且这个万年时空的参照系已经被全世界广泛存在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包括自然气候的研究，古代农作物研究，古代生畜研究，陶器石器研究等，证据越来越多。比如说农作物，现在发现最早的农作物遗迹已经距今近万年了，在世界上大范围古代的区域已经存在了，小麦已经存在近九千年了，稻谷也存在近八千年了。再比如中国最近的一些考古证据显示，在距今八九千年的时候，已经有很重要的聚落遗址，这些聚落遗址显示了比较高等级的古人类的社会性居住的状况。还有两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一带，曾经存在古代苏美尔文明，也是很古老的一个文明体，苏美尔文明的考古发掘成果也能够大体推演到距今七八千年甚至更远的时空。中国现在的考古不断有新发掘出现，也能够推演到距今八九千年的时空。所以这个万年时空体系要建立起来。

以前谈中国历史的时候，谈到4000年前就不敢谈了，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怀疑夏朝的存在，这种怀疑就没有多少意义了，除了留下“学术杠精”之名，没什么意义。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来补充、丰富和复建夏朝的面貌，而不是怀疑这个朝代是否存在。所以说研究方法非常重要，研究视野、思维方法非常重要。一开始我说常识很重要，有些都是常识性存在，而不是纠结于哪个文献上是不是说过，是不是有夏朝的文字出现。其实在殷商的甲骨文里也看到了“夏”的存在，不仅有“夏”这个字，而且还有对“黄帝”的祭祀记录。还有这个“风”姓，中华第一大姓就是风姓，伏羲风姓。风、凡、盘都是同源。这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书里面有记载，有的学者就是不认可，认为是传说，不是信史。这些怀疑论者认为春秋战国的书不可靠，是捏造的。后来在殷商甲骨文里也有“风、凡、盘”这样字，很确切地表示远古时代的姓氏族群。所以找证据不必拘泥于一时一地，有些是多维多重的、互为论证的，不必拘泥依赖于某一项证据。

所以，对于观察和探讨中华古文明要建立一个万年时空，然后再观察它的形态流变，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

历史大趋势

历史不是静态的，但历史也不是直线运动的，也不是单一曲线趋势的。历史有大势，它的大势是一个复杂的进程。我把它概括为这么几句话：生发化育，此消比长，交汇融通，周流不息。生发发育是指它的发生机制，演变机制，此消彼长是指它的横向多元化、动态化存在，交汇融通是指不同的文明元素、区域性文明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走向，周流不息是指文明的源远流长，这是中华文明比较显著的几个特点。中华文明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呢？它有发生、发展、激荡、融通、流变、播化、继承创新这样一个动态连续历程。我们经常骄傲地说，历史上这么多古文明体，只有中华文明连绵不绝。很多文明体中间断档了，中华文明连绵不绝。但这个连绵不绝也是一个动态的连续过程。

我用一张图片来做示意，历史进程就像编草绳一样，源远流长，可能其中有“一根、两根或多根”草丝类似于核心文明元素，从古到今几千年一直没有中断，但是也有一些文明元素可能中断了，也可能在某个时点上渐灭了，或者分化了；也有可能其他的文明要素在某个时点上汇入了中华文明；它们之间又要产生一些关系，有的是冲突关系，有的是协同关系，我们称为融通、激荡；还有的可能分岔了，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编草绳的图片比较直观形象地说明中华文明的动态连续长期的变化过程。对中华文明的变化我们用了这么多词语才能够勉强把它描述清楚，它的变化是多样的，不是单一的、僵化的，也不是单纯的、不变的。凡是跨长周期、长历史时空存在的文明体，大体上都会有这样的特征。中华文明更为显著。

看历史大势需要很多词语来描述，例如起伏跌宕的，波折的，往复流转的，回旋的，扭曲的，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是直线的、高速的前进，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分化的，有一段时间可能又会多要素加入，协同激荡创新，等等，这才是历史大势。我们这样看待历史的时候，对于我们看到的一些过往的现象，就能够理解它的坐标系，它存在的背景和环境，也就能够理解或者推导它的发生原理，也就是知其所以然。

所以这样的历史的大势观要建立起来，有助于我们回望历史，也有助于我们观察现在和未来。

中华文明的原理是什么？

中华文明既有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一些普遍性规律，也有中华文明自身特有的支配性的规律在起作用。经过长期的研究，我把它概括为“三道四统一动能”，这个提法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我也是尝试把它提出来以后，力求通过这样一个体系，能够把中华文明演变的历程和背后的原理解释清楚。

所谓“三道”，主要是指天道、地道、人道。这也是研究中华古文明不能离开的一个框架。在研究别的文明的时候，这个框架实际上也是适用的，只是在已有的历史学研究成果里，很少有人用到天道、地道、人道的分析框架。比如，西方的历史学研究成果里，它不是这样的分析框架，不是这样的阐述框架。“三道”的框架也是中华文明决定的，因为“三道”之说古已有之。我们作为中华文明的一员，在阐述中华文明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就会使用中华文明留给我们的印记和成果、方法论、思维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自洽的合理性。

那么天道是什么呢？广义的说就是宇宙及宇宙运行的规律。这个比较宏大，比较遥远，和我们个体感受相比离得比较远，感受没那么直接，但它确实在发生作用。比如开篇我们讲到的万年时空，人类的繁荣肯定是在间冰期，就是在冰期结束后的两个冰期之间，人类在地球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环境下才能繁荣，这就是天道，不可抗拒的力量。如果是冰川期，那人类的发展必然受限制，甚至在某些区域可能频临灭绝。这就是天道。再比如潮汐作用，这也是天道。生存在海滨的人必须要遵从这种天道，利用这种天道。

地道就是我们所在的地球，或者说我们某一个文明体发生发展所在的区域环境。这些环境既包括地面上的，也包括地面下的。比如，沙漠地区和雨林地区肯定不一样。中国人历史中比较熟悉的最重要的两大区系文明体之间的碰撞，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游牧地区的冲突，就是不同的地道起着决定作用。中原地区适合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原地区的很多的文明形态，政治形态也好，人文形态也好，还有人们的生存状况、生活习性等。草原文明是游牧民族为主体，是游牧生态，要改成农耕就不适合，因为改成农耕以后，草原就会被破坏，庄稼也长不好，这就是地道。有些是山林地区，也是它的特定的地道。

人道是什么呢？人道就是在天道、地道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人文的规律或运行机制，这是人道。是人文觉醒以后，对于天道地道的认识和应用成为指导和决定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和法则，这就是人道。

那么“四统”又是什么呢？四统比三道的框架更加具体，或者叫形而下一些。四统包括道统、政统、血统和生统。其中前三个是古人已经提炼过的，道统、政统和血统；生统是我加上去的。道统上接天道地道、人道，这些都作用于人世间，成为左右影响指导人世间运行的道理法则，都通通的概括为道统。对这个“统”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体系，或者说长期发生作用的某种体系。政统主要是指社会治理的政治理念、政治框架、政治体制和机制。血统并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理解的养宠物啊猫啊狗或者赛马的纯种血统概念，属于DNA稳定遗传的这种血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血统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更多的指以姓氏归属来划分文化认同和族群管理的一种标准，它也是一个动态的谱系关系，所以叫血统。比如姓张的、姓王的、姓赵的，以姓氏的不同来区别血统，并不是说真正的有什么DNA的血缘关系。当然了，最早发生的时候可能是有DNA的血缘关系，但后来的流变性更多表现为一种统治力、凝聚力、影响力和归属、依附的关系，所以它涵盖的范围远远超过了DNA血统论。中国古代的血统族群更多的是对姓氏这种归属的价值观或者生存状态所形成的影响力的认同，而聚集在一起的这样一群人。生统是我加上的，是生产生活的状态，这在不同的历史时空里有着重大的区别。我们都知道中华范围内的中华古人类经历了几个阶段，比如最早的渔猎采集社会，还有草原游猎、游牧社会，还有农耕社会，这都是不同的生统，也就是不同的生产生活状态。那它起什么作用呢？他对于赖以生存的生息繁衍的这些人群，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所以说道统、政统、血统、生统，在中观层面或者中微观层面形成了一个体系，左右着、影响着、驱动着中华文明的发生演变。

贯穿其间最核心的动力是什么呢？“一动能”这个动能是什么？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根本性地自我驱动。这个动能就是人类生存的欲望，欲望在起作用。探讨人类的欲望或者人性，自古都是一个重点的话题。孔子探讨过，孟子探讨过，荀子也探讨过，一直到程朱理学到现代哲学都还在探讨。那么这就涉及到人的本质性的动力问题，驱动性问题。

说人的欲望驱动了人的思想和行为，如何做出选择，如何定义，如何取舍，做多还是做少，是创造还是继承，是毁灭还是求生，是固守还是变化等等。那么人的欲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临界值或者叫平衡值，就是满足感与获得感之间的矛盾。所以说对于文明的发生发展起决定作用、影响作用、驱动作用，而且穿越历史时空贯穿其间的就是“三道四统一动能”，这是一个分析框架。文明形态林林总总，概莫能外，没有能逃脱这个分析框架的，都能够通过这个分析框架来解释其原委，阐述它的流变的过程。

在中国古代经常发生南北之间的关系，中原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的长期频繁冲突。在古代历史上由于我们的正统史大多是中原王朝书写的官方历史，所以它的主要观点就是草原民族经常南下侵犯掠夺中原民族。那么北方的草原民族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付出战争的代价，向南来掠夺和征伐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因，就是气候的变化。每当气候严寒的时候或者气候不适于草木植物生长的时候，草原的生态恶化，那么草原民族就会南下掠夺，他们生存欲望的背后是天道地道来驱动的。要生存，又没有别的办法创造性获得生统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掠夺。所以它背后有驱动机制。这样来理解我们历史上多次反反复复发生的什么南北冲突，就比较容易了。例如，匈奴与汉人的大冲突啊，还有后来的宋与契丹啊、蒙古啊等等。当气候转好的时候，再加上当时的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努力，就会促使双方相安无事，冲突会变得少一些。这就是我们的分析框架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合理的解释。

当然这些冲突的背后不仅仅是气候因素，气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的历史书上没有把气候放在里面。再比如说，明朝晚期的民变也是气候恶化的结果，庄稼都干旱欠收绝产，流民遍地，民不聊生。在几千年的时空里，气候冷暖旱涝经常反复出现，每当恶劣气候出现的时候，对于社会人民的生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会对社会秩序形成重大的冲击。

还有一个话题由来已久，也一度争议不休，那就是为什么称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原呀？古代几千年里中原为什么地位隆重啊？我们的国土为什么称中国呀？中华民族、中国人对“中”这个字为什么这么热衷啊？这么喜爱啊？这么崇拜啊？这都是中华古文明广大时空里的天道、地道、人道共同决定的。因为在几千年以前农耕文明兴起，对于平坦的、肥沃的土地资源的争夺就成为必然。黄河中下游无疑是广阔的、平坦的、肥沃的适宜农耕的地区。渔猎采集资源就降低为辅助地位。那么中原地区首当其冲，必然会被争夺。争夺的时候各农耕部族或迈向农耕生态的部族都向中原汇集，这个进程之中当然是强者胜了。这个“强”不仅仅是指的武力强，除了武装力量比较强之外，还要在道统上占领制高点，还要在利用天道地道的学问能力上占领制高点，比如说历法，古代的历法林林总总，有的比较精确，有的是比较粗放，有的管用，有的就不太管用。哪个部族的历法管用、具有实用性就决定了当时的生产力或者社会生活的运行状况。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必须对历法有高度的依赖，那历法的精确度要求就很高，决定了播种、劳动、收获，决定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掌握先进的历法就是知识啊，就是学问，相当于现在的高科技一样，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光有武力占领，天天打仗，冲突不断，是不行的。以历法为核心的文化的竞争是与武力同样重要的力量。

尽管如此，利益冲突仍然是难以解决的难题，反反复复拉锯战也不是个办法，大家都民不聊生，谁都没有好日子过。所以得有人站出来能够平衡这些关系。据我的研究呢，夏禹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讲天道，是伏羲创制的。洛书讲地道，是夏禹创制的。夏禹受到洛水中大龟背甲图案的启发，创制了九宫格的版图思想，成为政统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理。各部族都能够获得一个地盘，最强的在中间具有征税的权利，那时候只是不叫税，叫贡献。这个原理就是四面八方拱卫中央，天下部族各得其所，各有利益地盘，周围部族向中央王权部族贡献一定的财富，接受中央王权的领导和保护。夏禹为天下主要部族划分了势力范围，就有了中国的九州，九州主要覆盖了当时的农耕地区，就是后来的“中原”。夏禹定九州、铸九鼎，建立起了金字塔结构的一统式社会治理模式。后来九州又与天上星空历法相匹配，衍生出了分野制度，这是在道统上的包装与合法化建构，以天道保障了地道。这就奠定了三代夏商周几千年的一个“生统”，进而依靠天道和强权升华为政统，进而再升华为道统，被大家共同认可，一再强化之后成为社会和民族共识，成为被广泛崇拜的信仰。这就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来历。什么中央啊、中原呀、尚中啊，包括中庸等古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过去在中华文明里居于核心地位的这种价值观，之所以被大家认可，它有着背后深刻的道理。

五个大阶段

好了，前面我们讲了一些时空坐标系，然后梳理一下大文明历史的框架方法论。我们谈一谈具体的，回望中国过去七八千年的历史，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划分为五个大的阶段，这五个大阶段是我个人划分的，当然也未未必能够得到大家都认同，这个不要紧，是我分析的一个大框架。

首先，我们说第一个大阶段，伏羲渔猎采集天下万邦时代。伏羲文明的时代是渔猎采集为主的社会，是一种温饱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生存状态。在伏羲时代之前还有个燧人氏的时代。燧人氏是火神，他可能是穿越冰川期的更早的一个时代。在冰川期结束之后，人类进入一个新的繁盛期，这个繁盛期应该开始于伏羲时代。所以伏羲被中国人尊奉为人文始祖，他是“百王先”，就是王中王。其实这些称号也暗含着一些信息量，就是在伏羲时代各部族林立，星罗棋布，在广袤的土地上各干各的，各生存各的，谁也不统治谁。伏羲的影响力只是在人文觉醒，也就是掌握知识的影响力。伏羲的知识很多了，古籍上有很多记载，当然有些呢可能是真的，有一些呢是附会到他身上的。不管怎么说，伏羲开启了古中华人文觉醒的一个新阶段，就是把人类的认知天道、地道的能力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知识、学问，指导人们的生活、生产状态更好、更舒适，繁衍生息更加旺盛。伏羲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又经过了神农氏时代向农耕文明转化。神农氏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农耕文明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的财富增加了，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或者说占有欲望或者说冲突矛盾也必然会增加。那么各部族之间的交汇融通、激荡冲突必然会更加剧烈。那么新的问题就产生了。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个大的阶段，炎黄农耕一统帝时代。广泛流传的故事如炎黄之间的大战，几次争斗，两大族团之间的争斗很激烈。还有黄帝和蚩尤族团之间的争斗。这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著名的几个大族团之间的争斗，可能还有很多小型的不著名的争斗。这说明当时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那么通过这些争斗冲突、融合整合，一个新时代开启了，就是炎黄时代。这个时代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建立的，它的标志就是一统的帝时代。这个一统是由黄帝和炎黄联盟共同完成的。我们传统的史书上都讲炎黄联盟，实际上是黄帝领导为主，整合了炎帝的部落，后来又收编了一部分蚩尤的部落，流放了一部分蚩尤的部落等等，最终黄帝一统天下，成为居各部族首领或者王以上的帝。黄帝拥有了统一全天下的权利和能力，这和伏羲时代是有区别的。伏羲时代是个王时代，各部族及各部族的王们相安无事。虽然伏羲是百王之先，但是更重要的影响力是知识文化的影响力。

所以黄帝统一天下之后，通过武力征伐统一天下之后，继续做了很多统一的事情，统一历法，统一交通工具，统一文字，统一官职。统一官职的意思就是统一社会治理的职能和方式，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大一统的血统论。我们现在都是炎黄子孙，为什么叫炎黄子孙？我们怎么不说自己是什么别的子孙？就是从这来的。炎黄革命是对社会的一次破旧立新，也是对社会的一次深度的重新格式化重置，确立了大一统的血统论。凡是归附到炎黄统治之下的都可以称为炎黄子孙。炎帝是姜姓，黄帝是姬姓，后来演变出来的很多种姓氏都可以统称为炎黄子孙，这就是血统论。以至于到后来古书上记载说，夏朝也是黄帝的后裔，商朝也是黄帝的后裔，周朝也是黄帝的后裔。其实我看未必是 DNA基因的这种直线传承，更多的是姓氏族团的血统论，承认归附在炎黄的统治之下，以后再分化出来的族团都可以打着炎黄的血统旗号。所以说，这是一个大阶段。

第三个阶段，夏商周礼乐农耕封建王时代。炎黄大时代之后，一路演进，到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夏商周，三代夏商周是中国古史系统里比较重要的阶段。按照孔子的说法，夏商周的礼乐文明类似、差不多，孔子认为夏商周之间尤其是礼乐文明差不多，他们的不同也就是个“损益而已”，就是增增减减。夏商周之间还是有着很多的共性，是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封建制，确立了分封建候制度，就是由高高在上的具有一统能力和地位的“王”或者“天子”，指定给个地盘，决定让谁去占领，由谁去在那个地方上繁衍生息，同时担负着对中央的承认、朝贡、捍卫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封建时代。这个时代大约兴起于公元前2000年的夏朝，一直到公元前200多年的战国时代末期，中间跨度将近2000年的时间，这个时代有共性，略有区别。

古书上说“夏人尚天，殷人尚鬼，周人尚德”，三朝略有区别。什么意思呢？夏朝人比较朴素，基本上按照天道规律来办事。到了商朝呢，由于它初期统治各部族的需要，对共同的祖先实行崇高祭祀来统一思想。到了后来泛滥成“淫祀”，就是过度的祭祀。殷商人凡事必卜，到后来每天要占卜好几次才能办事。所以“商人尚鬼”，这个“鬼”主要指的祖先，故去的人都称作鬼。“周人尚德”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周武王革命，周革了殷商的命，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与我们今天说的这五个大阶段相比，是一个中观时代，也很了不起的崭新时代。那么周人尚德是指的“天德流转、敬德保民”。周人统治天下的时候更多的是讲要有德。这个德不仅仅是个人私德和社会公德这么简单，它指的是要遵守天道来办事，按照天道运行规律来造福人民。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自然规律，来治理当时的社会。所以西周主张的这个“德”和“道”是相对的。中国有一个古籍《道德经》，道和德这两个词是匹配的，道是指天地之道，德是由天地之道发生的作用。所以，这与后来社会广义上所说的个人私德、社会公德不一样。夏商周大时代，到什么时候乱套了？到春秋战国乱套了，一乱就是几百年，社会重新整理，又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就是秦朝。

第四个大阶段，秦集权皇权的人时代。秦朝时间虽然很短，但是秦朝奠定的整个社会的基础却影响了中国2000年之久，也就是后人熟知的“百代皆行秦制”。这个阶段是什么呢？是集权的皇权时代。秦始皇自创了个名号，集合古代或者远古时代统治者的名号之大成，叫皇帝，比王还要大，比帝还要高，权力还要大。秦始皇开启了集权式的皇权的人时代，为什么称人时代？我们评价孔子，经常评价他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学问从王室垄断的境遇中解脱出来，通过他的努力推行到了民间，对于开启民智、发挥社会中下层众多人的主观能动性，起到了顺应历史潮流的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个人努力在历史大潮中璀璨夺目，这是孔子的伟大之处。但是即使没有孔子，也会有别的圣人产生，因为这背后是大历史潮流，这是一个持续在大时空里渐进的进程，“人”的时代来临了，民智的时代来临了，王族垄断知识和社会主观能动性智慧的时代被打破了。秦朝一方面确立了皇权的集权政统，同时它把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开展生产、改善生活这样的民间动力和能力释放了出来，更多地赋予了众多的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而不是只有一小撮统治者在发挥作用，更不是依赖什么鬼神在起作用。秦朝的确发生了“焚书坑儒”的大事件，但这并不否定秦朝顺应了历史大势发挥社会民众的动能的新局面。所以秦朝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的人的创造性劳动，创造性生产，创造性建设。皇权集权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000年，一直到近代随着清朝的没落衰败覆灭。这个时代结束了。

第五个大阶段，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启的现当代大时代，仍然在持续之中。

中国社会长时空视野下的治乱之道，古人讲过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讲过久乱必有大治，长治之后还会有大乱，这些言论是错误的、肤浅的，会陷入历史的循环周期论，也会陷入神秘主义论和宿命论，因为这些言论并没有揭示历史进程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只是描述了现象。用我提出的“三道四统一动能”的体系框架，我们再来具体探讨一下这五个大阶段，就会迎刃而解。

伏羲时代是天下万邦、各部族林立。伏羲是王中王，人文始祖。各个部族有靠山的、有靠水的、有靠采集的、有靠打渔的、有靠捕猎的、也有靠种地的，什么样都有，相地而居，以自治为主，小国寡民。老子说小国寡民，可能主要指的是伏羲时代，是农耕文明比较早的或者农耕文明之前的时代。那个时候的社会是文化影响力主导型的社会，也就是知识影响力主导的社会。重点解决了道统归一（天道之于人道），开启中华先民社会文明自觉。

当时各部族都有自己的道统，参差不齐，林林总总，或者说璀璨多样。那么伏羲重点通过他所掌握的具有优越地位的道统来大体上统一了当时的道统，主要是将天道转化到人道上来。比如我们熟知的《易经》，易经的学问创始于伏羲时代，还有婚姻制度也是伏羲创设的。在伏羲之前是走婚制，就是男女婚配根本没有确定的对象，晚上摸黑中谁和谁配上不一定。所以“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到了伏羲时代创设了“别婚姻”制度，不同族群之间有序的婚姻制度开启了，这都很重要。也有人说伏羲建立了昭穆制度，昭穆制度实际上也是一个分别制度，对于社会的分类治理和秩序的建立有重大贡献。伏羲开启了中华文明的自觉，文明很重要的就是自觉，自觉是什么呢？就是人认识到自己的作用，认识到自己的能力，然后对外界、对社会、对天地自然有认识，同时转化为知识的力量，这就是自觉。

伏羲氏、神农氏以及炎帝之后，黄帝时代来临。历史新旧交替之际，天下经历了持续、深刻、广泛地动荡、激荡之后，确立了大一统的新时代——炎黄时代。强权主导型社会。炎黄时代重点解决的是道统（历法归一），政统（万王归一），血统（万姓归一），生统变化不大（农耕生活继续）。伏羲之后是神农氏，也有人说神农氏就是炎帝，我认为可能没有那么简单。神农氏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到了后期可能多了个尊号为炎帝，而且炎帝也不是一个人，炎帝可能是一个族团的统治的共同的尊号，到了最后这一代炎帝与新兴的黄帝进行了争斗，败给了黄帝，然后两大族团进行了联盟，进行了整合。那么黄帝时代来临。刚才我们讲了在历史新旧交替之际，天下经历了持续的、深刻的、广泛的动荡，之后确立了大一统的新时代，就是炎黄时代，其实就是黄帝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强权主导型社会，强权来源于战争，是战争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是战争得了天下不可以战争来治理天下，强权做保障，社会变成了金字塔形的结构。黄帝又增加很多治理社会的创造性新方法。

所以炎黄时代重点解决的是比如说历法的归一性。在这之前，有各种各样的历法，有以大山纪历的，有以风纪历的。有物候历的，如看到候鸟飞来飞去作为季节变换的标志，看到一些鸟类、虫类的活动来判断一年的变化。还有以大树纪历，包括现在四川三星堆文明出土的一棵大青铜树，大树上面有10个青铜鸟，代表10个太阳轮流值班，1个太阳值一天班。还有别的很多历法。其中太阳纪历、月亮纪历、北斗星辰纪历是最权威的三套系统。黄帝统一了权威的历法，同时还统一了政统。道统主要是指历法归一，政统主要是万王归一，确立了他是帝的时代。各部族都不要称王称霸的了，都听黄帝的。所以万王归一，建立了社会统一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的社会秩序。关于血统归一，刚才我们讲了，最后都是炎黄子孙，听话的都是炎黄子孙，不听话的要么消灭，要么驱逐，剩下可能还有一些具有特殊地位的，还允许以自己的姓氏存在，但是天下大部分归入炎黄名下。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没人怀疑，因为五六千年前就确立了炎黄子孙的地位和传统。生统的变化不大，因为农耕文明在黄帝之前的神农氏时代已经开启了，黄帝时代是农耕文明发展到一定繁盛阶段才发生的社会革命。所以农耕的生活此后数千年大体不变。黄帝时代大概在什么时候呢？现在一些历史书上和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有的说距今大概5600年左右，我的认识可能距今6500年左右，因为这样的时空架构起来可能比较合理。如果距今5600年左右呢，有一些文明容量放不下，这个社会演进逻辑还存在矛盾之处。当然了，对于万年时空来讲，这个并不太重要了。总之中间有这么一个大时代，此后数千年变化不大。

夏商周三代重点解决的是政统归于王政，逐步把家国天下融为一体，实现道统、政统与血统的合一。我们熟知的中国古代社会最动荡的时代是春秋战国，实际上春秋战国不是第一个动荡的时代，当然也并不是最动荡的时代，只是我们有限的历史教科书上是这么讲的。我们传统的历史教科书上都是从西周开始写起，现在好多了，历史教科书也把夏朝甚至更久远的文明也写到里边，只是详细和粗略不同而已。所以在过去的一些印象里，感觉第一个动荡时代就是春秋战国。西周末期社会再次迎来历史性的时刻。其实春秋时代还不算动荡的时代，春秋充其量是动荡的前奏与铺垫，也或者说是西周王政体制的尾声。真正的动荡是战国时代，就是距今公元前500多年到公元前200多年，这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里，真正的动荡是战国时代。

为什么这样讲呢？战国时代体现了平等的、发散的、多元化的、剧烈的、深层次、多维度的社会激荡。为什么会发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战国动荡时代？是因为在春秋战国之前几千年的古中国社会中，建立了稳定的、庞大的、深入社会多层次多领域的道统、政统、血统及农耕兼有渔猎生态的社会治理模式。而这种模式极其有效，因此稳定且长久。但当这种社会治理模式被历史前进演化的规律所打破时，那么这个打破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剧烈的、消解分散的、新生混沌的、优化重组的、反复筛选的过程。也正是经历了漫长的几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动荡，社会才逐步再次确立了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即秦制，奠定了中国社会“百代行秦制”的稳定的、长久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经过损益又持续了近2000年之久。秦制重点解决了道统（天道继续向人道转移，天道损而人道兴）和政统（社会权力进一步向顶层集中），血统和生统变化不大。

春秋时代的社会金字塔结构还能勉强维持，也有大诸侯小诸侯之别。到战国时代，哪有什么大小之分，大大小小诸侯谁都不服谁的气。人也是这样，游侠也好，文士也好，凭着自己的本事满天下跑，推销自己的治国理政主张和方法。所以战国时代是从社会层面、从政治单元体方面以及从社会的人的方面，跟过去相比体现了平等的、发散的、多元化的，而且是剧烈、深层、多维度的社会动荡。这个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颠覆的，矛盾解决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讲战国七雄谁也打不过谁，长时间的争斗，难道尽快打完了不就完了吗？还有诸子百家，你方唱罢我登场，都觉得自己的本事强大，抓紧比出高低上下不就行了吗？其实这背后是深刻的社会运行规律，要经过长期的优化重组、选择试验，必须要经历这么复杂的过程，才能够识别出来，优选出来，建立统治地位。几百年动荡之后逐步地再次确立了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那就是秦制。

秦朝时间太短，秦制虽然创设出来了，但是没站稳脚。汉代取代秦朝，而汉朝实际上基本照单全收了秦制。虽然汉朝反对暴秦推翻了暴秦，西汉建立初期休养生息，与民休息。但是大的基础社会设施、社会制度、社会运行方式，基本上照搬了秦制。所以秦汉之制此后2000年中国的社会只是在这个模式上进行修修补补，增增减减，用孔子的话讲“损益而已”。

那么秦制为什么横空出世，具有这么强大的地位呢？是因为它重点解决了道统和政统，跟前面伏羲时代和炎黄时代有区别。那么它的道统是促进天道继续向人道转移，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运转中更加明显，更加起作用。不是简单的靠天吃饭了，不是简单屈从于天地宇宙自然运行的规律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强了，也就是天道日损而人道日新这么一个过程。天道日损实际上天道并没有损害，是它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下降了。

那么政统呢？是指的社会权力和利益进一步向顶层集中，大一统的时代集权化越来越严。秦朝的时候还有相国、廷尉这样的职能。汉朝还有丞相。到唐朝宰相的功能就开始下降，到宋朝宰相都没座位了。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之后，开朝会，文武大臣都来了。宰相按照过去习惯上朝开会有固定的座位，以示尊重，但是这次找座位找凳子却找不见了。这次宰相找找不着座位，屁股后面没坐的了，皇帝也不吭气，等同默认了现状。第一天没座位，第二天没有，第三天没有，以后都没座位了，宋朝宰相的地位更加下降了。到明朝，朱元璋更是权力进一步上收。明初的“蓝玉案”就是一次君权和相权的斗争，这是一个趋势，后来干脆没宰相这个官职了。当然中间还有演变的其他的一些趋势，但是血统和生统变化不大，仍然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兼有其他的一些生态。清朝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架空六部大臣，皇权进一步上收，重大裁决皆出自皇帝一人。

秦汉以后2000多年的阶段里，比较大的一次社会变动就是400年之久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所谓的“五胡乱中华”。这个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一次比较大的动荡时代，它的重点还是在天道、地道影响下的南北方两种不同的生态范围内的族群之间的冲突，是深度冲突。北方族群已经深入到了黄河甚至黄河南岸，这样广大的区域内草原游牧民族和原有的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进行了深度的碰撞和深度的交融，这个社会进程大体上属于血统范筹。但总体上2000年里“四统”没有本质性的变化。

在漫长的近万年中华文明时空里，经历了五个大阶段，“中国”的地理疆域总体上呈扩大趋势，人口呈增长趋势。中华文明成功地以道统和政统持续地统率、整合、融汇了更大范围和多元化的血统和生统。终究形成了西达帕米尔高原、南至喜马拉雅山脉、东到大海、北到大漠的幅员辽阔而又具有内在认同性和凝聚力的文明体。相比世界上其他曾经幅员辽阔盛极一时的古代乃至近现代的国家政权，中华文明无疑具有强大的包容和统御能力，没有因辽阔多元而散架或崩溃。这期间，中华文明的天道、地道、人道也在持续地生发化育。

我们概括地把七八千年的中华文明时空划分为五个大的阶段，这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些具体的过程。

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赵奎先生在网上公益讲座的录音整理。

（完）

文中图片除作者自绘制外都引用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