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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访谈:以业余状态写作

  今天想说一说科学。这并非是因为我打算改行,去献身祖国的科学事业了。完全是因为最近看到的一则报道,以及个人的一次遭遇。

    一则报道说,被闹钟惊醒相当于醉酒,会增加患病的风险,而让阳光代替闹钟叫早,更科学。我就是经常被闹钟叫醒的,很显然,我的生活不太“科学”。

    一次遭遇是,前段时间去医院,医生开了多项检查项目。有些项目我看得懂,有些项目我认识上面的汉字和英文,什么意思,完全不知道。于是,我就面临了一种哈姆雷特式的选择:检还是不检,这是个问题。

    这种选择,相信很多人都会碰到。检,总疑心医院过度诊疗,开些“鸡肋”项目,好让人乖乖地递上钞票;不检,又会担心几率、风险、可能性等等,毕竟这些知识一般人不掌握,信息不对称嘛。

    毫无疑问,科学对于现代人,已不是实验室里的遥远事物,我们的日常生活无时无刻不充斥着科学的话语,聆听着科学话语的教导。

    一个不易察觉的观念是,科学话语被等同于正确,科学判断被等同于真理。科学可能正在成为一门宗教,成为现代社会的压倒性的意识形态,成为日常判断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成为社会生活中具有统治效力的公共权威。

    科学意味着对,科学意味着安全,科学意味着健康……现代人被这样的认知观念所形塑。即使是一种知识或学科本身,除非“科学化”,否则好像就无法取得合法性地位,比如经济学的科学化,哲学的科学化,精神病学的科学化等等。

    相比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对科学的反思,特别是基于普通人立场的反思,其实是不够的。如果科学可以覆盖社会,覆盖生活,那么它完全有可能覆盖人。而科学绝不应位于人之上,科学绝不应矮化人、渺小化人。

    需要破除对科学的迷信。科学精神是理性精神,科学不是批判与反思的禁区,若如此,那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或理性精神。

    基于普通人立场的反思,需要警惕“规律的统治”,尤其需要警惕科学变成以真理名义宰制个人生活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权力与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没什么两样。    文/刘敏

    主编 刘敏

    格非访谈

    科学到底是什么

    译见

    中国需要新平民主义

    专栏

    阅读武汉

    读书会

    1987年,23岁的格非以先锋小说《迷舟》成名。现在,先锋作家回归到传统叙事。他延续8年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经修订后,于今年4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结集出版,在图书市场再引热潮。

    “江南三部曲”以辛亥革命、上世纪50年代和当代为背景,写了三代知识分子通过政治、革命、运动、经济等手段构建他们心中的理想国,寻找他们心目中的桃花源。令人深思的是,三代知识分子都是“失败者”,而作为乌托邦象征的花家舍,到第三部,更沦落成有钱人的销金窟。

    11月4日至18日,格非应邀来华中科技大学担任驻校作家。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请他解读他笔下的桃花源,他的文化关怀,及文学的意义。

    记者翟晓林

  

 
 

  格非做客华中科技大学作题为“民间故事与现代小说”的人文讲座。

每个人都应是悲观主义者 

  读+:“江南三部曲”中有3个爱情故事、3个女主人公都是悲剧结尾。你是悲观主义者吗?

    格非:我可能有点悲观,但不是悲观主义或宿命论。我最反感廉价的希望,描述希望的时候可能比较谨慎。

    但从根本上来讲,每个人都应该是悲观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不管你怎么挣扎,都会一样。那些成功者、有钱人,下场肯定比穷人更惨。

    明代的吕坤说过一句名言,社会对穷人不公道,但是在临走的一刹那,穷人是很愉快的,因为他累了一辈子,把孩子养大了,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他巴不得休息,所以去世的时候,他的恐惧要少得多。而一个有钱人,他的享受还没有完,会想尽一切办法延续这个过程,根本不情愿走,这个很悲惨。

    接不接受作为人的规定性,能够反衬我们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真正的乐观主义,是需要悲观主义来做底子、做依托的。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个悲观,就开始乐观,那你是傻乐呀。

    读+:《人面桃花》中,秀米的禁语誓令人深思,她为什么后来不能说话了?

    格非:你要真的考虑说话的必要性,就会发现可以说的话是很少的,我们说的大部分话都是废话。禁语还因为她的内心处在非常深刻的矛盾之中。她是一个乡村少女,本来有安宁生活的可能,但在成年的过程中,恰好跟革命的轨迹合拍了。

    革命话语是非常强大的,必然会涉及到与个体、个人趣味和根深蒂固的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再加上她的孩子被打死,一直到她后来的各种变化,她采取这样一个既悲观又落寞,同时又带有复杂心理纠结的状况,我觉得是合理的。

    读+:三部曲写完,你是不是仍然最偏爱《山河入梦》里的姚佩佩?为什么?

    格非:我并不避讳,我特别喜欢姚佩佩,确实是浸透了个人感情在当中。我把某种真实的、对生活感受性的东西,放在了姚佩佩的身上。

    她有很多从小的经历跟我是一样的,写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同身受。在童年被迫过早地了解到社会的真相,在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进入成人的世界,你会被迫思考家庭、成分、历史问题,变得一惊一乍,随时随地考虑你是不是安全、自在,考虑你跟社会的关系,也有很多的屈辱。

    读+:《春尽江南》的主人公家玉复杂得多,在社会上更加如鱼得水,似乎也不是那么美好,但她的死让人感觉悲凉。你爱不爱这个主人公?她除了死之外有没有别的出路?

    格非:当然爱。对于大众来说,我觉得实际上没有出路。

    我们都知道人会死,但故意不去思考,这个社会的文化也不太让你去思考。它会从反面、比如说引诱你从“是不是幸福”这些方面来考虑问题。人随时会死,但是像《红楼梦》中说的“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到无路可走时才会来思考。

    我希望通过庞家玉的死,使她能作为当初的李秀蓉,再度回到谭端午身边。她之前并不是没有思考、没有意识的,只不过是社会的惯性太大,我们每个人都受制于这个惯性。往医院的病床上一躺,这个社会不理你了,你独自面对死亡时,生活才会变得更真实。人当然就会反省,会想是不是值得,这么多年想完成的事有没有完成,情感有没有地方可以寄托。对家玉,我也觉得非常伤感,我这么写,也是希望她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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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乐观主义,是需要悲观主义来做底子、做依托的。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个悲观,就开始乐观,那你是傻乐呀。
 
被消解的乌托邦

 
 
 

    读+:你认为自己算不算擅长描写女性?在描写她们时,是有清晰的原型还是本来就比较模糊?

    格非:很多人不知道这当中有一个秘密:其实每个男性身上都有女性的特征,反过来说,每个女性身上也有男性的特征。男女双方无非是镜子当中的彼此。关键问题是对人的了解、对自己的了解。心理状态男女是一样的。林黛玉,我经常把她看成一个男人,她身上有很多君子的品格。我想,曹雪芹也不是单纯把她写成女人。

    读+:桃花源、大同社会的意象贯穿了“江南三部曲”。你是不是有一种乌托邦情怀,但最后又反而证明了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

    格非:推翻清政府也好,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好,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改革,90年代改革速度加快,都是为了建立理想社会。但到今天,乌托邦已经被部分有钱人消费掉了,建个楼盘都可以叫“乌托邦”,然后去想象一个纸醉金迷的世界,搞一些小资文化作为装点。我后来对这个概念产生了很大的反感。所以“乌托邦”最后是被消解掉了。

    我不太愿意给读者勾勒一个廉价的理想蓝图,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个理想,没有办法说服你的读者。

    读+:“江南三部曲”里有很多悬念,比如张季元第一次出场时身份的不明确,秀米父亲的出走,他收藏的那件古物等等,很多线索到后面无迹可循。是不是有意在书中设置一些谜题给读者?

    格非:难道你感兴趣的所有东西都能得到解释吗?不是。为什么在小说中所有东西都需要解答?你看到的不过是某个局部,比如他手里刚好拿了那么个东西,你看到了,记述下来。他出走了,走到哪儿去,我也不知道。如果你所有东西都要知道、都要用上,那是传统现实主义、古典主义的写法,今天写小说已经抛弃了这种写法,而我认为这个抛弃是对的。

    读+:三部曲里哪部销量最高?对销量这件事怎么看?纯文学在市场上有没有一定活路?

    格非:三部曲里面《春尽江南》短期销量最高,第一年差不多卖了七八万册,我觉得很好了。今天的中国,很多作家的书印得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我并不觉得开卷有益。很多人就是读坏书读傻掉了。

    过去书籍出版非常难。上世纪50年代,出版者从出版过程获得的利润是3-4%,跟做慈善是没什么区别的。你要接续文化传承,就选择出书。今天书籍的利润率达到15%以后,赶上房地产了,就会有大量资本进入。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神秘化,背后都是资本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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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愿意给读者勾勒一个廉价的理想蓝图,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个理想,没有办法说服你的读者。
 
 抛弃功利,以业余状态写作

 
 
 

    读+:你对小说这种形式曾表示悲观,但最终仍然拿起了笔,为什么?

    格非: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也大面积地市场化。社会突然出现一种恐慌,很多作家开始改行。当时在深圳开了一次会,去了50多个作家,会上讨论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作家将来会不会饿死。

    很多非常有才华的朋友,原来做批评、做编辑、做作家,纷纷不干了、不写了,做生意去了。很多杂志社出现问题。出版社在炒作一个作品的时候不再依据文学价值。评奖、激励机制也商业化,而且不依据真实的情况作出判断。商业文化、普通的消费文化刚兴起的时候,这个力量非常强大,什么书都可以出,什么事都可以做。你作为一个作家,跻身其中会觉得脸红。

    既然那么多人在写作,我也没有特别好的想法,为什么要硬逼着自己去写呢?再一个,我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没想清楚,会觉得非常悲观。它跟文学是有关系的,不想清楚,写作不会有动力。重新拿起笔来,意味着我阶段性地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

    读+:这正是我想问的,改革开放对文学、文化、作家,更具体一点,对你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格非:当社会变到一定的阶段,你会觉得:没什么了不得的。再怎么着文学还是要持续下去。商品化的时代在西方持续了那么多年,依然有那么伟大的作家不断涌现。古代的作家们也从来没有商业稿费,甚至很多人在世时默默无闻。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写作呢?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

    现代文学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持续了200年的东西,我把市场化看得很轻微,它对我来说构不成伤害了。过去大学里头没有文学系的说法,作家完全属于业余爱好。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采取一个业余状态的写作呢?完全抛弃功利。这样一来,你心里就安定了。心里只有安定下来,才会有智慧。

    读+:这让人想到《春尽江南》里的谭端午,他好像是个“自清者”,维持了自己对文学的爱好,尽管活得有一点窝囊。这是不是也是你选择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的生存方式——不那么妥协?

    格非:对。他既是消极的,同时也是激进的,在根本上是激进的。他不合作,跟这个社会的主流疏离。资本主义社会唯一的奥妙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必须经过流通。流通中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劳动力市场,我把你买入,你帮我劳动;第二个是我把我生产的东西再卖给你。西方有一个说法:你要彻底抵抗这个东西,通过罢工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自身作为劳动者,也在这个逻辑当中。只有不劳动,不消费,才是真正的反抗。我觉得这是最大限度的跟社会疏离。

    有一个读者跟我说,社会上要做端午这样的人很不容易,不是随随便便你就能做到的。他说得对。

    读+:所以这个人物身上也寄托了你自身的很多想法?

    格非: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人。我的很多朋友,自动放弃了副教授、教授到博导这样一个升职的过程,他可以有资格,但他不要。然后他保持着最低限的劳动,保持着最低限的消费,从整个社会对他的强迫性的话语里面摆脱出来。这是很睿智的。

    你要去做官,做生意人,这个逻辑会对你控制得越来越严。只要跟它合作,它就会把你抓住。当然你说你要完全不合作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吃的、你不能生存下去当然不可能。那么你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交换,就是我要这么一点点,我可以腾出大部分精力来做我愿意做的事。这也是明代张潮说的,先要“闲人之所忙”,才能“忙人之所闲”,最后去忙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的很多朋友,自动放弃了副教授、教授到博导的升职过程。他保持着最低限的劳动和消费,从整个社会对他的强迫性的话语里面摆脱出来。这是很睿智的。

   碎片化生存,出大师很难

 
 
 

    读+:文学总是在矫正社会流行,《春尽江南》中,你是不是也想这样做?

    格非:对。文学对社会有某种矫正的力量。但这个矫正不是通过法律、代表大会、通过重要的历史事件直接去改变。因为市场的逻辑是无孔不入的,在过程中去解决它,解决不掉,只有从伦理上来了解自身的处境才行。文学是间接的,它可能直接作用于你的思想,能够导致你的行为,能够改变你的人。所以文学既是无用的,同时也是用处极大的。

    读+:上世纪80年代,文史哲是显学,现在没落了,你有没有切身的感受?

    格非:上世纪80年代它也不是显学,我们考大学的时候,就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那个时候对文科的轻视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没有今天这么突出。文学从根本上来讲没有什么没落不没落,放到几千年文明史中去看,它始终是若有若无,不是特别重要,也不是特别不重要。有时候两三百年没有好作品,有时候又会出现好几部。没落或正要死掉的可能是现代文学,不是文学。文学不会死。

    读+:这又引出一个问题:中国当代缺少大师。有外国记者说:“中国正在进行着巨大的社会大转型,社会非常复杂而精彩,但为何中国还没有出现狄更斯、司汤达式的伟大作家?”

    格非:出大师有非常多的条件。现代文学,从18世纪开始、19世纪开始普遍,社会的物欲横流,功利性因素高涨,导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个人主义质疑的过程。那个年代,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这些大作家,都不同程度地质疑社会的知识、法律、政治安排、人的情感状态。而且他们又处在文学特别重要的年代。当时的传媒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大家还依赖文学去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依赖于文学提供情感回报的作用,我们把它称为粘合剂,它取代宗教,能给人带来安慰——这些条件在19世纪都具备。

    我们今天仅仅具备一个条件,就是社会的丰富。但是另外方面的条件严重缺乏。比如公众对于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小,对文学的情感基本上也谈不上。我们想要了解这个社会的状况,有大学,有媒体,很多原来由文学承担的工作,现在分到了其他领域,文学变成非常次要的一个东西。出大师很难。

    另外,所谓的大师,他的成长也需要一个过程。今天小孩从小就在考试,那么多年没有精力和余力来阅读广泛的作品。这个社会对人的规训越来越严格,空余时间都被资本占据。这种碎片化的生存怎么可能出现大师?

    读+:网络写作使得谁都有可能成为作家。新一代作家有让你看好的吗?

    格非:网络本来是我们寄予极大希望的载体,觉得大家可以更自由、更不计功利地通过网络传播,能打破现在这种文学功利化。但情况跟我所希望的相反,网络商业化的过程,远远超出了纸媒。它发明了很多付费,尤其它的传播跟纸媒结合在一体,把网络作为宣传平台来推销你的图书。这个过程,网络又让人觉得很悲哀。我没有特别观照网络小说。网络小说、纸媒小说都可能是好小说,关键是得写好。

    文学从根本上来讲没有什么没落不没落,放到几千年文明史中去看,它始终是若有若无。但文学不会死。

详情请看:http://cjmp.cnhan.com/cjrb/html/2012-11/20/content_50887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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