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读《隋唐嘉话》，深为刘餗零散的记载所感动。有一段对话发人深思，“褚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闻彼一字，直钱五万，官岂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欧阳询写字“不择纸笔”，存在可能性，但话说得有点“大”，并非绝对，若非手笔“调和”，万难做到。这种枉顾客观实际的豪言，有误导之嫌。北宋陈槱则就有不同看法，他说：“余谓工不利器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择而佳，要非通论。”看来无条件地“不择纸笔”，并不能成为通行的道理。清代的杨宾坚持择笔，他说：“书与佳与不佳，笔居其半”，强调有些笔可能是别人弃之不用的，然而对另一个人来说正适合自己，“就吾而论，秃为上，新次之，破又次之，水又次之，羊毫为下。”选择必然牵扯标准，并非新笔就好，关键是得心应手。这是一个人书写风格对纸笔的要求。
汉字书写的宣纸毛笔，是书法艺术的工具奇葩。蔡邕“惟笔软则奇怪生焉”，道出了毛笔变化无穷的柔软性。书法点画的力感、曲直、气韵、律动、节奏，皆源于笔锋的柔性。清代刘熙载说得也比较合乎逻辑。他认为：“盖能柔能刚之谓软，非有柔无刚之谓软也。”刚中带柔，柔中带刚，刚柔相济，以柔克刚，不仅能够产生变化，而且能够检验一个人的意志和耐心。润泽、柔质的独特宣纸，不仅能够助推点画的变数，而且能够墨分五色，活化点画的可变肌理。汉字书写演变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纸笔，但纸笔的作用不可小觑，离开纸笔谈书写，有失公允。
就拿毛笔来说，它的类型相当复杂。古往今来，聪明智慧的制笔工匠，可以说穷尽世间兽类毫发，充当材料，试作笔锋，鼠须、狼毫、猪鬃坚挺，羊、鸟、胎毫柔软，羊毫长，鸡毫短。制笔工艺经过数千年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笔杆材料的选择余地很大。眼下，市面上的毛笔，不仅有长锋短锋、软毫硬毫，而且笔头有粗有细、有大有小，既可以写宽硕的大字，也可写蝇头小楷。如此复杂的情况，即使技艺非凡、能力高超，一个“不择”，恐怕也不能解决汉字书写的所有问题。试想，一个功底深厚、书写灵感超群、书写精力旺盛的人，加上一支顺手的优质毛笔，一张驾轻就熟的优良宣纸，写出的汉字总比随便取一张纸和一支笔，效果要好吧。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老夫子的话，颠覆不破的真理，用于任何领域都正确无比。所以，宋代朱长文针对汉字书写的器具笔墨纸砚与书写的关系说：“欲善其事而不利其器，鲜能造其精妙。”朱长文的思想具有普遍意义。对于一个合格的书写者来说，储备一付精良的书写工具，非常明智。历史上很多书法家对毛笔的要求都有自己的偏好。据说汉代萧何善用秃笔，锋颖磨光之后用着更顺手。萧子云到处收集婴儿的胎发，精心做成毛笔，软软的、滑滑的，用起来心手双畅。王羲之的鼠须笔，用的是八九月份崇山绝仞中的兔子毛做成的，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腰健。《兰亭集序》流畅的韵律，生动的笔姿，就是鼠须笔的绝妙风采。白居易用鹿毫笔，蔡君谟用鼬尾笔，苏东坡用鸡毫笔。事实上，选择是相当普遍的。
其实，书写者选择毛笔的原因，我想应该有个与纸配合的问题。笔锋有长短、软硬，宣纸有厚薄、涩滑。硬毫笔放在表面光滑、吃水性极差的纸上，硬对硬，互相较劲，书写效果可想而知。王羲之有句名言：“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虚实强弱互补，方能写出好字。硬锋，弹性大，需要用力往下按；软锋，弹性弱，必须用力往上提，点画才能刚劲有力，力透纸背。当然，软和硬互相矛盾，刚与柔相互对立。只有功夫深厚的驾驭者，才能化刚为柔，或化柔为刚。清代有个画家叫松年，他深有体会地说：“善书家，刚笔能用使柔，柔笔能用使刚，始为上品。”《翰林要决》的作者、元代陈绎曾说：“初学须用佳纸，令后不怯；须用恶笔，令后不择笔。”他从心理学的角度阐明了择与不择纸的道理。的确如此，初学写字的人，担心好纸浪费，舍不得用，久而久之，对好纸的性能不掌握，对往后的书写必然产生影响。同时，又怕毛笔不顺手，往往选择比较好的笔。这种心理是初学者的通病。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既然下决心学习书法，就不要瞻前顾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选择好笔好纸，方能练出好的基本功。繁杂的记载，令人眼花缭乱。一句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唐昭宗时期的冯执有本《云仙杂记》，记有“养笔以硫黄酒舒其毫；养纸以芙蓉粉借其色；养砚以文绫蓋，贵乎隔尘；养墨以豹皮囊，贵乎远湿；逢溪子遵之。”苏东坡《仇池笔记》：“王晋卿造墨用黄金、丹砂，墨成，价与金等。”假如说不在乎书写工具材料的优劣，古人花那么多精力维护“文房四宝”、用那么贵重的物质制造书写材料干什么？《渑水燕谈录》是宋人王癖之的名记，《事志》有一段记载：“南唐后主留心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天下之冠。”“天下之冠”除了彰显李煜的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体现书写工具材料的品质。宋明时期，很多书写者自做笔墨。比如，何薳的《春渚纪闻》，多处记载制墨的经验和巧门。清代蒋骥说：“善书者必用重料好毫，使毫尽食墨，按下运行而毫端聚墨最浓处注在画中，乃得中锋之道。”所谓的“重料、好毫”，讲究的是质量，性能好的工具材料，使用起来必然舒心。有一定书写经验的人都明白，如果具备一支长短适中、粗细得体、刚柔相济的毛笔，再加上一张质地优良的宣纸，一定能写出让自己心仪的作品来。像周汝昌说的那样：书家得佳笔，如勇士得宝剑，意气备增，神采更出。
妙笔生花，纯墨焕彩。古人之所以把汉字书写的工具材料冠之“文房四宝”，并非无稽之谈，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所谓“技进乎道”、“神乎其技”，都与“神器”、“灵器”有关。历史上的“江郞才尽”，说明笔的重要性，是智慧灵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忽视书写工具材料的重要作用，过分强调书写技能，是极为不恰当的。汉字书写的独特性，表现为一次性不能重复，一笔下去好劣皆然，如果缺乏满意顺手的工具遗憾的事经常发生，即使你技能再高也不能保证，一点一画随心所欲，总是受到工具材料的制约。高技能的书写者重视和体验书写工具材料的性能，摸索人与笔的最佳结合点，是汉字书写的重要前提。不可否认，书法技能高超的书写者，使用比较差的毛笔，也能够写出不错的字。这个“不错”建立在技能比你差的人那里，而不能证明你自己的水平是否发挥到极致。原因非常简单，使用不吸墨的元书纸书写草书，点画的生动、枯润很难保证。假如用羊毫临摹王羲之《兰亭序》恐怕也写不出古风悠悠、飘逸俊秀的魏晋风度。事实说明，了解掌握工具材料的性能，选择一支属于自己的毛笔，临摹和书写肯定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不仅能够心手双畅，也能事半功倍。
然而，话又说回来，重视工具材料的作用，不等于完全依赖工具材料，随便放弃对技能的训练。这是问题的另一面，同样不可偏废。道理也不复杂，一流的书写工具必须伴随着一流的书写技能，两者配合得天衣无缝，才能达到书写的最佳效果。有些人过分夸大工具材料的作用，忘记了书写者的最终决定因素，盲目改变和选择书写工具。比如，有的人用拖把拖字，有人用饭勺写字，还有手指书写的。这些都脱离了书法的本体要求，变成杂耍了。比如，陈献章的“茅龙书”就值得推敲。据明代张翊《白沙先生行状》记载：“公甫能作古人数家字，束茅代笔，晚年专用，遂自成一家，时呼为茅笔字。得其片纸，藏之以为家宝。交南人购之，每一幅易绢数匹。”似乎夸大其词，一是什么茅束扎为笔交待不清，二是陈献章的《自书诗卷》墨迹，斑剥破碎，残枝断干，鼓努为力，境界非常低级。谓之创新实属牵强附会，如果不是陈献章诗文脱略凡近，他的“茅龙书”不值得一提。清朝“八怪”之一的金农，据说喜欢把笔头剪齐，书写隶书，谓之“漆书”。他留下的墨迹不少，充其量也就是“美术字”，装饰效果大于书写性，横扫略显提按，传统笔法不见毫端，新是新，但没有了书法点画流动的意味。生硬的安排和图式，有何艺术可言。一时开开心可以，作为创造就不足取了。这种一味讲究工具，而忽视技能的现象，也是死一路。
高超的技能，然后加上优良的工具，取得书写个性上的突破，应该是十分难得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精品力作，大都是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怀素的《自序帖》，杨凝式的《韭花帖》，苏东坡的《寒食帖》，莫不如此。对一个合格的书写者来说，技能和工具都很重要，缺一不可，那种技高一筹就主张“不择纸笔”的想法不可取，片面强调工具的特殊作用同样不可效仿。做一名优秀的书写者，写出高格调的书法，二者不可偏废。
2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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