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的哥哥宋哲宗24岁突然死亡，而且连子嗣也没有，就该轮到他的兄弟们了。其嫡母向太后要立端王，别说当时端王还算讨人喜欢，端王就是像晋惠帝一样是一个白痴，也照样会成为我们帝国的元首。
3、轻佻的政策
儒家道统之所以能在宋朝集大成，不是没有一点现实根据的：北宋曾经出过所谓“明君”，比如宋徽宗赵佶的曾祖父宋仁宗赵祯就可以算一个。
楞头青苏辙在考试策论中以道听途说抨击赵祯“后宫荒淫”，但按当时的标准这并不是事实，身边重臣都愤愤不平，赵祯不但没有处罚苏辙，还给他官做。
四川有位老秀才，写诗劝说四川长官关闭夔门独立，按说这应该是杀头的谋逆罪，赵祯却能宽厚地说老秀才只是想当官而已，给他一个小官罢了。
据说赵祯去世后，就连叫花子都到宫门口为他烧纸钱，黑烟笼罩了半个汴京城。
自视甚高的乾隆皇帝在几百个中国皇帝中只看得起三位，除了他的爷爷康熙，其实只有两位：一位是唐太宗李世民，另一位就是宋仁宗赵祯。
赵佶的父亲宋神宗赵顼，20岁继位就立志富国强兵，起用王安石变法，至少其初衷是值得尊敬的，他36岁就为国事操劳心力交瘁而死。
然而，人治的问题是看什么样的人当皇帝：赵祯有赵祯的当法，赵顼有赵顼的当法，赵佶也完全有赵佶的当法，虽与儒家的“内圣外王”理想南辕北辙，帝国臣民也没有任何政治程序可以选择或改变。
北宋从王安石变法到司马光废法，整个就朝廷陷入了分裂。从“元丰”到“元祐”，从“元祐”到“绍圣”，从“绍圣”到“元符”，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加上后来再也没有像王安石和司马光这种具有伟大人格的政治大佬，朝廷政治道德便开始无底线滑落，从政治理念之争堕落到意气之争，最终完全成为人事与利益之争。
在这种“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政治拉锯中，有一个新品种终于百炼成钢，那就是因小说《水浒传》而家喻户晓的投机派蔡京。
宋徽宗亲政前，是向太后短暂垂帘的“元符”时期。宋徽宗亲政后，曾经把年号改为“靖中建国”。皇帝的年号就是政治口号，“靖中建国”的意思就是想结束宋神宗以来的“党争”，把朝廷思想统一到国家建设上来，有的历史学家据此认为宋徽宗曾经“有所作为”。
然而，“靖中建国”这个政治口号刚喊了不到一年，宋徽宗又轻佻地改为“崇宁”了——“宁”代表其父宋神宗和王安石“熙宁”年间的改革，“崇”自然是推崇与崇尚。据说其中有这样一个原因：时任宰相韩忠彦，其父是宋神宗时期的名相韩琦，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起居郎邓洵武，其父则是追随变法的邓绾，就是那个“笑骂任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邓洵武对宋徽宗说，韩忠彦都能继承其父遗志，废除了先帝的法度，皇上更应该继承父兄遗志，把父兄法度恢复过来——邓洵武还说，皇上假如要继承父兄遗志，就非用蔡京不可。
于是，宋徽宗不但把年号“靖中建国”改为“崇宁”，还从杭州把闲置的蔡京召回朝廷，很快委以第一宰相——从此北宋王朝的政治局面开始变得面目全非。
苏东坡的遭遇可以视为宋徽宗轻佻政策的一个标本。
北宋是宋神宗与宋哲宗两个男人坚持变法，宣仁太后与向太后两个女人反对变法。向太后垂帘听政的“元符”时期，苏东坡从海南儋州遇赦北归，说过“端王轻佻”的宰相章惇则被贬岭南反向而行，章惇之子章援是苏东坡学生，曾写信希望苏东坡回到朝廷之后，能够放过自己年迈的父亲，“靖中建国”时期，如果苏东坡还没有去世，应该也是朝廷彰明的倚重对象；然而，进入“崇宁”时期，宋徽宗却亲自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焚毁苏东坡与黄庭坚的诗文，如果发现私下刻印者要治以重罪。
蔡京是以“改革派”名头被召回朝廷的。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作为年轻进士的蔡京自然迎着潮流追随变法，然而司马光上台后，蔡京就变成没有政治操守的投机者了。司马光拍脑袋要求官员们五日之内全部废除王安石新法，就在大家都感到时间太急、一筹莫展的时候，作为帝都首长的蔡京果然五日内就在开封府范围全部废掉了王安石新法。蔡京为此受到司马光的高度赞赏：“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在残酷的政治倾轧中历练出来，蔡京已成为政治高手。
西哲有云：“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深谙此理的蔡京为了让全国对其把持的朝廷为所欲为保持沉默，采取了一个极有创意的政治手法：他搞了一个“上纲上线”的“元祐党人碑”，把政治异己的名字刻于碑上，第一批列入98人，然后逐渐扩大到309人，几乎把他认为有点影响的政敌或潜在政敌都一网打尽；“元祐党人碑”的入选范围原是划定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东坡等反对变法的所谓“保守派”，然而，蔡京后来却把“变法派”大将章惇、曾布、陆佃(陆游祖父)等人也包罗进来，其中曾布曾是蔡京任第二宰相时的第一宰相——这就完全是为了制造恐怖政治指鹿为马了。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高压，蔡京还亲自手书“元祐党人碑”中的309个名字，他不但把此碑立于朝堂端礼门前，还要求全国地方政府复制此碑以“扬恶”。
经过一番政治经营，蔡京的势力已经坐大，他的门生故吏遍布朝廷，加上宋徽宗的亲近小厮高俅、童贯也成长起来各领利益集团，至此，所谓“水浒六贼”结成一体把持朝政的政治局面终于形成。
4、任性的享受
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上台时国库空空如也，然而，经过他和王安石一番改革之后，到他儿子宋徽宗赵佶登基时，国库已经有5000多万缗结余；蔡京刚登上相位就向宋徽宗进言：这5000多万缗钱足以用来“体面、快乐”地生活了——于是，宋徽宗和他的“六贼”利益集团开始分享宋神宗的改革成果。
据《鹤林玉露》记载，蔡京破败之后，他的一个婢女流落民间，自称是蔡京家厨子，于是被达官贵人争相聘请，企图吃上宰相家宴；然而，叫婢女做菜，婢女说做不来，说自己只是做包子的，那就做包子吧，蔡京家的蟹黄包子早已令人垂涎，但婢女还是说做不来，说自己是做包子馅的，那就做包子馅吧，婢女还是说做不来，因为她在蔡京厨房中的工作只是负责切蟹黄包子馅里所需的葱丝。
蔡京都能过上如此品位的生活，宋徽宗的生活品位当然更高。
蔡京从《易经》里发展出一个“丰亨豫大”的消费理念，其核心意思是太平盛世，皇帝就应该有天子气派，公款吃喝，纵情享乐，否则就寒酸小气，与太平盛世不相称。蔡京还对《周易》中的“唯王不会”一句话做出皇帝消费用不着“会计”的全新解释——这就从理论上掀起徽宗一朝的奢侈享乐之风。
今天中学课本上都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很容易知道那个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梁师成居然敢这样歪曲范仲淹的名句来为宋徽宗服务：现在天下终于迎来太平盛世，“也该陛下后天下之乐而乐了”。
许多史书写到这一节时，都爱用这样一个章节名：“如此君臣”。
其实，蔡京们也只是投其所好，宋徽宗本就是一位风流天子，其游戏享乐的方式经常花样翻新。他曾经在宫廷里设立夜市，命宫女学卓文君“当垆卖酒”，自己则化妆成叫花子穿行其间享受“反差生活”。政和年间宋徽宗开始微行出游，为此专门设立“行幸局”，他与名妓李师师的风流韵事细节虽未必如《水浒传》所写，但事实却有史料可征。
从宋徽宗的《听琴图》中可以看到，他与蔡京是相当默契的。既然宰相蔡京主持朝政粉饰太平、制造盛世，给了宋徽宗一个“丰亨豫大”的享受支点，宋徽宗便能把整个国家搅得天翻地覆。
其中宋徽宗想修一个花园，先叫“万岁山”，后更名“艮岳”。只是由于他是一位艺术家皇帝，有超一流的想象力，和几乎不受限制的皇权，这就决定了他修建这个花园的宏伟蓝图：他决定采尽江南奇花异石而建“艮岳”。
“艮岳”修建始于北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至宣和四年(公元1122)完工，前后经历6年时间，所花银钱无以计数。然而“艮岳”也就存在4年多，公元1127年，在一场短暂的“汴京保卫战”中，被其子宋钦宗下令“毁艮岳以为炮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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