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纥、回鹘乃唐代中原人对其自称Uighur一词的不同音译，[①]意为“联合和帮助”、“他和我们合并，并协助我们”[②]，一般认为源自铁勒，是今维吾尔、裕固族的共同祖先。隋唐之际，回纥分布于漠北的娑陵水（今色楞格河）流域。唐太宗贞观初年，在首领菩萨率领下以五千骑大败东突厥汗国十万骑，声震漠北。744年，首领骨力裴罗自称可汗，建立回纥汗国，这是我国古代北方大漠草原上继匈奴、柔然、突厥汗国之后兴起的著名“行国”[③]。840年，汗国发生内乱，宰相句录末贺勾结西北黠戛斯杀可汗，汗国灭亡。
回纥汗国的可汗，与匈奴的单于、柔然和突厥的可汗一样，为汗国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每位可汗自即位之始就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尊号，又因与唐朝关系密切，多数还有唐朝册封的汗号，如骨力裴罗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唐朝册封号“怀仁可汗”；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称“登里啰没蜜施颉翳德蜜施毗伽可汗”，唐朝册封号“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等，与中原王朝皇帝在死后所上的谥号和庙号不同。关于汗位的继承制度，只有刘义棠先生曾进行了研究，其他学者一般简单涉及。刘义棠先生在考察了诸汗继承情况后认为“可汗汗位之继袭，决定于血缘关系之世袭制度，以父死子继为常规”，“并似乎是以‘嫡长继承为原则，……兼及‘兄终弟及’与‘叔（伯）死侄继’”[④]。杨圣敏先生认为“汗国前期的可汗都由十回纥中的药罗葛氏族世袭。……汗位的继承实行幼子优先继承或兄终弟及制。受中原汉人影响，有时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⑤]对此薛宗正先生认为似乎是比附蒙古继承制所致，无确凿证据，“有迹象表明，回纥可汗的传承需经‘国人’会议的通过，这是一种必经的必要程序……内外宰相实有推立可汗之权。”[⑥]刘志宵先生则认为是世袭制。[⑦]看来，学者们还没有达成一致见解，多数认为是世袭制，却又发现与中原王朝皇位的世袭制有所不同。因此对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笔者拟述之管见，敬请赐教。
一、汗国不立储君
由于中原王朝在皇位继承上实行的是世袭制，所以当朝皇帝在位期间原则上要按嫡长制册立一位储君，如唐高祖李渊即位，立嫡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太宗李世民即位，立嫡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等。在正常情况下，当朝皇帝一去世，储君就自动袭位。唐朝储君的称号除了皇太子外，还有皇太弟、皇太叔、天下兵马元帅[⑧]等。据研究，同为中国古代北方“行国”的匈奴、柔然等政权就不立储君。[⑨]那么，回纥汗国有无储君呢？
首先，如何理解中原典籍中关于“太子叶护”的记载。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借兵回纥平叛，领兵南下者为葛勒可汗磨延啜的长子“太子叶护”[⑩]。就是说在中原人的意识里，回纥汗国是设立储君的。而同一记载，在《资治通鉴》中就无“太子”一词，只记为叶护[11]，为可汗之长子[12]。这说明司马光并不认为葛勒可汗[13]的长子叶护就是汗国的储君。看来有些中原人之所以认为叶护就是汗国的太子，可能是按照中原王朝皇位世袭制的习惯，其既然为可汗的长子，自然就是储君的缘故。因此两唐书的记载只是一面之词，这一点刘义棠先生已经指出“可能是汉人史官之杰作，回纥是否有立储君之俗……因资料贫缺，难以断言”[14]。那么叶护是否为回纥汗国的储君？据研究，“叶护一名来源甚古，匈奴、大月氏、乌孙之属，皆曾用之”[15]。在突厥汗国，其地位相当于副可汗[16]，由可汗封授给子弟。如果叶护是回纥汗国的储君，那么汗国的诸可汗在嗣位前当封授此官职，可搜检典籍和碑刻，可以肯定的只有第3代可汗牟羽可汗移地健即位前为叶护。[17]还有的叶护并没有即位，如怀仁可汗骨力裴罗的叶护大毗伽都督，在磨延啜即汗位后发动了叛乱。[18]而且在汗国叶护还有滥授的现象，如唐朝敦煌王李承寀赴回纥借兵，葛勒可汗以女（《新唐书》作“以可敦妹为女”[19]）嫁之，封其为叶护[20]；仆固怀恩之子在回纥也被封为叶护[21]。如果叶护真的是储君，如此滥封，确实令人费解。因此叶护只是汗国的重要官职，不是储君。
其次，通过梳理可汗即位前的官职，也可以发现汗国是否有立储君的现象。第2代可汗葛勒可汗磨延啜即位前，据《磨延啜碑》曾为千夫长，如其本名为土里燕，[22]则磨延啜当是其官名，即位前为啜。第3代可汗牟羽可汗移地健如前所述即位前为叶护，第4代可汗顿莫贺达干即位前为宰相，第5代可汗多逻斯据国人号其“泮官特勤”，当为特勤。第6代可汗阿啜即位前官居何职不明，或为啜。第7代可汗骨咄禄怀义可汗即位前为宰相，第8代保义可汗和第9代崇德可汗即位前官居何职不明，第10代昭礼可汗、11代彰信可汗和12代可汗即位前均为特勤。看来可汗即位前所居官职除去不明者外，有特勤、啜、宰相等。其中，特勤在突厥汗国“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23]，相当于官爵；啜，为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吏之一，“其地位当亦为一部之长”[24]，异性贵族可以任之，如西突厥左厢五咄陆部落的首领为啜，号五大啜；而宰相，简称相，为回纥辅佐可汗的重要官职，“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25]，异姓贵族亦可为之。在上述三种官职中，回纥的可汗以特勤即位者居多。因为回纥早在吐迷度“私自号可汗”时，就已经“署官吏，壹似突厥”[26]，故特勤在回纥汗国亦当与突厥汗国一样，是由可汗子弟和宗族为之的官爵，人数多，非储君甚明。啜和宰相因异性贵族可以出任，自然也不是储君。所以通过分析可汗即位前所居官职，也不能确定回纥汗国有储君之设。
综合上述，可以肯定在回纥汗国实际上并没有实行类似于中原王朝的储君制度，可汗在位期间不立储君。
二、汗位的继承方式
从744年骨力裴罗建立汗国至840年?馺特勤可汗被杀，部众四散，回纥汗国崩溃，汗国共有12代可汗。据研究，其中从怀仁可汗骨力裴罗至奉诚可汗阿啜的前6代可汗出自药罗葛氏，从怀信可汗骨咄禄至末代可汗?馺特勤的后6代出自阿跌氏。[27]在12代可汗中，可以确定的汗位继承方式有以下4种：
第一种是父死子继，可以确定有4位，分别为第2代可汗葛勒可汗磨延啜（骨力裴罗之子）、第3代可汗移地健（磨延啜之子）、第5代可汗多逻斯（武义成功可汗顿莫贺达干之子）、第6代可汗阿啜（忠贞可汗多逻斯之子）。这4位可汗在典籍和碑刻的记载中，没有一位明确是嫡长子，说明回纥汗国在汗位继承上，即使是父死子继的方式也并不向中原王朝那样特别重视嫡长子。
第二种是兄终弟及，明确的只有第10代可汗昭礼可汗曷萨特勤，为崇德可汗之弟。其实，在第5代可汗忠贞可汗多逻斯被杀后，其弟曾自立，但不久被次相帅国人杀死，因其在位时间短，又被中原人视为“篡位”，故此忽略不计。
第三种是叔终侄继，只有第11代可汗胡特勤，葛萨特勤被杀后，“从子胡特勤立”[28]。第6代可汗阿啜是在次相帅国人杀死上述自立的叔父后，被国人拥立的，虽然上面已将其划入父死子继之列，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属于叔终侄继。
第四种是弟死兄继，只有第4代可汗顿莫贺达干，其乃牟羽可汗移地健的从父兄，因劝牟羽可汗与唐修好无效而杀之，自立为可汗。
在回纥汗国的11位嗣君中，仅就目前所知的7位有明确身份记载者而言，他们继承汗位的方式就达上述4种，以父死子继为主，这一现象反映了汗位继承的复杂性。其实，这种继承的复杂性早在回纥建国前的酋长继承上也有体现，从最初见诸记载的时健（又作特健）俟斤至建国的怀仁可汗骨力裴罗，即位方式亦是以父死子继为主，还有叔侄相继和兄弟相及等。因此回纥汗国的汗位继承制度，实际上是回纥建国前的酋长继承制度的延续。
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回纥汗国，汗位继承除了前期必须出自药罗葛氏、后期必须出自阿跌氏这一基本原则外，即位的方式既可以父死子继，也可以兄终弟及、叔侄相继，甚至弟死兄继，但以父死子继为主。正是因为如此，导致很多人认为汗位继承实行的是世袭制，可又无法解释为什么与中原王朝皇位继承世袭制有诸多不同。
三、影响汗位继承的因素
综合典籍和碑刻的记载，影响回纥汗国汗位继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种。
第一、嗣君前期必须出自药罗葛氏，后期必须出自阿跌氏，这是汗位继承的最基本原则。第7代可汗阿跌氏宰相骨咄禄在药罗葛氏奉诚可汗死后绝嗣的情况下，被国人拥立为可汗，但其不敢恢复本姓，仍然“冒姓药罗葛氏”[29]，实现了汗统由药罗葛氏到阿跌氏的和平转移。直至汗国灭亡，黠戛斯人说：“我从回鹘之地，为追逐药罗葛汗而来”[30]，说明阿跌氏的嗣君仍继续冒姓药罗葛氏，以维持统治。嗣君前期必须出自药罗葛氏，后期必须出自阿跌氏，正是很多人认为回纥汗位继承实行世袭制的原因所在。
第二，须经国人会议的推举和拥戴，为汗位继承的法定程序。如前所述，这一点薛宗正先生已经指出了。国人会议是回纥汗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主要职能是推举可汗、会商宣战和媾和以及其它与国家关系重大的军国大事。国人会议因参加者“国人”为汗国的贵族，故是汗国的贵族大会，在中原典籍中一般用“国人”来概称。这种贵族大会早在回纥建国前的部落联盟时期就已经存在，如《新唐书》载：菩萨不为其父时健所喜欢，被逐。“时健死，部人贤菩萨，立之。”[31]同一事件《旧唐书》载：“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萨，部落以为贤而立之。”[32]上述拥立菩萨为酋长的所谓“部人”、“部落”，就是概指早期回纥的部落贵族推举首领的聚会。因此汗国的国人会议实际上就是早期回纥部落联盟时期的贵族大会在新历史环境下的延续。
在回纥汗国的11位嗣君中，明确记载由国人会议推举的只有牟羽可汗、奉诚可汗、怀信可汗和?馺特勤等4位。而据《铁尔痕碑》牟羽可汗在叙述其父葛勒可汗磨延啜时说：“我登里罗·没密施·颉·翳德密施·毗伽可汗及依利毗伽可敦接受了可汗和可敦的称号”。“九梅禄……五将军，全体人民请求我父可汗土里燕即位为可汗。‘这是祖先的意愿！’——他们说”。“他被宣布为土里燕可汗，宣布为登里罗·没密施·颉·翳德密施·毗伽可汗，其妻为依利·毗伽可敦。” [33]表明磨延啜的即位也是获得了国人会议的推举和拥戴。另外，牟羽可汗的即位，《资治通鉴》明确记为国人所立，而两唐书则失载；怀信可汗的即位，《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记为国人所立，而《旧唐书》失载；?馺特勤的即位，《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记为国人所立，而《旧唐书》失载；顿莫贺达干的即位，典籍虽未明言其中的国人会议推举，但其是“乘人心之不欲南寇”[34]而举兵击杀牟羽可汗的，表明其也获得了国人的拥戴。这些事例说明：一是中原典籍在记载回纥的事情时是有详略的，这样就导致有些可汗的即位过程因较为顺利，故其中进行推举和拥戴的国人会议就略而不书；而即位过程出现波折的，则其中进行推举和拥戴的国人会议就留下了记载。二是回纥汗国每位嗣君的即位，必须要经过国人会议的推举和拥戴，此为法定的必经程序，否则不会被承认。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忠贞可汗多罗斯被杀后，其弟自立，但不为国人所拥戴，后被次相率国人杀死，立阿啜为可汗。
第三，个人的实力，也是重要因素。如葛勒可汗磨延啜即位后，叶护大毗伽都督发动了叛乱，经过多次激烈战斗，磨延啜平定了叛乱，稳固了汗位。[35]顿莫贺达干击杀牟羽可汗发动政变之所以成功，原因就是他作为掌握汗国实权的宰相，利用了回纥贵族不愿南下攻唐的心里，但汗位的最终得以稳固，还是在击败了“各拥兵数千人”的牟羽可汗之“孽子以及国相、梅禄”[36]之后。而阿跌氏的骨咄禄亦是作为宰相，因“辩慧有勇略，自天亲（即顿莫贺达干）时典兵马用事，大臣诸酋长皆畏服之”[37]，故奉诚可汗阿啜死后绝嗣，作为异姓贵族冒姓药罗葛氏，被国人拥立为可汗。
第四，权相的拥立，也是影响汗位继承的因素。第6代可汗奉诚可汗阿啜的即位过程中，次相和大相颉干迦斯的表现最为典型。忠贞可汗多逻斯于贞元六年（790）三月被害后，其弟自立。“其大相颉干迦斯西击吐蕃未还，夏，四月，次相帅国人杀篡者而立忠贞之子阿啜为可汗，年十五”。“六月，颉干迦斯引兵还国，次相恐其有废立，与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陈擅立之状，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陈郭锋所赉国信，悉以遗之。可汗拜且泣曰：‘儿愚幼，若幸得立，惟仰食于阿多，国政不敢豫也。’虏谓父为阿多，颉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执臣礼，悉以所遗颁从行者，己无所受。国中由是稍安。”[38]阿啜的卑屈、次相的无奈和大相颉干迦斯的跋扈跃然纸上，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五，以可敦为首的姻族势力，对汗位继承的影响。尽管这一点由于中原典籍记载的缺漏，表现的不是很明显，但通过一些事例还是有所发现。可敦，又作可贺敦，乃可汗之妻的称谓，地位仅次于可汗。同可汗一样，可敦也有自己专用的尊号，如据《铁尔痕碑》葛勒可汗磨延啜之妻号“伊利·毗伽可敦”[39]。根据唐武宗赐给嫁入回纥和亲的太和公主书中称“为其国母，足得指挥”[40]之语，说明可敦对国事很有影响力。回纥建国前菩萨之母乌罗浑“性严明，能决平部事”，助菩萨使“回纥繇是浸盛”[41]，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可敦对汗位继承影响的具体事例为前述忠贞可汗之弟自立事件。据《新唐书》记载：“（忠贞）可汗为少可敦叶公主所毒死，……可汗之弟乃自立。”[42]说明此事很有可能是可汗之弟与少可敦叶公主合谋行动，成功之后，在少可敦的支持下，可汗之弟自立为可汗。尽管最终失败了，但从中可以看出可敦在汗位继承中的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是可汗的姻族势力在政治斗争中的体现。
总之，国人会议的推举和拥戴是嗣君即位的法定程序，成为回纥汗位继承最为显著的特点。为了登上汗位宝座，竞争者必须利用各种手段来操纵和控制国人会议，使会议成为各种势力角逐的场所。上述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一起，表面上汗国的贵族们聚会协商，实际上暗流涌动，充满着阴谋和较量，最终处于劣势者遭到淘汰，综合优胜者胜出，被推举为新的可汗。一些不甘心的出局者，往往会采取极端手段，用武力夺权，导致政局出现动荡。
四、汗位继承制度探析
由于回纥汗国并没有像中原王朝一样设立储君，嗣君的即位必须经过国人会议的推举和拥戴，因此其汗位继承制度与中原王朝皇位世袭制不同。但嗣君前期必须出自药罗葛氏家族，后期必须出自阿跌氏家族，则与世袭制又有相同之处。这样导致人们很难确定汗位继承所实行的是何种制度。
人类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时期，首领继承开始实行一种由民主选举制向世袭制过渡的世选制。这种继承制度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其中以北美洲印第安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首领继承最为典型。据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记载：印第安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是在氏族内传袭的，传袭的意思就是一遇出缺立即补选。……虽说这个职位是氏族内传袭的，它却是从本氏族男性成员中选举出来的。……选出来的人通常是已故首领的兄弟、或其姊妹的儿子，尤其是死者的亲兄弟、或其亲姊妹之子最容易选上。……因为凡是本氏族的男性成员都有同等的被选资格。”故首领的职位传袭方式“常常是由兄传弟，或由舅传甥，而由祖传于孙的情况则极为少见”，“但是，新的首领仍需经过部落联盟会议的授职，或者照他们的说法，叫做经过‘推举’，才能就任。” [43]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又进一步研究了古希腊人的巴赛勒斯（部落军事首长）的继承，指出“如果说在希腊人中间，在父权制统治之下，巴赛勒斯的职位通常是传给儿子或儿子的一个，那么这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可能指望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是不经过人民选举就承认合法”[44]。看来这种首领继承世选制的显著特征：一是必须经过会议（如部落联盟议事会、贵族大会、人民大会）的推举。二是继承者固定于某个氏族或家族，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叔侄相继等多种继承方式。
这种继承制度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并没有马上消失，立即过渡到世袭制，而是在不同地区继续存在。据研究，中国古代北方大漠草原上的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和契丹人等都曾在君主的继承上实行过这一制度。[45]以匈奴为例，单于在位期间不设储君，继承者必须是由贵人会议从挛鞮氏家族冒顿单于的男性后裔中进行推举。由于在贵人们聚会协商推举的过程中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这样单于位的继承就出现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弟死兄继、叔死侄继、以宗族身份即位等多种方式。
当我们把回纥人汗位继承的情况与匈奴单于位的继承进行对比时，发现二者竟然惊人的相似，即回纥汗国也不立储君，嗣君必须经过由贵族组成的国人会议从可汗家族——前期是药罗葛氏，后期是阿跌氏的男性后裔中推举出来即位，是法定必经程序。也由于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汗位继承出现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弟死兄继、叔侄相继等多种方式。有鉴于此，回纥汗位继承所实行的制度当与匈奴单于位继承是一样的，是世选制。那么，为什么会使人容易产生是世袭制的误解呢？这是因为世选制乃人类由原始社会的民主选举制向阶级社会的世袭制过渡的阶段，与世袭制有很多相似之处，故导致许多人从汗位前期是由药罗葛氏家族，后期是由阿跌氏家族独占，且汗位继承方式以父死子继为主的角度出发，认为汗位继承实行的是世袭制。可是对于为何与中原王朝的皇位世袭制相比，又会多有不同，则难以给予合理的解释。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解释，就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可以肯定至少从匈奴建国开始就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作为源自铁勒的回纥人，在经历了匈奴、柔然和突厥汗国的长期统治以后，为何会在汗位的继承上还实行流行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世选制，这是不是回纥社会落后的表现？由于回纥亦是“居无恒所，逐水草流移”的游牧民族，“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46]，而古代游牧民族是“明以战攻为事”[47]，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酷的客观现实要求组织领导征战的首领，必须是一位勇敢而富有谋略（即如菩萨那样所谓的“贤”）的领导者，而世选制恰好适应了此需要，优胜劣汰，避免了世袭制的弊端。因此回纥人在汗位继承上实行世选制是与其所从事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不是其社会落后的表现。当然，汗位继承实行世选制也存在不足，就是由于嗣君是由国人会议推举和拥戴，容易产生纷争，导致政局动荡。
[基金项目] 本文为河北省2011年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迁徙与继承：中国古代北方行国君主继承制度研究》（HB2011QR36）的成果之一；河北大学历史学科2012年系所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肖爱民，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本文原刊于《朔方论丛》第二辑。
[①]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②]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6页。
[③]“行国”一词首见于《史记》中，泛指与“土著”农耕定居的城国相对而言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其主要特点是“随畜移徙”，无“耕田”和“城郭屋室”。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
[④] 刘义棠：《回纥可汗汗位继袭之研讨》，载刘义棠：《突回研究》，经世书局，1991年，第117—122页。
[⑤] 杨圣敏：《回纥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5页。
[⑥] 薛宗正：《北回纥汗国的政权组织、社会经济和宗教信仰》，《西域研究》1994年第4期。
[⑦] 刘志宵：《论回纥汗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⑧] 蔡美彪：《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刘凤翥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四），改革出版社，1992年，第23—39页。
[⑨] 肖爱民：《试析匈奴单于位的继承制度》，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试析柔然汗位的继承制度》，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⑩]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5《回纥》，中华书局，1975年；《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
[1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220 “肃宗至德二载（757）九月丁丑”，中华书局，1956年。
[12]《通鉴》卷221 “肃宗乾元二年（759）四月戊申”。
[13]《通鉴》卷220 “肃宗至德二载（757）九月丁丑”把叶护作为“怀仁可汗”（骨力裴罗）之子有误，当作“葛勒可汗”（“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磨延啜之子。
[14] 刘义棠：《回纥可汗汗位继袭之研讨》，刘义棠：《突回研究》，第118页。
[15] 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韩儒林：《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5—378页。
[16]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3页。
[17]《铁兹碑》，载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221页。
[18]《磨延啜碑》，载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95、197页。
[19]《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
[20]《旧唐书》卷一195《回纥》。
[21]《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
[22]《磨延啜碑》，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95、214页。
[23]《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下》。
[24] 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韩儒林：《穹庐集》，第355—378页。
[25]《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
[26]《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
[27]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22页。
[28]《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第6130页。
[29]《通鉴》卷235 “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四月丙寅”，第7568页。
[30]《苏吉碑》，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226页。
[31]《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
[32]《旧唐书》卷195《回纥》。
[33]《铁尔痕碑》，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209、214—215页。
[34]《通鉴》卷226 “德宗建中元年（780）六月”。
[35]《磨延啜碑》，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95—198页。
[36]《通鉴》卷226 “德宗建中元年（780）八月甲午”。
[37]《通鉴》卷235 “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四月丙寅”。
[38]《通鉴》卷233 “德宗贞元六年（790）三月、五月”。
[39]《铁尔痕碑》，载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214页。
[40]《通鉴》卷246 “武宗会昌二年（842）十一月”，第7968页。
[41]《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第6112页。
[42]《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第6125页。
[43]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0—71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2页。
[45] 肖爱民：《试析匈奴单于位的继承制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试析柔然汗位的继承制度》，《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试析突厥汗位的继承制度——以前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和后突厥汗国为中心》，《北方文物》待刊。
[46]《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
[47]《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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