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兴华丨书法史研究的三大任务

书法一旦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

就会产生三个终极关怀：

书法是什么？

书法从哪里来？

书法到哪里去？

 

书法史的三大任务是：明变、求因和评判。

一、明变。

完整地描述书法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使读者知道古今字体与书风变迁的线索，这是书法史研究的首要任务。例如甲骨文、金文、篆书、分书、楷书等各种字体是怎样因循损革、新旧隆替、不断嬗变的。同样一个篆书字体，在书写风格上，秦代、汉代直至清代各不相同，也有一个追时代变迁、随人情推移的发展过程。这些过程必须得到清晰而有条理的表述。

二、求因。

研究书法史，不但要描绘字体和书体变迁的过程，还要将这种变迁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加以考察。例如，为什么在明末，书法的幅式和风格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变革?为什么清末会出现碑学大播的局面?这里面就包含有书法家的个人才性、所处环境和时代氛围等原因，揭示出这些原因，书法史就不只是字体和书体的发展过程，而且还是人的行动和思想的过程。

三、评判。

描述了字体、书体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导致这种演变的原因之后，书法史研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对历史的评判，即把各种风格和学说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表述出来，讨论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为今天的继承和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

这三方面的任务在明变中强调对事实的搜集与编排，在求因中强调对现象的解释，在评价中强调研究的现实意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上述历史研究所包含的内容。这样的著作，读者看了以后，既能明白历史演变的过程，又能明白演变的原因，从知其然而进一步到知其所以然，最后还能知往鉴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因此，我觉得对书法史著作而言，三大任务缺一不可，它是检验一部书法史著作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是否具有当代水平的重要标准，只有围绕这三大任务去编写的书法史才算得上是一部真正的书法史著作。

晋人残纸

以上述标准来衡量当今所有冠以史名的书法著作，大多名不副实。它们一般都是分门别类地介绍正草篆隶、钟王颜柳，体例上鲁莽灭裂、断烂朝报，类似辞典条目，充其量只能视作工具书的变种。平心而论，我们的书法史研究还相当幼稚，与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等相比，水平之落后不能以道里计，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举几个例子：

1.以往书法史研究不注重对字体演变过程的描述，甲骨文、金文、篆书、分书和楷书是怎样一步步嬗变的，尤其是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分书到楷书、从章草到今草、从隶书到行书的演变过程错综复杂，名实关系极其混乱，大部分著作对此都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含糊不清，结果造成理论研究的混乱，引起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例如，《兰亭序》的真伪论辩中关于“王羲之善隶书”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隶书被明确用来指称东汉后期有波磔的正体字是在南宋之后，此前，它或者用来指称楷书，或者用来指称介于真草之间的行书。有些学者不了解字体名实关系的历史演变，根据南宋以后的观点，想当然地认为《兰亭序》中必须要有波磔之笔，否则就是赝品，这样就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2.以往的书法史研究不注重对书体演变过程的描述，结果产生种种弊病。其一，将完整的历史过程分割成几大块，在每个大块中又斩头去尾，仅仅留下其顶峰时期的那一小段代表作品，使读者不能全面了解一种书体发生、发展以至成熟的演变过程，不能从中感受历代大师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方法。其二，将名家大师与他所代表的时代书风割裂开来，将当年威武雄壮的大合唱说成是名家大师的个人独唱，片面强调名家大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异，使读者看不到名家大师是怎样置身时代并超越时代的，不知道只有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异才是有生命的新异，误将回避时代、躲避潮流的复古当作标新立异的创造。其三，更糟糕的是，屈指可数的历代名家因此脱离了基础，孤峰突起，仿佛珠穆朗玛峰是从地平线上一下子拔起八千多米，高山仰止，使人顶礼膜拜，不敢登攀超越，不敢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扬弃。这对当代书家的创新发展造成强大的心理和舆论压力。

3.传统书法包括名家与民间两大系列。名家法书的点画和结体高度完美，可以让人学成规矩，但作为一种风格的极致，已没有再事雕琢的可能，在它基础上很难新变。而民间书法虽然比较粗糙，但形式多样，可以极大地丰富借鉴者的想象能力和变形能力，从有法到无法，将书法变为抒情写意的创造性活动。以往的书法史研究只注重名家法书，对大量民间书法视而不见，不仅抹煞了中国书法由名家与民间两大系列组成的历史事实，而且局限人们的眼界，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创新发展。

类似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当前在创作和理论研究上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传统也好，创新也好，民间书法也好……没有一个不牵涉到对书法历史的认识。书法史研究的落后，已严重阻碍了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为繁荣书法艺术创作，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加强书法史研究已刻不容缓，书法界迫切需要一部具有学术研究意义的书法史专著。

二十世纪，考古学非常盛行，地下文物不断出土，与书法相关的有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两周的金文、秦汉的简牍帛书、魏晋南北朝的墓志造像、南北朝隋唐和宋初的敦煌遗书等，每一项都数量众多，而且在年代上前后相续，丰富翔实。又由于印刷术的发达，传世的历代名家法书无论拓本还是墨迹，都被大量复制，以前仅供皇帝御览的内府真迹惟妙惟肖、丝毫不爽地被反复印刷，流播到每一个学书者手中，各种资料信息垂手可得，其丰富是以往任何时代的书法家都无法想见的。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编著具有学术意义的《中国书法史》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是历史机遇，也是历史挑战，每一个有志于振兴中国书法的研究者应该将它作为一种使命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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