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照片中这个其貌不扬、瘦瘦弱弱、嘴角含笑的人便是王圆箓。方便起见，我们称他为王道士。
一个道士得以出名，莫非得道升仙不成？非也。王道士出名是因为他跟敦煌莫高窟扯上了关系。敦煌莫高窟无需多言，连小孩子也知道那里有中国的艺术瑰宝，比如精美绝伦的壁画、佛像，等等。这位王道士，就是敦煌的发现者。他发现敦煌后，向一位路过的外国人出售了一批宝贝。这位外国人叫斯坦因，他只花了40块马蹄银便买走了24箱经卷、5箱绘画、刺绣等艺术珍品。
看到这儿，估计诸位已经开始在心里咒骂王道士了，骂他是个文物贩子、卖国贼。不过，不妨先等一等，大可不必急于讨伐王道士。就像法官审理案件一样，如果一个人杀了人，我们就急着判他死罪，显然不合法理。故意杀人和正当防卫杀人，判罚当然有别。这里让诸位不要急于批判，情同此理，毕竟我们还不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待了解后，再骂也不迟。
但在和盘托出事情的全部经过之前，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个疑问：敦煌拥有如此久远的历史，怎么能说是王道士发现了敦煌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只需简单了解一下敦煌莫高窟的发展史，即可明白其中原委。
敦煌在甘肃。甘肃地区首次被纳入中国版图是在汉代。公元前121年至111年间，汉朝在河西地区分别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代时中国海运并不发达，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主要依靠丝绸之路，佛教便是由此传入中国，而敦煌因其地处要塞，于是成为佛教艺术的圣地。
十六国时期，有一位叫乐僔的和尚在三危山附近云游，忽见山上金光万丈，似有万佛在金光中显圣，他被这奇景震撼到，于是在三危山对面的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莫高窟从此诞生了。不过，这“莫高第一窟”因年代久远，早已不复存在了。
隋朝迎来了莫高窟开窟的第一个高潮，虽然隋朝只存在了短短37年，但现存隋代石窟101个，规模十分宏大。第二个开窟高潮便是接下来的唐朝，唐朝开窟数量更是高达1000余个，现存232个，壁画和塑像都达到了超高的艺术水准。不过，安史之乱后，敦煌落入吐蕃手中；有宋一朝，敦煌都在西夏的统治下，直到元朝方被收归中央政府。吐蕃、西夏、元统治者都崇信佛教，虽然此时莫高窟的鼎盛期已过，但仍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和发展。明建立后，朱元璋派冯胜平定了河西，修筑了嘉峪关，从嘉峪关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发现，敦煌名义上属于明朝，实际上已被弃于国门之外了。后来这一地区逐渐被吐鲁番人占领，吐鲁番人信奉伊斯兰教，莫高窟的遭遇，可以想见了吧。
直到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才渐次收复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但清朝并未重视莫高窟，基本上没做什么实质性的保护工作。直到本文的主人公王道士来到这里。
王道士是湖北人，出生在陕西，生活所迫后来入道修行。他也是云游三危山的时候发现莫高窟的。当时莫高窟已经荒废得不成样子：很多洞口已经坍塌，底层洞窟已被黄沙掩埋。尽管如此，王道士依然无比震惊于莫高窟的艺术成就，他直呼真乃西方极乐世界。于是，有点荒诞的一幕出现了：一个道士，成了这个佛教艺术圣地的“住持”。
王道士成为住持后，都对莫高窟做了些什么呢？
难道他上来就开始变卖国宝了吗？并没有。他首先想到的是对莫高窟进行大规模的修复。修复废弃已久的莫高窟，工程浩大，难度可以想象，光清理泥沙就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王圆箓只是个一贫如洗的道士，他上哪儿去找钱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向政府申请拨款。于是，他开启了为时七年的“上访“之路。
他找的第一个人是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两卷经文，希望能够引起这位县老爷的重视，但这位严老爷是位不学无术之辈，居然把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对王道士的请求自然也置若罔闻了。
王道士苦等无信，但他并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风餐露宿八百多里，奔赴肃州（今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嗯，这位道台老爷阅览完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经卷上的字，没他写得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902年，新任敦煌知县汪宗瀚走马上任。这位汪知县还算识货。当王道士向他说明莫高窟的情况后，他亲自去莫高窟进行了察看，又把情况汇报给了他的上级——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深知这批宝藏的价值，他奔走呼吁，希望能把宝藏运到兰州保管，但问题来了，巨额的运费谁来出呢？再者，从敦煌至兰州，路途遥远，盗匪出没，万一有个闪失，赔了银子又失经，再被人参上一本，搞不好乌纱帽也丢了。叶昌炽只好上书朝廷，可彼时八国联军侵华刚刚落停，清廷正忙着割地赔款，哪里顾得上此等“小事”，只降旨让敦煌县令自行处理。
敦煌县令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如果向老百姓摊派这笔运费，国运动荡之际一旦再生出民变，朝廷怪罪下来，必定吃不了兜着走。无奈之下，他命令王道士，就地封存。
转了一圈，球又踢回到王道士这里。原本国家该管的事，最终却落在一个人的肩头上，何况，这个人还不是“定个小目标先赚它一个亿”的王健林，他只是个一穷二白的道士啊。
王道士，王道士，你该怎么办呢？
此刻的王道士无比孤独。孤独的他只好另寻出路。他开始在莫高窟办道场，四处募化，没错，王道士正是用这样的笨办法来一点点筹钱修缮莫高窟的。但这点小钱对修复敦煌莫高窟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绝无可能让已然废弃的莫高窟重焕光彩。试问此种情况下，还有比变卖东西更好的办法吗？
我们或许会觉得王道士愚昧，难道封存起来等着有能力的后人来修缮不行吗？我也问过自己这一问题。但得出的答案除了让自己感到无奈外，并无一点乐观情绪。为什么这么说呢？接着往下看。
清廷对这批宝藏予以重视，还要多亏那位名叫斯坦因的老外，不过这是后话了。期间，又充满了各种机缘。
斯坦因是英籍匈牙利人，是位文物考古学家，他究竟是偶经敦煌巧获至宝，还是从哪里得到了消息有备而来已经无从知晓。不过他去找王道士买宝时带了一位名叫蒋孝琬的中国人做翻译。
英籍匈牙利人、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斯坦因拍摄的敦煌县城照片（车上载的是敦煌文物）
斯坦因能够从王道士那里低价获宝，也多亏这位巧舌如簧的蒋师爷，因为，王道士一开始并不想和这个蹩脚的“洋鬼子”打交道。所以说，如果这笔不公平交易算国耻的话，是否这位蒋师爷的罪过更大呢？
斯坦因回国后，对那批宝贝进行了整理、分类、出版、展览，一套下来，轰动了整个欧洲，敦煌也随之名声鹊起。人怕出名猪怕壮，更何况这样一个价值无法估量的宝库呢？于是敦煌成为了许多古董商、考古者、汉学家梦寐以求的淘宝天堂。
第二位来向王道士买宝贝的是位叫伯希和的法国人，他带着助手专程从欧洲赶来。他是位汉学家，当来到这朝思暮想之地时，他简直高兴得快疯了。他在藏经洞里待了整整三个星期，废寝忘食精挑细选了6000多卷经文，买下这6000多卷经文，他只花了500两银子。他还极其认真地考察了莫高窟的每一个石窟，给它们编号，并用相机给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彩塑拍了数百幅照片，直到胶卷全部用光才心有不舍地离去。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话头回到王道士这边。这个没什么文化素养的道士贱卖这些宝贝，除了不了解这些东西的价值被人忽悠外，我想当他看到这些肤色不同的老外对这些宝藏那股疯狂的热情劲时，他的内心想必也会因为被认同而生出几分温暖吧：国人不重视的东西，在八竿子打不着的老外眼中却是最灿烂的文明遗迹，他们才是这些宝贝的知音，也是我的知音。
一个道士，不养小三不赌博，生活寡淡，变卖东西之所得也没有自己挥霍掉，而是全部投在了管理、维护、修缮莫高窟上。他本没有这个义务，政府不给拨款也不给他发工资，他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我想，假如换个人，不一定能比他做得更好吧。
可叹的是，这位叫伯希和的法国人淘到宝贝后并未马上回国，而是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六国饭店明亮的莲花灯下，得意洋洋地向在座的中国要员们炫耀着自己的寻宝成果，而那些中国要员们对这些宝贝无不由衷赞赏啧啧称奇，但吊诡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事后去敦煌寻宝。百年前国人的木讷迟钝由此可见一斑。
据统计，王道士先后出售给外国文物考古专家和汉学家4万多件敦煌文物。而在此期间，没有一个中国人问津此事。
直到希伯和再次来到中国。
希伯和来到中国后，他将一批敦煌文物的影印本送给了罗振玉等学者，此刻，国人才意识到我们的家门口居然有这等宝藏。罗振玉等人即刻上书清朝学部，请求采取保护措施，抢救劫余。清政府这才电令驻兰州的陕甘总督清查莫高窟的经卷文书，并全部运往北京。
不运还好，一运更加悲剧。在清理、押运的过程中，敦煌文物再一次遭到洗劫，沿途官员几乎都雁过拔毛。更有甚者，新疆巡抚何彦升，竟然纵容其子擅自将经卷文书运到家中，挑出许多精品据为己有，为了充数，又将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就这样，近五万卷文物，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剩寥寥八千余卷。
讽刺的是，被斯坦因、希伯和运出国的那部分敦煌文物，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供人瞻仰，而我们自己保管的呢？反倒劫难连连，幸存无几了。
从这个角度看，王道士究竟是保护了敦煌文物，还是破坏了文物呢？
同样的悲剧在斯坦因来中国的15年后，再次上演过。当时来中国的瑞典人安特生发现了中国的仰韶文化，收集了大量无人问津的仰韶彩陶。这批彩陶是7000年前中国文明的璀璨结晶，无价可估。按照当时中瑞两国政府的协议，这批彩陶先放在瑞典展出，然后将其中一半运回中国，存放于中国博物馆，剩余一半则存放于瑞典。瑞典专门在其首都斯德哥尔摩建造了东方艺术博物馆，留在瑞典的那部分彩陶都得到了很好的保管和厚待。而反观运回中国的那一半彩陶，全都不知去向。据专家分析，很可能因为拆箱后无人理会，堆在哪里最后被当成垃圾处理掉了。
仰韶彩陶
除了指责王道士是卖国贼、文物贩子外，还有一种批判的声音是谴责他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破坏性修复。的确，由于王道士本身的局限，客观上对窟内的部分文物造成了损坏，这是事实，没什么好辩驳的。例如，他刷白了好几个洞窟内的壁画，要重绘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他还毁掉了几尊佛像，换上了道教的天师和灵官。对此，余秋雨在他的《道士塔》一文中，疾呼“住手”，甚至想向他下跪，低声哀求：“请等一等，等一等……”隔着文字，都能感受到余老师的捶胸顿足、痛心疾首。
但损坏敦煌壁画的不仅仅只有王道士，国画大师张大千也在其中。1940年至1942年，张大千曾两次赴莫高窟临摹壁画。在临摹时，他剥去了一些西夏壁画和晚唐壁画，以便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画。
我在这里，丝毫没有批判张大千的意思。张大千身为画家，想要一窥更为精彩的盛唐壁画的迫切心情我十分理解，而且他也不是随手乱剥，只很小心地剥掉几块，说明还是有选择的。解放后，敦煌研究院也剥了220窟近100平方米的西夏壁画，目的也是为了看底下更好的唐代壁画。
但余秋雨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被问及张大千剥壁画一事时，却全然没有了《道士塔》一文中的愤懑，他说，张大千剥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据他所知，40年代曾有人在甘肃的报纸上揭露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行为，但未引起重视，可见当时没有文物保护的社会认识。因此对他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云云。
余老师说得非常好，我非常认同，放在当时的环境下，的确不必过分苛责张大千。但是，40年代的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更何况清末的人呢？如此便要问一句：余老师，双重标准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呢？
以今天的眼光看，我实在不忍去苛责这位苦苦守候敦煌若干年的道士，他有错吗？有错。但这些错不是他一人的，是整个社会的错！整个社会的错，让一个人去承担，这公平吗？更何况，如果没有他，敦煌文物的保护状况，真的就一定比现在好吗？
如果王道士知道今时今日要受如此的苛责与谩骂，他是否后悔当初的抉择呢？
今日走进莫高窟藏经阁，迎面一块石头上刻着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呐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伤心固然伤心，可为何伤心呢？我相信，看完这篇文章，诸位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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