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提及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存在。他的画作重彩、水墨交融，画风工写结合，被西方誉为“东方之笔”。甚至于出自同时代的大师徐悲鸿毫不掩饰的夸赞他：“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
但是正如古人所讲“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般，纵然张大千成就斐然，但在人生之中却有一大污点难以遮掩：那就是对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损坏。
敦煌莫高窟，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久、内容最为丰富的佛教艺术地。其不仅是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并列的我国四大石窟之一，更是有着自十六国为始、时间跨度达1700多年，佛教菩萨、力士、天王等等种类齐全的雕像壁画的无价瑰宝。
但当时间来到晚清末期，大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与西方列强们的强取豪夺相映，敦煌莫高窟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1900年，居住在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在进行大规模的打扫之时，被淤泥掩盖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其内有着大量的文物、壁画，但身处乱世，兼之无力过活之下，王道士终于成为了为人熟知的破坏敦煌文物、古籍的第一人。在听闻藏经洞的发现不久，早已对敦煌文物觊觎已久的英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鄂登堡等人纷至沓来。
他们在1907年至1914年，短短的8年间便将敦煌莫高窟的5万多件藏品，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诓骗而去”。即便是藏经洞外的壁画、塑像也在其后的数年间，概莫能外、损毁惨重。
但是如果我们说，王道士的出卖文物是因为无知与贪财，那么张大千对于敦煌壁画的损毁，则可以称之为有意为之、名利之举。两者相较而言，王道士的行径反倒不会那么令人憎恶了，至少现在在国外我们也能一睹被其售卖的敦煌文物尊荣，但张大千损毁的壁画却再也不复存在了。
1941年，此时的张大千已经42岁。这位利用曾课余时间学习绘画的学子此时的画作，也早已是炉火纯青，名誉海外。从1917年至1941年，他从从师曾熙、李瑞清，依靠一手精妙绝伦的仿天下名画技艺，骗过如黄宾虹等大师的法眼；到开办画展、出任中央大学教授，此时的他已然是功成名就。但人的欲望在面对名利之时，很难自抑，张大千也不例外。是年，他与妻子京剧名伶杨婉君一同前往了地处西北的敦煌莫高窟。并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一直寓居敦煌。
而对于敦煌内的壁画，虽然彼时的中国战乱纷纷，但就文物保护的意识而言已经达成保护共识。但在莫高窟，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时，却是以胡乱勾画、乱剥壁画为基础的。在其临摹完毕之后，为了保证他的画作的唯一性他选择将壁画损毁；更令人发指的是即便是他本人的临摹也是缺少诚心的，是以自己的所谓见解而进行的，非写实的。
而在这般丑事被人披露之后，国民政府派遣北大历史教授向达前往观看，张大千还有以“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等不法之事，而在傅斯年给教育总长于右任的书信之中毫不讳言的指出：张大千所谓的临摹只是以个人在艺术上的增长为目的的，但是对于被其损毁的壁画则是“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
但是即便事实确凿，此时的张大千也并不惧怕，因为他早已手眼通天，利用与于右任的亲密关系，他也未曾受到一点惩罚，甚至在向达揭露此事后，又过近1年时间直至1943年11月才离开敦煌。
对于张大千，我们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他的画作、画技确实登峰造极，当得大师之称谓。但就其损毁国宝的行径而言，即便光环再盛，也难掩这般劣迹、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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