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之家，传承和推广砚文化！
以书写用具随葬，在先秦墓葬中即已常见，不过彼时尚不曾出现“文房”的习称，文房器具———笔墨纸砚之外，尚包括各种清玩———自然也还没有成为士人爱赏的雅物。“文房四宝”之称虽然宋代已出现，不过两宋士人更喜欢的称谓是“文房四士”或“文房四友”。狭义的文房用具，南宋刘子翚《书斋十咏》中的十事是其大要，即笔架、剪刀、唤铁、纸拂、图书、压纸狮子、界方、研滴、灯檠、榰案木。此十咏也正有附和者，便是刘克庄的《戏效屏山书斋十咏》。屏山，即刘子翚。广义的文房用具，由南宋刻本《碎金》中《士具》一项所列可见一般，即砚篮、笔墨、书筒、砚匣、笈笥、书架、笔架、糊筒、滴水、裁刀、书剪、书攀、牓子匣、镇纸、压尺、界方。对照南宋林洪《文房图赞》所绘各事，如笔、墨、纸、砚、砚滴、笔架、臂搁、镇尺、界方、书剪、裁刀、糊筒、印章、都承盘，两宋文房诸物的品类、名称、用途以及式样之大概，已可得其泰半。两宋士大夫墓葬出土器物的考古发现情况，也与此大体相合。
一、出土器物之大略
以“文房四士”而论，纸最不易保存，因此几乎不见于考古发掘。砚不易损，因此发现的数量最多。以形制言，唐代流行的风字砚两宋依然习用，此外常见的是圆砚，更有宋代特色的则是抄手砚。以质地言，宋砚以端、歙为主，而又有洮砚、红丝石砚、贺兰石砚、澄泥砚。
图一，2：合肥大兴集包绶夫妇墓出土抄手歙砚
图一，3：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吕仲山妻墓出土抄手贺兰石砚
江西南丰县莱溪公社北宋曾巩墓、安徽青阳金龟原北宋滕子京家族墓分别出土抄手石砚(图一，1)，广东潮州市东郊刘景墓出土抄手端砚(图二，1)，合肥大兴集包绶夫妇墓出土抄手歙砚(图一，2)，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吕仲山妻墓出土抄手贺兰石砚(图一，3)，扬州市郊城北三星村宋墓出土北宋“仲举澄泥”铭砚(图二，2)，安徽休宁南宋朱晞颜夫妇墓出土圆形三足歙砚(图二，3)，江西婺源庄门店南宋张敦颐墓出土抄手龙尾歙砚(图二，4)。形制殊异者，如广东佛山市澜石镇鼓颡岗墓葬出土琴式端砚，江苏无锡市胡埭杨湾出土琵琶式石砚。
图二，2：扬州市郊城北三星村宋墓出土北宋“仲举澄泥” 铭砚
图二，3：安徽休宁南宋朱晞颜夫妇墓出土圆形三足歙砚
图二，4：江西婺源庄门店南宋张敦颐墓出土抄手龙尾歙砚
与砚合为一组的是砚盒，亦即《碎金·士具》列举的砚匣，这也正是它在生活中的情景。砚盒以漆器为多，如江苏无锡兴竹宋墓出土内置抄手歙砚的黑漆砚盒、安徽合肥五里冲村马绍庭夫妇墓出土内置歙砚的漆砚盒。陆游《家世旧闻》卷下说到红丝石砚“匣必用银，若用漆匣，则气液蒸润，未几辄败”，既以红丝砚之特殊而必以银匣，那么通常置砚当是用漆匣。
图三，2：常州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出土毛笔（上）
图三，3：常州常宝钢管厂宋墓出土毛笔（下）
两宋笔、墨、砚的制作，均有名家，作品甚为士大夫所珍，每每见于题咏。不过笔之保存为难，出土实物很少。出土于合肥五里冲村北宋马绍庭夫妇墓、常州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常州常宝钢管厂宋墓、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的毛笔，是难得的几个实例。马绍庭墓出土竹管毛笔5枝，笔毛已朽，笔芯也已炭化，似为硬毫与麻纤维制成柱心，软毫为披，属长锋柱心笔，方处于柱心笔到散卓笔的过渡阶段(图三，1)。常州武进村前乡南宋墓一号墓出土毛笔一枝，细丝捻就的笔毫，芦杆制作笔管和笔套(图三，2)。出自常宝钢管厂宋墓的一枝狼毫笔，笔管与笔套均为竹制，是保存状态最好的一例(图三，3)。
图四：叶茂实制“寸玉” 墨
当日即为人珍爱的名家制墨，曾发现于马绍庭夫妇墓与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前者所出为“九华朱觐墨”、“歙州黄山张谷男处厚墨”各一锭。后者为出自四号墓的叶茂实“寸玉”墨(图四)。原为长条形的墨锭上半段已失，下半段正面模印贴金字，完整的一字为“玉”，上方残存的字迹，可辩为“寸”。背面模印长方形边框，框内存“实制”二字，由上方依稀可辨的“茂”字残划，可知此墨系南宋著名墨工叶茂实所制。
《碎金·士具》列举的镇纸、镇尺、笔山，虽然起源可以上溯，但都是至宋代而盛行，并且在此际形成特色。镇纸原是从席坐时代用作押席角的石镇、玉镇、铜镇变化而来，坐具改变之后，席镇也逐渐改换用途，苏轼诗“夜风摇动镇帷犀”，所谓“镇帷犀”，即镇押帷幔的犀镇。若为文房用具，便是用来镇押纸或绢帛。或旧物利用，或模仿旧式，镇纸多为造型浑圆的各种“象生”:犀牛、狮、虎、羊、兔，又或蟾蜍、辟邪之类。
图六，1：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白石压纸狮子
图六，2：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白石压纸狮子
图六，3：浙江龙游县寺底袁村南宋墓出土水晶辟邪镇纸.jpg
黄庭坚有诗“海牛压纸写银钩”，宋任渊注云:“海牛，犀也。”则所咏乃犀牛镇纸。刘子翚《书斋十咏·压纸狮子》一首曰:“镇浮须假重，刻石作狻猊。偶以形模好，儿童竞见知。”北宋吕氏家族墓地出土一枚白石压纸狮子，正是诗人所咏“刻石作狻猊”(图六，1)。又浙江诸暨南宋董康嗣墓出土石雕犀牛镇纸一对，衢州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玉兔镇纸(图六，2)，龙游县寺底袁村南宋墓出土水晶辟邪镇纸一枚(图六，3)，都是可爱当令“儿童竞见知”的文房小品。镇纸又或取用颇见古意的造型，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出土一大一小两枚水晶镇纸，为剑环式(图五)。宋人画作中也可见到镇纸的陈放和使用，如故宫藏南宋《孝经图》(图七)、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马远《西园雅集图》(图八)。
图八：纳尔逊博物馆藏《西园雅集图》 局部.jpg
《西园雅集图》中，与镇纸同时使用的还有一枚镇尺。镇尺也称书镇、压尺，又或界尺。镇尺可镇书也可压纸，《西园雅集图》中把它描绘得清楚。镇尺的出现或与写字做画使用纸张的大小变化相关。宋代书画用纸尺幅较前明显增大，出现乃至几丈长的匹纸，辽宁省博物馆藏宋徽宗《草书千字文》，便是写于长逾三丈的整幅描金云龙笺上。梅尧臣有诗报谢欧阳修赠澄心堂纸二幅，起首言道，南唐名品澄心堂纸国破后为宋廷所得，却因“幅狭不堪作诏命”，遂“弃置大屋墙角堆”，也可见唐宋朝廷用纸大小的不同。发生在唐宋之际的这一变化，与书案由小向大的演变正是同步。
图一一，2：江苏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出土木卷轴
图一一，3：南京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墓出土铜镇尺
镇尺如尺，不过中间作出捉手，捉手多取兽形，材料也多为玉、石和铜，并且总是成对。镇尺初有别号，称作“由准氏”，见《清异录》;又称作“隔笔简”，见宋《国老谈苑》卷一:太宗“以柏为界尺，长数寸，谓之隔笔简，每御制或飞宸翰，则用以镇所临之纸”。可知它是为书写时作一个界划行间距离的参照，南宋林洪作《文房图赞》为诸物委以官职，镇尺即得名“边都护”，宋人咏镇尺也多取此意。北宋张方平《谢人赠玉界尺》，“美玉琢温润，界尺裁方直。非惟立规矩，亦以端简册”。北宋韦骧《花铁书镇》:“铁尺平如砥，银花贴软枝。成由巧匠手，持以镇书为。弹压全繄尔，推迁实在台。不能柔绕指，方册最相宜”。考古发现的宋代镇尺以金属制品为多，或铁或铜。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出土铁镇尺(图一一，1)、南京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墓(图一一，3)、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出土铜镇尺，式样均与《文房图赞》中的“边都护”大体一致。吕氏家族墓地吕大雅墓所出铁镇尺，长31．2、宽1．7厘米，通体光素无纹，中有一个蘑菇头的捉手，正是“铁尺平如砥”。同墓出土有陶砚。南宋许峻墓的一对铜镇尺与笔、墨、砚同出，镇尺中间一个小兽为捉手，正面装饰两道精细的回纹———若依《营造法式》卷三十三《彩画作制度图样》列举的名称，则当呼作“香印纹”。虽然未如诗人的花铁书镇以“减铁”工艺嵌作折枝花，即所谓“银花贴软枝”，但装饰意匠大抵相同。
窄长如尺的镇尺之外，尚有造型长方而厚、截面略近方形的一种，分量较界尺为重，唐五代时即已出现，似多用来压书，故有所谓“压书界方”之说。《碎金·士具》中列举的界方，当即此物。北宋彭汝励《答周考功惠黄丝棕心席、玉面界方》云“刚严碧玉方无玷，润泽黄丝席有仪”。“刚严碧玉方无玷”，自是玉界方之誉。刘子翚《书斋十咏·界方》一题称它“抄书防纵逸，界墨作遮阑”，则述界方用途甚明。江苏淮安杨庙镇北宋杨公佐墓出土一件长方形的“漆镇纸”，或为与镇尺功用略近而稍短且厚的界方。
图九，2：南京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墓出土方水盂
图九，3：浙江龙游寺底袁南宋墓出土三足蟾蜍铜砚滴
作为文房用具的水盂，在宋人大约是归入砚滴、滴水或曰砚瓶一类的。刘子翚《书斋十咏·砚瓶》“小瓶防砚渴，埏埴自良工。怀抱清谁见，聊凭一滴通”，述其要义甚明。既曰“埏埴自良工”，所咏自然是瓷砚瓶。“怀抱清谁见”，言其为葆清洁而须密闭;“聊凭一滴通”，则口流要细小才好。前举出土歙砚与漆砚盒的无锡兴竹宋墓，同出又有一件影青瓷砚滴，它以俯卧的一对小兽为器身，两兽间耸出鹿角一般的支架，可为捉手也可以架笔，旁侧一个小小的注水孔，另一边有个小短流。通高6厘米(图九，1)。前举南宋张同之墓出土近于正方的一件铜水盂，高6．7、口径6．4厘米，口圆有盖，其上一个莲苞钮，盖侧开出一个小缺口，缺口里插着一柄银水匙(图九，2)。浙江诸暨南宋董康嗣夫妇墓出土石雕水盂，通高4．5、长10厘米。高低前后，峰峦十数，环抱一湖，而成容水之盂，盂有盖，盖以龟为钮，足成水意。盖缘之端做出一个小窍，当是为了插一柄取水的小勺而又不入灰尘，与张同之墓出土的铜水盂的设计构思一致，不过更以湖光山色秀出清清一泓。南宋万俟绍之有诗题作《方水滴子》，诗曰:“质由良冶就，心向主人倾。外倣片金制，中藏勺水清。兔毫芳露染，龙尾湿云生。终令双眸炯，曾窥妙女成。”此所谓“兔毫”，指笔，“龙尾”，指砚。所咏方水滴子，即砚滴。张同之墓出土铜水盂，便正是宋人笔下的方水滴子。两宋砚滴更为常见的式样为蟾蜍“象生”。浙江龙游寺底袁南宋墓出土三足蟾蜍铜砚滴一件，高4．8、长8．2厘米，背有一个注水圆孔(图九，3)。刘克庄《蟾蜍砚滴》:“铸出爬沙状，儿童竞抚摩。背如千岁者，腹奈一轮何。器较瓶罂小，功于几砚多。所盛涓滴水，后世赖余波。”适可为此器作赞。
《书斋十咏》与《碎金·士具》均有笔架一题，《文房图赞》名作石架阁。拈出“石”来作为姓氏，是因笔架多以石制，《图赞》所绘“石架阁”，正是群峰耸峙的一屏叠嶂。“石架阁”，山石笔格也。宋置架阁官，掌档案文书，因戏以此官命之。笔山原是从砚山而来，因此笔架又有笔山之名。山或有池可以为砚，峰峦夹峙又恰好搁笔，砚山、笔山并无一定，而宋人一片深心尽在于“山”，至于可为砚，可置笔，可作砚滴，皆其次也。
图一〇，2：浙江龙游寺底袁南宋墓出土水晶笔山.jpg
笔山多选用天然巧石。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笔格辨》:“灵璧、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于石下作小漆木座，高寸半许，奇雅可爱。”《百宝总珍集》卷三“灵璧石”条曰:“灵璧石山子立者或有卧者，先看样范好弱，无石脉颜色、黑如漆者堪好。亦有小块儿山石峰儿巧者，亦有折断用胶粘不觉者，子细看之。此物文官多爱。亦有墨染出光假者。英州看石，山峰多者着主。”这是从商业角度讲述的意见，虽语言甚村且不很通顺，所述情景倒是更为实在。笔山的流行，缘自宋人爱石，当然以峰多形峻者为上选。惟纯出天然而可入赏鉴者毕竟难求，因此峰峦造型多为人工，以致出现《百宝总珍集》所说墨染蜡出光的造假者。除却天然巧石，笔架的取材尚有陶瓷、漆木和铜，而更有水晶。“璞琢穷工巧，书帷适用高。得邻辉宝墨，栖迹卧文毫。匪月光长在，非冰暑自逃”，乃北宋韦骧咏水晶笔架之句。出自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墓(图一〇，1)和龙游寺底袁村南宋墓的水晶笔山莹澈似冰，恰与诗笔相契(图一〇，2)。又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一具白石双狮笔架，造型取了中间高两边低的笔山之势，却是一对舞爪戏耍而不失威风的小狮子(图一〇，3)。南宋方一夔有诗咏《太湖石狮子笔架》，道是“忆昔金仙去后遗双狻，化作双玉南海边”，“烂烂眼有百步威，安眠不动镇书帷”，正仿佛同一物事，虽然二者岁月相隔不止百年。
图一二，2：苏州虎丘窑厂北宋胡献卿夫妇墓出土印章与印匣
《书斋十咏》中的“图书”，即《文房图赞》中的“印书记”，便是印章，亦即私印。若公章，当名作“牌印”，如《碎金·公用》一项所举。印章是书信往来、诗翰赠答、写书作画之所需，也多见于两宋士大夫墓葬，有的盛以印匣。南京江浦张同之墓出土一方铜六面印(图一二，1)。苏州虎丘窑厂北宋胡献卿夫妇墓出土一具盝顶石印匣，内里放置青铜名章(“献卿”)一方(图一二，2)。《碎金·士具》所列之裁刀、书剪，便是《文房图赞》中的“刁吏书”、“齐司封”。“糊筒”、“胡都统”，则即浆糊筒。牓子匣之“牓子”，俗亦作“榜子”，即名刺或曰名纸，牓子匣乃用以置放此物。然而无论士人抑或商贾，宋人叙述中的文房诸器，均不见所谓“洗”。作为文房用具的洗，其流行是在明清。至于插笔之用的笔筒，也不见于两宋，它大约自明代方始蔚成风气，与竹刻的发达密切相关，兴盛之后便有了各种质地的作品。宋徽宗《宣和宫词》:“宝烟遥洞悉乔松，团墨新翻制作功。预遣丹青模巧样，百花云里更盘龙。”又:“纹窗几砚日亲临，雅玩娱情务讨寻。笔格砚屏皆宝制，镇书唯重褭蹄金。”所云“笔格砚屏皆宝制，镇书唯重褭蹄金”，自然是皇家气派，而非士人文房可备。南宋周必大《淳熙玉堂杂记》卷中，记其被宣入选德殿草诏日，见“御前设小案，用牙尺压蠲纸一幅，傍有漆匣、小歙砚，寘笔墨于玉格”。此为孝宗朝事，恭纪亲见，情景当不虚。而士人之文房清雅，似与此相去不远。前举墓葬出土器物，正为实证。
两宋时代由士大夫引领审美风尚，风气之下，闺中人也不免以才艺相尚。李清照固然是佼佼者，所谓“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王灼《碧鸡漫志》)，但“人间俗气一点无，健妇果胜大丈夫”的女性也并不在少数，比如黄庭坚的姨母李夫人，比如著有《断肠诗集》的朱淑真。“情知废事因诗句，气习难除笔砚缘”(《暮春三首》);“孤窗镇日无聊赖，编辑诗词改抹看”(《寓怀二首》)，闺秀所结人生“笔砚缘”，与士人不殊。搢绅士大夫之家如此，富室商贾似也从风而慕雅。安徽青阳北宋滕子京家族墓三号墓墓主人为滕子京侍妾，所出《陇西郡李氏墓志》系滕子京撰文。志云，“李氏本番禺富家女也，父贾于海，一旦溺，丧其资，独免于死，遂穷窘”，“李氏尚未笄，体性都雅，稍学词翰，久闻于人，其父母耻嫁为里妇，愿执巾帼于贤士大夫家。时我佐幕征南府，因以得之，自是提挈万里，周旋一纪，执侍左右”。富商之女李氏的故事，大约不是宋代殊例。喜近翰墨之外，起于宫廷的琴、棋、书、画诸般才艺，也渐为乡绅富室所追摹。两宋夫妇同穴的双室墓中，文房用具或为女主人的随葬品，如合肥马绍庭夫妇墓，漆砚、内置歙砚的漆砚盒，又漆文具盒一具，内置“九华朱觐墨”一锭，毛笔五枝，均出自夫人棺中。前举吕氏家族墓地吕仲山妻墓出土抄手贺兰石砚，又武进村前乡南宋墓五号墓出土一件白玉轴头的木卷轴(图一一，2)，五号墓的墓主人为女性。虽然实例不多，却也足见世风。
（文章来源：《考古与文物》 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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