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用具在中国兴起于宋代，盛行于明清。经过历朝大儒推崇，文房用具的品类逐渐增多，出现了笔筒、笔架、笔洗、镇尺等；制作工艺也愈加精良，文人工匠以名贵材质、奇巧造型、绝妙构思制作文房用具，为今人留下了一笔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文房”一词在南北朝时期（420-589）的文献已然出现，但似指称家典掌文翰之地，唐代（618-907）则演绎为文人书房，五代末、北宋初的苏易简（957-995）辑《文房四谱》，书前徐铉（916-991）的序中说他“退食之室图书在焉，笔砚纸墨，余无长物，以为此四者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者也！”此处“退食之室”乃文人致仕后常处之所，此室“图书在焉”故应为其书房其中不可须臾或缺之物为「“笔砚纸墨”四者，后世或因此有“文房四宝”之誉隋唐五代时期随着高坐具的出现，几案开始出现变化，一类是将几案搬在床榻上，在床榻上伏案振笔；但是隋唐五代时期似乎未曾发展出「桌」字北宋中期米芾（1051-1107）在其《书史》中记载薛绍彭论及“笔砚间物”，有砚滴，镇纸，笔格与墨。北宋末，蔡京曾为词人王安中（字履道，1075-1134）准备应试文具一套除了笔墨纸砚外，还有「糊匣剪刀压尺、砚滴」。宣和七年（1125），宋徽宗曾以“常御笔研等十三事”赏赐臣下在笔墨砚外还有（光漆螺钿）琴匣笔格（涂金天禄）镇纸（涂金虾蟆）研滴、（涂金）糊奁（象牙）镇尺、“荐研紫柏床”，显示出“承平文物之盛”。
宋代文人世宦之墓里常见有文具随葬，此种葬俗自至道三年宋太宗丧礼时已经有了，墓中「太宗玩好弓剑笔砚琴棋之属」都伴同随葬，而宋代文具随葬，应也是同样殡葬态度的呈现。
就砚而言，最常见的是形式相似的玉堂式砚，长方抄手、三面侧壁直立为尚。就砚史言，米芾所谈北宋细腰阔裙裾的样式，已很罕见；江苏张同之墓中的砚式，裙裾微开，可归为朴实的风字砚，故宫藏品亦有类似者；展出的张栻砚，两侧壁略如梯形，应仍是风字砚的遗风；而一般墓葬所出多仅长方矮壁抄手式，如贾披墓的墓志砚直取日用砚刻志随葬，故，套幸器隹香知此为最普及的样式，诸暨桃花岭武氏墓的端砚，则相对显得长方侧壁高而耸立，是传世所称「宋砚」常见的形高体厚的形式。
南宋帝王常以文具赏赐御前书诏的文臣，周必大《玉堂杂记》便自述绍兴间御前获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属，几二百两”，乾道问有牙尺蠲纸，漆盒，小歙砚，墨笔，玉格的赏赐。如此多种功能与形式的文具共聚一案，显然为当时文房几案常有的摆设方式。
南宋林洪《文房图赞》，便将文房视为多项用具共同演释的场所，笔山主砚滴主水盛主镇尺等等，虽非南宋创发的功能，而该书中所载笔山主镇尺的形式，都可与出土物相印证，可知文房场域中有一文人自豪“吾辈自有乐地”的赏玩观。
虽然宋代书案上除了文房四宝之外的文具不仅于笔格、笔架、镇纸、压尺、砚滴、主砚瓶、等，可依个人需求有所增益，但是如明晚期以来常见的墨床臂搁等，宋代似未发展。虽然杭州北大桥南宋墓出土的漆笔格上方凹孔呈长方形者，今人推测用以放墨，亦不可认为宋代文具已有墨床之制。而且，湖北宣化辽墓壁画上，墨常置于砚面传刘松年所绘《撵茶图》中的墨也斜置于风字砚旁，皆可辅证墨床之外，臂搁也作秘阁，原为两晋南朝宋至隋唐的内廷藏书处所，宋代除崇文院，尚设秘阁收藏善本与书画，也设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管理秘阁事务并无将秘阁称为文具之一。关于文具之一的臂搁，明晚期高濂对其描述堪称详尽，他说秘阁，有以长样古玉璏为之者多，而雕花紫檀者亦常有之。近有以玉为秘阁上碾螭文卧蚕梅花等样，长六、七寸者。有以竹雕花巧人物为之者亦佳，而倭人黑漆秘阁如圭，元首方正，阔二寸余，肚稍虚起，恐惹字墨长七寸上描金泥花样，其质轻如纸，此为秘阁上品。，依其描述，或利用古玉璏改制，或以玉竹木雕琢纹饰而成，或是东瀛莳绘漆艺制品并未言有明代以前制者
本文中所列宋代文房器具：有天然石形为砚，又以黑色石材雕为笔山主水盛主书镇，厚实深沈的石理与浮雕圆浑的工巧，可称为南宋文具雕工的代表；也其独角犀牛式的书镇，
与清宫旧藏犀牛砚滴，有着相似想像的动物形体和下颚上扬的孤高神态，当时人以动植物为形的风气。
石雕犀牛镇纸
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1年
诸暨留云路董康嗣墓出土
浙江诸暨市博物馆藏
纵9.2横3.1高5.0cm
两件石雕异兽，作伏卧状·身躯如牛而丰肥，头顶仅一尖角向后倾斜，而角尖上扬。昂首，鼻尖上翘，口紧闭，下颌向前仰起；双目大而圆睁，双耳耸立·躯体浑圆壮实，四足屈卧，蹄足，尾巴弯搭在后腿上·石材黝黑细腻，雕琢圆润·此种黑色致密具光泽的石材，与同墓的水盛笔山用材相同，应书案上成组的文具，书镇之用，延续汉代席镇造型的传统·浙江新昌淳熙元年1174卢墓葬中，也有一对动物型卧坐对望状的纸镇，亦以黑色石材雕成。此种独角闲卧的牛，应是南宋人所谓的「犀牛」。（参见图版1I-91说明）宋代纹饰中常有「犀牛望月」的图样，亦作独角牛卧地仰天的形象。
石雕龟钮水盛
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1年
诸暨留云路董康嗣墓出土
浙江诸暨市博物馆藏
高4.0口径7×10.5cm
黑色石材雕刻成，如不规则的磊石堆砌，中圆形盆状，直口矮身，带同材质的龟钮石盖，盖面平板，盖钮则浮雕龟形，四足匍匐，龟背隆起，细刻回纹状几何线条；龟仰首作顾盼状·盖的一端镂一小孔·石质黝黑具光泽。宋代《三礼图》系列中的簠簋等礼器，常在容器上具龟钮器盖；本器作丛石堆垒的闲雅造型，盖端小孔，有以作出水用，亦可能原有小杓以取水入砚，当属文房用器
石雕笔架
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1年
诸暨留云路董康嗣墓出土
浙江诸暨市博物馆藏
纵26.8横2.9高5.9cm
黑色石材，雕刻错落的山峦三十二座，由低而高，连峰起伏·中段的峰峦冲天尖耸，边绿逐山落下，随势连绵起伏，山峰高挺而缓坡迤逦，坡线分出前后层次，错落排列，一山接着一山，有崇山峻岭主层峦迭嶂之姿，充满韵律之美·连绵回荡，山与山间凹下的低谷，正可以放置毛笔，设计自然而巧妙·石质黝黑细腻，光泽明莹，可称此类山形笔架难得的佳作山形笔架，一称笔山笔格，是书写时搁笔的文具。一般多作三山、五山状，而浙江兰溪宋墓主江西临川庆元四年朱济南墓（1198）所出铜笔架，亦作群峰涌立的形式。
水晶笔架
南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
衢州市史绳祖墓出土
浙江衢州市博物馆藏
高6长12宽2.1cm
透明水晶，雕作五峰山形，中央主峰最高，侧峰对称地向左右递减·布局规整呆板·南宋时颇流行水晶雕刻的各类小饰品，相似的水晶笔山也见于浙江诸暨陶朱山桃花岭纪年墓，以及海宁智标塔中。
铜异兽砚滴
宋代至元代，西元十二世纪~十四世纪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全高7.8 纵长17.9 横长8.8
似牛兽形，腹广硕，长尾，額部中央有单角，颔下有一绺须，双眉如卷云，小眼主阔鼻主宽长紧闭的口部中央有一细孔；四足细瘦各具三蹄趾。身上光素，仅在两侧有焰状飘带浮起，以示其具灵性的动物郭璞（276~324）《尔雅注》：「犀，形似水牛，猪头大腹卑脚，脚有三蹄」则此异兽当古人所谓犀牛。秦汉以后中原无犀象，对犀的形象多凭臆测，虽然朝服衣饰仍有犀带的品级，当已是海外进口的材质了。此件犀牛形异兽的腹部中空可容水，带圆首管状的滴柱。《洞天清禄集》言，砚滴有蛙形犀牛、天禄等，此件应即文房是用的犀牛砚滴。此种强调眉眼表情且下颚上扬的异兽，也见于四川篴宁金鱼村窖藏的三足兽形水盂，该兽三足，三岔足趾也与本件砚滴的足趾岔开表现相似。
端石长方砚
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
1973武夷山市狮子崖贾披墓
福建博物院藏
长19.3宽12.4高3.7cm
端石砚，作长方抄手式，下端无堵，三面勒棱，以刊琢出宽广平整的砚面，和前端锐下而窄的一字砚池·两壁较浅，是南宋砚的典型造形。砚背刻铭，横额鵀篆书：「贾藏之墓」，其下楷体刻文：「君讳披，字藏之，河北武安人，号神钲、潜夫。以右承直郎福州观察推官绍兴辛未秋九月庚申寿五十三终官舍。多十二月壬申葬崇安永隆院之东·坐壬面丙水，行巽趍丁西南六十步轧巽向者，父左中大夫讳若思，母令人王氏之墓；东北四十步壬丙向者，兄右宣义郞讳损之墓也嫡子宜老先卒·庶怀祖主念祖主德祖皆幼，之后而主其丧者，君兄之次子述祖也葬速不及铭，其侄逸祖志于砚。」两侧足底刻：「娶河阳陈氏献之之女主济源张氏口之女、再娶口东」「黄氏静之女。女三人，□□口卒，妹□福福在室」因此实际上是一件充作墓志铭的砚，砚墓主生前所用，卒于福州任上，归葬崇安家族墓地。其侄主其葬事，仓促间以砚刻铭记鵀墓志·故此砚应墓主所用或当时最常见的砚式。
张栻写经澄泥砚
南宋，公元12-13世纪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长12.6宽9厚2.5cm
砚作梯形，两侧壁斜出，下端无堵，砚背斜下，属风字砚式。风字砚以形如「风」字为名，北宋盛行，有瘦腰宽裙裾的夸张形式者；南宋则保守，此件当属典型式样·砚为澄泥制，色淡而黄，质轻细润，砚堂宽，向前斜下至前端为墨池。砚壁右侧镌隶书「南轩老人写经砚」，砚背镌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御诗乙首·按张栻，南宋初年名臣张浚子，以荫入官仕，终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知观，学者称南轩先生，此砚乃先生著述时所用。
「碧玉子」铭石砚
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1年
诸暨留云路董康嗣墓出土
浙江诸暨市博物馆藏
径22.4厚3.5cm
大块石砚，略如圆型而不规则，两面平磨，周侧不雕而保留斧凿痕。石色青黑，表面满布乳白氤氲的纹理，中央色淡周缘渐深，青紫夹杂，纹理变化无穷，而石质细腻，似鵀端溪石材；砚面不开墨堂与墨池，应亦是欣赏其石理的趣味。砚面的一侧阴刻「碧玉子」三隶书字。
宋瓷收藏者的学习交流平台！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