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章汝奭
老先生不喜当下书坛浮躁的风气，称自己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一直保持着传统文人的风骨，独善其身，卓而不群，令人钦佩。
先生学识渊博，对书法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听他谈自己、谈艺术，或是品评古今书法，都是一种享受……
我最小的时候，喜欢赵孟頫，临有赵孟頫的《玉台新咏序手卷》。后来我父对我说，赵孟頫不可学，有习气。你要是染上这习气，终身难于摆脱。所谓习气者，人们往往以己之足处，更增益之，谓之习气。所以俗书，从赵书开始。也就是俗媚，从赵孟頫的字开始我父亲说你改学李北海，后来改学颜体，学褚遂良，遍临诸帖。魏碑我也临过，草隶也临过，怀素的小草千字文，大草千字文也临过。我在南京临《兰亭序》就临了四百通，和《兰亭序》原稿差不多大，每天写一通，黄庭坚也临过。我觉得取精用宏，实际上，人们学某个人，多是从他的习气方面入手。比方说，苏东坡有点抗肩，人们觉得学苏字就非抗肩不可，不抗肩不像苏。像黄庭坚就中宫收紧，四下放开，不是这样就不是黄庭坚。所以，苏东坡抗肩，米芾有剑拔弩张之气，虽然是高视阔步，很挺拔，但剑拔弩张之气不可取。黄庭坚寒瘦之气不可取。所以要取精用宏，取他们的长处，去他们的短处。赵孟頫和董其昌骨子里俗。陈独秀说“其俗在骨”，这话是很厉害的。所以脱俗并不容易。从赵董这个门槛走进去，说是要探索晋唐人风貌，那是此路不通的。晋唐人有晋唐人的风貌，尤其是两晋。我的小楷，先是求其秀，后来就参照钟繇，见其直。再后来，我就反过来学两晋。字本身长就让它长，本身短就让它短。两晋人的字往往是这样。所以颜真卿尽管“如冠剑大夫，屹立于庙堂之上”，庄严雄伟，但是他也有他的短处。他教张旭的时候，“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所有字一般大小，这就是馆阁体的来源。书法的取舍，跟本人的学养有关系。你看着什么好，你为什么喜欢它，都是有道理的。所以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两晋的大、小谢，他们的字全是很了不起的。那时候写好字就不奇怪，因为魏晋风度在那儿，写得很潇洒。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来说，是从文字派生出来的。首先要有文，然后才有字。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没有文，哪来的字呢？人既然是社会动物，就是要跟人打交道的。人和人打交道，避免不了要有信息的沟通，但是这里面，肯定是包含着情感成分的。没有情感，就没有这一切。我们欣赏《兰亭序》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他这篇文字。这篇文字充满了世事无常的感受，也充满了作者对于人生的领会和感情。而且他的字，恰恰是他的这篇行书，表达了他的情感，跌宕起伏。文和字是合拍的。我们说三大行书也是如此。《祭侄季明文稿》，满怀悲愤，《黄州寒食诗》，如此悲凉凄苦，但是仍然旷达。这全离不开情感。如果只是为了写字而写字，有什么内容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呢？好又在哪里，不好又在哪里？所以我说，首先人要有文，然后才有字。文跟人的做人分不开。首先人要做人。做什么人？做正直的人，做仁厚的人，人对人要有情感，要仁厚。过去北京城的胡同里，门联儿全是“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所以说，所有的东西全是寄予了人的情感的，是和人做人的主旨分不开的。我也说不上什么风格。有人说风格和习气是“一纸之隔”。不对，风格是内含的，习气是外露的。着眼立辨。人们往往不能从绚烂多彩中回归平淡，而是一味地求奇求险。我写字的原则，主要是写得不野，就是不胡来。你尽量可以有自己的风格，但是也要有规矩。古人这些东西，本身全是有规矩的。不可以越雷池一步。比方说，明末清初的王铎，现在所有的《辞海》什么的，说他长于布白，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布白”是指他的布局非常好，但是王铎在落款的时候有局促之病。有时候一张纸写诗，写得纸不够了，就挤在那里，这是不对的。你要觉得纸不够就该换张纸，你不能不尊敬古人。还有，有的时候墨渗化得太厉害，看不清楚了，王铎往往如此。我觉得这不可取。首先你要尊重古人，要尊重你的读者，你写字要给人家看，要尊重别人。比方说，错别字不可以有，字不清楚不可以有，字有歧义的不可以有。这个字可以看成是这个字，也可以看成是那个字，那不行。再有，艺术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求艺者应该重视的是追求的过程，应该说永远没有功成名就的那一天，只有不断地找自己的毛病缺点，不断否定自己才会有进步。现在很多书法家落款，往往加个“之”字，某某人书之，哪儿有这个词儿啊？你以为加一点之乎者也就是古文啦？不对！要求很严格，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所以，我想以苏东坡的一句话来结束，苏东坡说“一肚子不合时宜”，我大概就是这样。————
章汝奭（1927年—2017年9月7日），苏州人，章炳麟先生侄孙，教授，精通外语，擅诗词古文及书法，其蝇头楷书极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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