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书牛人余象斗

余象斗他是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和小说史不可回避的重量级人物，一个能让鲁迅、郑振铎、孙楷第、胡适等大学者，在著述中对其生平事迹、刻书版本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人物——他就是明代后期著名的书坊主和小说编纂者，“建安余氏”刻书世家的核心人物余象斗。

余象斗(约1560-1637)，建阳书坊人，名文台，字象斗，号仰止子、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别名世腾、象乌、宗下、云登父等。余氏先祖因官建州建阳令而举家入闽，到北宋初年始定居在建阳的书坊乡，于是就开始经营刻书业。余氏刻书，出手不凡，在南宋出现了万卷堂，元代出现了勤有堂等著名的刻书堂号。余象斗生逢明末建阳刻书鼎盛时期，当时仅余氏一族就有三十余家书坊，同时期还有刘、熊、郑、叶、杨、陈、詹氏等书坊世家经营着百余家书坊。余象斗出身在书香门第，少年时代曾读书习儒，明万历十九年(1591)，30岁始放弃科考，一心刻书，在《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的卷首中，他说：“辛卯(万历十九年)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籍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籍之裨业举者，悉付之梓。”余象斗主要以双峰堂、三台馆两个堂号刻书，自万历十六年(1588)到崇祯十年(1637)这50年间，他刊刻了七十余种书籍，规模之大、品类之多、时间之久，不仅在竞争激烈的建阳刻书业，乃至放眼全国，也无人可与相媲美。

余象斗不同于一般的刻书家，他至少有三重身份：书坊主、刻书家、通俗小说编纂者，每个身份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是一个将商业意识和文化意识有机结合的独特的刻书家。在商言商，作为书坊主的余象斗自然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多出书，出好书，多卖书。因此，他十分注意营销策略，在书籍的出版和销售方面独树一帜，卓有成效。

余象斗给予自己出版对象以准确的市场定位，就是范围广大的中下阶层，粗通文墨的老百姓。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些新颖的版式，出版了许多插图本小说如：《全汉志传》《武功名士英烈传》等。为了增强扉页的视觉冲击力，如《列国志传评林》，他将扉页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题有“谨依古板校正批点无讹”，竖分两行，中间一幅配图；下半部两旁大字“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同样竖题，中间半部题“三台馆刻”下半部刻有一段识语，这种纂图互注，图文结合的形式，群众喜闻乐见，自然购买踊跃。

万历三十四年，在重刊了族叔余邵鱼编纂的《列国志传》后，余象斗抓住读者的猎奇心理，又编纂和刻印《列国前编十二朝》。余象斗有着十分敏锐的市场嗅觉。万历二十二年，其他书坊刊刻的《百家公案》获得了热销。余象斗察觉到公案小说的广阔前景，迅速组织人员编纂刊刻《廉明公案》，以及续集《皇明诸司公案》，深受读者青睐，上演了古代版的《花千骨》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金圣叹评《水浒传》，脂砚斋评《红楼梦》，可谓家喻户晓，而早在他们之前余象斗就在自己的刻本中作了探索，对小说中的人物、情节、诗词进行评点，将自己对小说的解读植入其刊刻的小说中去。从此以后，坊间所刻小说无书不评，“评点本”吸引力大大超越了“白头本”，开创了小说点评的自觉时代。根据原方先生的研究，发现带有余象斗评点话语的通俗小说十部，就数量而言，当属通俗小说评点之最。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评林体”的形式，代表了余象斗小说评点的最高成就。

几百年前的余象斗就深谙营销宣传的重要性，对自己的商品进行了必要的包装。首先在自己所刊之书加上“新”或“正宗”字样，以突出版本之新，锓刻之正宗。如《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仰止子详考古今名家润色诗林正宗》《三台馆仰止子考古详订遵韵海篇正宗》等。有的还以“京本”打头，以显示版本质量之上乘。如《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等，目的都是为博取读者眼球，扩大影响面。其次，为了便于书商选购图书，余象斗还详细列举已刻书和将刻书的目录，并声称这些书籍均为“关于举业者”，是学子登科中举必读之书。对新版书籍，特别强调系名家编选，有的还列上注家姓名，指出乃“字字句句，注释分明”。

此外，余象斗还十分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为我们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反盗版宣言：“不佞斗自刊《华光传》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既有对自己劳心劳费的吐露，也有对无耻盗版行径的强烈谴责，为后世版权保护开了先河。

余象斗的小说刊本不仅在出版文献学上有独特的价值，为研究古代小说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同时也为明末通俗小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余象斗一共创作了五部小说，有公案小说《廉明公案》《诸司公案》，有神魔小说《东游记》《西游记》，历史演义小说《列国前编十二朝》。这些小说编纂和刊刻受到利益因素的驱动，其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可能不是很高，但对处于萌芽阶段的明末通俗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后世鸿篇巨制的产生提供了雏形。

余象斗这位明末出版界的牛人，一生踌躇满志，刻书五十载，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书籍资料，但在当时并未得到同代文人的认可，并被讥为“村学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村学究”，通过自己刊刻的通俗小说对明末市井读者进行了启蒙与教化，促进了平民意识、人本精神的觉醒。他的“评林体”新形式促进了小说的传播和兴盛，因而使其在中国雕版印刷史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