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人，不但经历过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而且亲身过过在日寇铁蹄下的亡国奴的生涯。
生活在东北三省的中国老百姓成了”满洲国人”；上海的徐汇区是法租界；虹口区是日租界；外滩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那时每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无不盼望中国能强大起来，能独立自主，不再是列强的附庸。
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百姓并没有盼来能保护人民、为民作主的政府。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那时如果谁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会被认为这个人是位爱国者，是位进步人士，会受到人们的尊敬。那时大多数青年学生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盼望解放的。
新中国成立了，一扫旧时代的污泥浊水，空气一片清新。
1954年，我的儿子七岁，上小学一年级，女儿五岁，还在托儿所全托。每到周末，下午三点钟就可以接孩子了，但那会儿我和丈夫都还没下班。于是我经常在早晨就雇好一辆三轮车，给好他来回的车钱，我儿子放了学就会坐上车去把妹妹接回家。我真感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多年后，我儿子说：“我妈妈那时候每天都是满脸阳光灿烂。”
如果有人曾反对这样的党，这样的新社会，那无疑是对全国人民犯了罪，是极其可耻的。
有人检举邱岳峰曾参与国民党军队抓过人，他无法面对自己“曾与人民为敌”的处境。在那个“有罪论定”的极左时代又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在他的交代上多次写道：“我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他想一死了之。也许在他当时看来，这是唯一可走的路。没成想却被认作抗拒运动，罪加一等，反而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据说，原先只是记大过。
我做这本书的时候, 翻箱倒柜都找不到一张我和邱岳峰的合影，哪怕是几个人在一起的。只有一张1954年拍的集体照。上面大约有二三十人。潘我源说：“邱岳峰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但你没有跟他的合影，谁也不会有啊。1956年以后，凡是大伙儿拍照，他都会躲得远远的，免得别人尴尬，叫他还是不叫他呢？”
也许几十年来，他从未奢望过“平反”，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能平安地活着，就是全家人最大的希望了吧。黄毛告诉我：“我妈妈每天会在爸爸下班的时候，抱上我最小的弟弟，到襄阳路45路车站去接他。”襄阳路车站离邱岳峰的家，最多不过十分的路吧，靳雪萍(邱岳峰妻子)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猜，也许她担心这一天不知道邱岳峰又遭遇了怎么样的生活，他是否会平安归来？早一点看到他才放心啊。
从生产“内参片”的1970年开始，直到他辞世的1980年，可以说是他业务上大丰收的十年。那些年他的配音任务不断，而且都是名片、大片，如《红菱艳》《简·爱》《罗马之战》《悲惨世界》以及随后的《猜猜谁来赴晚宴》《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难怪赵慎之至今还想不明白：“我真不懂，那些做牛鬼蛇神、扫马路的日子，他都挺过来了，眼看翻身了，也让他做导演了，怎么倒去死呢？”
“四人帮”倒台以后，“胡风冤案”“丁玲冤案”都陆续得到平反，特别是“右派”得到平反，使我厂的杨文元和温健也分别回到演员组和翻译组，我想也许这一切使他燃起了希望吧。
1980年早春，他特别高兴地告诉我：“我的同案犯写信来说，他平反了。”我一听也高兴地说：“那你只要跟领导汇报一声，把材料调过来就行了。”
不久，陈叙一厂长找我、邱岳峰、杨成纯和伍经纬四个人开会，说厂里来了两部重点片，一部是《雾之旗》，是在“文代会”上放过的，大家将来会对照着看，如果我们配得不好，人家会说译制片到底不如原片，就会损坏译制片的名誉。另一部是《白衣少女》，是中央电视台委托我们加工的，也一定要搞好，以便占领这块阵地。最后厂里把《雾之旗》交给了我和小伍，《白衣少女》交给了邱岳峰和小杨。
这样的安排和重视，更使我相信邱岳峰的“平反”问题指日可待了。
可复查结果出来，他没有得到平反。
老邱死后，翁振新告诉我：宣布“复查结束”的会以后，他看到老邱在一支蜡烛上烤眼镜腿，火都把眼镜腿烧着了，他还木然不觉……
他死后，我曾问过我们厂支部书记老金：“邱岳峰的同案犯平反了，为什么老邱没有平反？”他说：“他的同案犯平反是因为小偷问题，跟老邱没关系。”
也许，早该把这一切都看得淡一点。
其实，早在70年代初，领导上就已经给邱岳峰摘了帽子，可他做人太认真，就像他配戏一样。他还是渴望还他政治上一个清白，还是太在乎组织对自己的评价。如果，能把这一切都看淡一些，那么，也许他就不会死了。
选自《峰华毕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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