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和汉唐盛世
历史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中国上古的历史，尤其是三代以前，是存在于神话之中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画卦，神农尝百草，黄帝战蚩尤，这些都是中国古人制造的神话。不过，这也怪不得古人造假，在文字创造之前，所谓历史有赖于人们的口口相传。口口相传，难免就有溢美和夸大，以及加进了个人想象和寓意的地方，于是各种神话就被制造出来了。
伏羲、女娲、神农和黄帝等都是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後人为了弘扬他们做出的卓越贡献，尊称他们为“三皇五帝”，人民则把他们敬为神灵，用各种美丽的神话传说来宣扬他们的丰功伟绩。
从三皇五帝到夏代，没有所谓的“信史”，历史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到了商代，由于甲骨文和商代都城遗址的发现，历史才有了依据。
从商末的情况来看，商代的核心区域并不是很大，主要依靠实力慑服周边其他众多小国（部落），四周的部落都保持较大的独立性。武王伐纣前，“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如此多如牛毛的小国存在，反映了当时国家的维系十分松散。
周朝创造新国家同时，也建立了新制度去维系这个庞大的国家。周天子采取封建分封制，将土地分给王室的家属和各部落的首领。各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上建起祖宗的宗庙，代代相传。由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国家中枢还不具备独自控制全国的能力，于是只能把地方的实际控制权交给世袭贵族。这样，以世袭贵族掌握地方政府的格局就形成了。
这种维系相比于商代，虽然有进步，但是显然是脆弱的。周天子的威势，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后代诸侯的心目中逐渐下降，诸侯间的由于亲缘关系而形成的纽带，也随之而淡漠。强大的诸侯不断扩张势力，吞并弱小诸侯，周天子无力禁止。周建立400年后，这种维系最终名存实亡，伴随着游牧民族的一次入侵，西周灭亡。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时代来临。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世界大乱，周天子完全失去了维持正常秩序的能力。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现实下，周统治者所倡导的礼乐制度为大家所抛弃，各个诸侯国挖空心思想办法去争取生存、发展。人的思想不再单纯，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不惜采用不同的手段。这注定了春秋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这也正是“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的时代。于是，百家争鸣出现了，一举奠定后世诸多中国思想流派的根基。
在残酷的生存竞争洗礼之后，秦、韩、魏、赵、楚、燕、齐七个国家生存下来，中国进入战国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七个国家各自所占有的国土面积，放在今日之世界，都不失为一个大国，与当今欧洲的主要国家等量齐观。在当时的情况下，直接控制如此大面积的国土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这种局面维持一段时间，恐怕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就会多几分相似了：同一文明体系下，几个大国并立争雄，文字类似，文化类似。看看现在的欧洲格局，就可以想象。
假设毕竟是假设，接下来的历史竟然不可思议地展开了。秦国居然一举吞并了其他六个国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位帝王开创了历史，为了表彰自己的功绩，他把自己叫做秦始皇——真是个贴切的名字!
秦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依靠法律来贯彻统治意志。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赏罚分明，鼓励耕战。正是依靠这一套政治制度，秦建立了强大和高效的战争机器，从而扫平六国，统一海内。
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秦始皇沿着法家的道路继续前进，统一思想，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废弃分封，采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由皇帝直接委派官吏管理地方，用严刑峻法维护统治的权威。此种制度体系，大大加强了国家的内部组织联系，使得国家的实力空前强大。
以法家思想治国，必须首先将法律传播到民众那里，必须教会民众法律的含义。新的大一统国家疆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各地情况之复杂根本无法一概而论，因此无法要求人民知法、懂法、守法。秦统治者只能以高压和暴力做后盾来保证法被贯彻。
秦的高压式统治，伴随着秦始皇的逝去而轰然倒塌。六国的贵族们借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之势力图重建自己的国家，试图恢复祖先的荣光。西楚霸王项羽拥有扫平天下的武力，却只是安于做他的“楚霸王”，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倒退。如果照这样继续走下去，那么中华大地就是另一个欧洲。你叫赵国，我叫楚地，他叫秦land……。
好在能够号令天下的这份工作实在是太诱惑人了，很快就有人跳出来继承始皇未尽的事业了。没有贵族血统，出身平民的刘邦建立了汉朝。正因为没有可以夸耀的血统，所以他也没有重建祖先荣光的包袱。他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管理好这个庞大的国家。汉的统治者继承了秦的国家体系，但做了一些自己的改变。一种新的思路，正在酝酿中。
郡县制度和分封制度并存，是激烈斗争后的结果。单纯分封，有周朝的前车之鉴。单纯郡县制度，当时的中央政府又很难管理。在天下初定，叛乱不断的情势下，奠出了郡县制度和分封制度共存的办法。分封刘姓藩王夹杂在郡县之中，帮助中央管理全国。“亲不亲，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毕竟大家都是亲戚，有着共同的利益，都要维护刘家的天下。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分封制的弊端就开始显露出来了。共同的老祖宗一“驾崩”，各地的藩王们就不老实了。同是老刘家的孩子，凭什么那么大的土地都被你皇帝一个人占了？不如大家分了吧。其实，这还是那个老问题，当时的经济、社会、技术条件，国家中枢很难有效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地方上发生的事情，你中央朝廷能知道吗？多久能知道？知道了怎么管？
这时，聪明的统治者就另辟蹊径，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这就是加强思想文化的建设，也就是发挥“德”的力量。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史记·礼书第一》）意思是说，光凭人的力气，怎么可能管理得好万物和众人呢？还是要靠“德”啊。司马迁进一步说：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
具有如此大威力的“德”，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不妨如此定义：“德”是大家公认的优秀精神品质，本质是克制自己、维护他人或群体的“共同之善”。如果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对善恶、秩序有一致的观念，那么庞大的国家就有了维系在一起的内在力。于是，倡导“人性本善”，推崇“亲亲”、“尊尊”等秩序的儒家思想，成为了统治者的首选。
终于，在经历了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推上了国家正统政治思想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推恩令”削弱了分封制，强化了中央集权。至此，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初步奠定。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个体生产者的差别是很小的。数量优势是决定性的。大一统国家所凝聚起来的数量优势很明显，汉朝空前强大，击败了北部强悍的游牧民族，把影响力扩展到了西域诸国。建立在“德”之上的汉文化特质形成，天然具有独特的感召力，让远方的人们心悦诚服。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文化技术大发展。汉在版图上给后代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更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中国就应该是大一统的，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福祉。
延续了数百年后，汉朝失去活力，最终崩溃。中国陷入了三国时期的混战状态。统一三国的晋朝没有学习前人管理泱泱大国的方法，而是分封皇亲贵族，于是八王之乱祸起萧墙，少数民族乘机大量进入中原，出现了“五胡乱华”的局面。
当游牧民族占据了中原农耕地区，根本不知道如何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于是迅速败亡，被新来的民族所取代。朝代走马灯似的变换，五胡十六国，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当国家再次走向统一的时候，汉的经验成为了仿效的对象。而仿效者反倒是鲜卑族建立的国家北魏。当时，北魏的拓跋氏鲜卑占据中原，决心在这里站稳脚跟时，他们选择了学习汉的经验，分配土地，发展农业，祭祀孔子。最终干脆选择了把自己彻底汉化，皇帝改姓汉姓，禁止穿鲜卑服装和说鲜卑语言。
当隋唐在北魏的基础上次第建立起来时，大一统国家的组织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之前的民族大融合，汉族不是一个遗传学意义上的民族了。凡是接受了“汉”文化的，通通成为了汉族。其实汉族从来就不是一个遗传意义上的民族，汉文化形成的过程决定了其极强的包容力，否则也不会覆盖如此广阔的国土，起到维系大一统国家的作用。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高峰。以儒学治国，以佛教修身，允许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对各族人士都一视同仁加以任用。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放心态的朝代，敞开胸怀与各个民族交流，也最大地扩散了中国文化。不仅如此，唐代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度，更是进一步发展了大一统国家的组织体系，通过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解决了汉末以来暴露出的关键问题，使得国家维系越加紧密。
这个问题，自汉代以来一直困扰着历代统治者。新的国家在建立之初，管理（统治）阶层因为经历了诸多考验和洗礼，往往由精英组成。这些精英阶层，总是本能地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在社会中保持同样优越的地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家族定为贵族乃至皇族，高高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
但是，精英的后代未必是精英。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也由于遗传规律，封闭的贵族阶层其素质一般都是随时间而不断退化的。这就意味着国家的管理阶层通常是在不断变弱的，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一旦无法抵御内外各种力量的冲击，国家就崩溃了。所以，国家的管理阶层需要补充新鲜血液，才可以保持国家的竞争力。
汉代统治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采取了地方举荐孝廉为官的制度，进行这种更新。但这个制度显然缺乏客观性，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被把持，于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人们把这些把持了国家管理阶层的家族称作门阀士族。他们与西方的世袭贵族是不同的，并没有由国家正式赋予世袭地位，而是利用规则或者习惯在实际操作中垄断了国家管理权。按照当下最时髦的说法，他们就是“既得利益者”。
经历了汉代崩溃后的几百年混乱，隋唐重新建立大一统国家格局，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他们找到了新的解决方式——科举取士制度。
科举制度代表了当时最积极的一些因素，是已经拥有数量优势的中华文明在提升质量方面——主要是管理者质量——的一次巨大进步。用考试制度去选拔人才，客观性强，基层有才能的人得到了进入国家管理阶层的机会，他们就不再会成为国家秩序的挑战者，而成为国家秩序的维护者，国家管理层也得到了稳定的高质量人才来源。
唐太宗看到士子们踊跃参加科举考试时，发出了“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感慨，志得意满之情，溢于言表。科举制度又强化了国家的指导思想。科举考什么，渴望出人头地的人们就学什么，通过科举进入国家管理阶层的精英就认同什么。国家凝聚力，怎么能不大大加强？动员整个帝国人力物力的效率也极大提高。
隋唐时代的科举制度，代表了一种对内开放的心态。敞开胸怀与其他不同文化交流，代表了对外开放的自信。两者为中华文明带来了质量上的大幅提升和无穷活力，无论经济、文化、技术，中华文明于唐代再登上了一个高峰，领先当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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