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西方战略思想史》
写一本历史书必然有其叙述上的起点，这本《西方战略思想史》的起点又应该放在何处？20世纪初期，德国战史大师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在写其传世巨著《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时，对于所采取的起点曾作扼要的解释，他的见解对于本书可以说是完全适用的。戴布流克认为战争艺术史本为通史的分支，所以二者应有共同的起点，不过，后者的研究又必须有较充足而可信的资料来源，然后才能通过客观的分析来获致较精确的论断。西方文明发源于希腊固为人所共认的观念，但直到波斯战争（Persian Wars）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始有比较可信的资料足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因此，波斯战争也就构成战争艺术史的天然起点。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5），vol．1，pp．27–29． ]
李德哈特（B．H．Liddell–Hart）在其《战略论》（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中也指出：最自然的起点即为欧洲历史中的第一次“大战”——大波斯战争。此时战略尚在幼年期，我们不可能期待有太多收获；但马拉松（Marathon）的大名却已在所有一切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和想象中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所以又还是不能忽视。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London，Faber and Faber，1967），p．27． ] 富勒（J．F．C．Fuller）在其《西方世界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中也说：“马拉松是欧洲诞生的啼声”，并引述《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中的评语说：“那是一部伟大戏剧的卓越序幕”（a brilliant prologue to a grand drama），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New York，Funk and Wagnalls，1954），vol．Ⅰ，p．25． ]
西方战略思想以希腊为源头，而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又与整个历史过程有密切关系，所以必须首先概述其历史背景。当然，本书对于史实并不能作详尽的叙述，而只能提出其最重要的关键，并扼要说明思想家和著作的历史基础。
希腊人（Greek）为印欧人（Indo–European）的一部分，迁入希腊半岛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大致应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到公元前1000年时，希腊人的活动范围已由爱琴海扩大到地中海，并进入近东周边地区。他们建立所谓“城邦国家”（city–state），总数在1000个以上，彼此之间常有战争发生，其胜负兴亡的事迹并无可靠的记录。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木马屠城记”大致是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希腊人所毁灭的特洛伊城（Troy）位置在土耳其海岸上。此时虽已进入铁器时代（Iron Age），但希腊人到公元前900年时始有文字。荷马史诗之作可能是在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700年之间。此时的希腊似乎尚无高级文明可言，而除近似神话的传说以外，也根本没有可以信赖的历史记录。
由于人口的增长和资源的缺乏，早自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即已在意大利和西西里以及黑海岸边建立殖民地。他们与外在世界的接触日益频繁，范围也日益扩大，这固然带来较多的财富，但同时也带来较多的战争。此种发展对于战争艺术自然产生重大冲击。在此应略作说明：此时尚无所谓战略战术之分，只能把一切有关战争的思考和方法都统称之为战争艺术。
大致在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650年之间（也许是在公元前675年左右），希腊人发展了所谓“重步兵方阵”（hoplite phalanx），这是他们对古代战争的主要贡献。方阵用近代术语来表示就是一种队形（formation），那是由纵深为八人所构成的矩形，阵中的步兵都身穿盔甲，手执矛盾。有了方阵始有真正有组织的战斗，中国古人也说“阵而后战”，其理相通。方阵是未来一切欧洲军事组织的起源，直到罗马兵团（legion）出现时为止，方阵也可以算是最坚强的战斗队形，支配着希腊时代的一切战争，所以这个时代也可以称之为方阵时代（the age of the phalanx）。
以方阵为军事组织的基本形式，对于战争遂又带来两种重要改变。第一，古代英雄单打独斗的战斗方式逐渐遭到淘汰，战争变成一种集体行动，勇者不可独进，怯者不可独退。第二，战争既已集体化和组织化，则必须要求全体男性公民（citizen）共同投入，每个人都应竭尽所能，奋勇作战。诚如希罗多德（Herodotus）所云，当军人相信他是为其本身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保持而战时，则此种勇气也会随之而增强。换言之，方阵是一种“公民化”（civilized）的战斗体，与民主政体具有密切关系。 [ 注：Mark V．Kauppi and Paul R．Viotti，The Clobal Philosophers：World politics in Western Thought（New York，Lexington Books，1992），p．24． ]
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500之间的时代中，以雅典为首，有一部分希腊国家采取所谓“民主”（democracy）制度，但此种制度与现代民主政治只是貌似而已，而且在国与国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同时又还有其他的国家并未采取此种制度，最显著者即为位置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斯巴达（Sparta）。雅典与斯巴达在地理、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有相当巨大的差异，并形成强烈的对比。就地缘战略的观点来看，雅典为海权（sea power），斯巴达为陆权（land power）。以经济而言，前者重商而后者重农。以思想而言，前者倾向自由和平，后者倾向专制黩武。前者文治优于武功，而后者则武功优于文治。所以二者虽同属于希腊文明的范畴，但彼此之间又形成非常复杂的国际权力斗争。 [ 注：关于希腊的政治制度可参阅邹文海遗著，《西洋世界政治思想史稿》（台北，邹文海先生奖学基金会），pp．27–39。 ]
在此同一时期，近东文明也早已有长期的发展，尤其在军事方面实际上是要比西方远为进步。所以在公元前500年时，希腊所面对的最大威胁即为波斯。大流士（Darius，公元前521–公元前483）已经建立了地中海世界中最伟大的帝国，并开始向希腊半岛进攻，于是所谓波斯战争正式揭开序幕。在此以前虽也有战争，但不仅缺乏可以信赖的历史记载，而且就性质和规模而言，也算不得是一种真正有组织的战争。 [ 注：关于近东古代文明和军事情况的知识可参阅Arther Ferrill，The Origins of War（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55），pp．35–90。 ]
从战争研究或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以公元前500年为起点，古希腊的战争史可以概分为三大阶段：（1）波斯战争（Persian Wars），（2）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3）亚历山大的战争（Alexander's Wars）。现在分别简述如下：
一、波斯战争
波斯派遣一支小型的远征军于公元前490年前往希腊，其目的为警告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国家要他们少管闲事。8月底或9月初，波军在雅典东北马拉松平原的海岸上登陆，希军也立即赶往迎敌，于是遂展开西方历史中首开记录的东西会战——马拉松之战（The Battle of Marathon）。这是一个相当小型的会战，希军兵力约10000人，波军可能还较少。战斗经过和死伤数字都无详细记录。结果为波军退走，结束了大流士的远征行动。就军事意义而言，马拉松之战并不具有任何决定性。不过，在历史上，这是希腊人第一次在陆上击败其劲敌波斯人。因此也就使他们对于本身的前途感到深具信心。这种信心继续维持达300年之久，而西方文明在此阶段中遂能发扬光大。
战后，雅典人以为威胁从此解除，但其执政者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则颇有远见而不以为然。他认为马拉松之战只是战争的开始而非结束，同时他又认为除非雅典能建造一支能够支配爱琴海的强大舰队，否则终将败亡。当时雅典恰好发现产量丰富的新银矿，他就力劝雅典公民利用此种天赐财富加速建造100艘战船，使雅典海军实力大增。
10年后，大流士已死，其子泽尔士（Xerxes，公元前485–公元前465）继位，在公元前480年再度来犯，声势之大远过于前次。但在雅典海军奋战之下，希腊联合舰队又在沙拉米斯之战（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强敌，不仅赢得西方海军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而且也象征西方海权的兴起。
两次胜利后，雅典在希腊诸国中遂自然跃居领袖地位。为吓阻波斯再发动侵略起见，雅典遂倡组同盟。公元前478年，以提洛岛（Delos）为总部的同盟组成，史称提洛联盟（Delian League）。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同盟，也可以说是现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先驱。居于盟主地位的雅典不仅需要不断增建其兵力，并筑“长城”（Long Walls）以保护本国的安全。长城分北、中、南三道，将雅典城与皮劳斯（Piraeus）港区连成一体。长城完工（公元前456）后，雅典也就变成一个陆上岛国。
二、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国力日益强大，对同盟的政策常加干涉，由于提洛联盟逐渐在实质上变成一个雅典帝国，这当然又会引起若干会员国的不满和畏惧。于是有一部分国家遂拥护斯巴达以与雅典对抗，双方剑拔弩张，终于在公元前457年爆发武装冲突。但由于势均力敌之故，到公元前445年结束战争并签订和约。此后有一段时间相安无事，但实际上双方都在乘机巩固其势力范围。
公元前435年，双方关系再度恶化，到公元前431年遂又爆发第二次战争，这才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此有三点必须说明：（1）实际上这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第二次战争，但因前一次规模较小，故不为人所重视，所以也无特殊命名；（2）虽名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但并非表示战场仅限于该半岛，而是因为斯巴达是本岛上的主要国家；（3）并非所有希腊国家都参加战争，仍有中立国之存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始于公元前431年，终于公元前404年，总计达27年之久。战争又分为两段：前段长10年，后段长11年，中间夹着6年的和平阶段。所以照理说，应该要算是两次战争。但修昔底德却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战争，因为前后两段在因果关系上是彼此相连，无法分开。
战争初期雅典采取所谓“伯里克利战略”，（Periclean Strategy），因为那是由伯里克利（Pericles）所设计，故以此得名。其要旨为城外居民必须退入城内避难，并坐视其家园饱受敌军蹂躏，但雅典海军在此同时却能摧毁敌方的经济和贸易。伯里克利希望使用此种战略即能确保帝国安全，并迫使对方求和。
对此种战略，戴布流克称之为“消耗战略”，即中国古人所谓“坚壁清野”。李德哈特则认为那是采取间接路线的大战略。 [ 注：分别见《战争艺术史》（vol．Ⅰ，p．135）及《战略论》（p．31）。 ] 不幸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29年病逝，后继无人，从公元前426年起，雅典即改采克里昂（Cleon）所主张的直接攻势战略，富勒认为此乃致命的错误。此后双方互有胜负，到公元前421年，终于签订和约，结束长达10年的第一阶段战争。
到公元前415年，战祸再起，雅典大舰队向西西里岛发动远征，以叙拉古（Syracuse） [ cdhyy注：锡拉库萨 ] 为攻击目标。全部西西里战役长达3年（公元前415–公元前413），其结果为世界战史中所罕见的全军覆没。雅典因此元气大伤，但其海军仍能保持相当实力，始未立即崩溃。此后又经过9年的苦战，雅典不仅转危为安，而且更能获致有利的战略形势。不料到公元前405年，斯巴达海军将领赖桑德（Lysander）在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彻底击毁雅典舰队，于是9年之功遂毁于一旦。
雅典既已丧失手中最后王牌，遂不得不求和。谈判到公元前404年始达成和议，正式结束先后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赖桑德的斯巴达舰队于4月间驶入皮劳斯港，象征雅典霸权的结束。希腊史进入一个新阶段，陆权代替海权而成为支配因素。
三、亚历山大的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成为希腊的新霸主，但好景不长，到公元前371年即为文明水准较低的北方国家底比斯（Thebes）所击败。底比斯的强盛为期极短，到公元前362年由于其国王艾巴米仑达斯（Epaminondas）的战死，国势遂一蹶不振，取而代之者则为文明水准更低、位置更偏北的马其顿（Macedonia）。这一段历史与中国宋代颇类似。首先为宋（雅典）辽（斯巴达）之争，其次为金（底比斯）之崛起，最后才是元（马其顿）之统一。
马其顿在希腊世界中本为边陲小国，菲利普（Philip，公元前382–公元前336）在公元前359年即王位后，开始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不久就使马其顿一跃而为北方巨强。菲利普东征西讨，所向无敌，但不幸遇刺而死，未完成的大计划遂由其子亚历山大继续执行，而其最后的成就又远超过乃父所能想象的限度。
亚历山大（Alexander，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即位时为公元前336年。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公元前404）到此时已有68年，希腊世界中已有许多改变，而在军事领域中则更可以说是已经发生了一次革命，也许可以说亚历山大之所以能有如此伟大的成就，其主因就是他能掌握此种革命的潮流。不仅其所建立的新军制成为后世的模范，而其思想则更是走在时代的前面。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发动东征，到公元前331年即已结束其全部战争，并征服波斯，建立了历史上空前的欧亚帝国。在其战争过程中除著名的四大会战之外，还有其他大小战役不计其数。虽然并未留下任何著作，但他以立功的方式在战略思想领域中所留下的教训仍可为后世效法。他是西方历史中第一位拥有“大帝”（The Great）尊称的君主，也是西方军事史中的第一位“名将”（Great Captain）。 [ 注：有关亚历山大的功业和将道，可参看J．F，C．Fuller，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1958）。 ]
自从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之后，其帝国随之而瓦解，希腊时代也逐渐趋于没落，而西方文明则在地中海内的另一个半岛上找到了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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