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於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於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於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於仁而已。” 孔子做鲁国的大司寇，有父子二人来打官司，孔子把他们羁押在同一间牢房里，过了三个月也不判决。父亲请求撤回诉讼，孔子就把父子二人都放了。 季孙氏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说：“司寇欺骗我，从前他曾对我说过：'治理国家一定要以提倡孝道为先。’现在我要杀掉一个不孝的人来教导百姓遵守孝道，不也可以吗？司寇却又赦免了他们，这是为什么呢？” 冉有把季孙氏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叹息说：“唉！身居上位不按道行事而滥杀百姓，这违背常理。不用孝道来教化民众而随意判决官司，这是滥杀无辜。三军打了败仗，是不能用杀士卒来解决问题的；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是不能用严酷的刑罚来制止的。为什么呢？统治者的教化没有起到作用，罪责不在百姓一方。法律松弛而刑杀严酷，是杀害百姓的行径；随意横征暴敛，是凶恶残酷的暴政；不加以教化而苛求百姓遵守礼法，是残暴的行为。施政中没有这三种弊害，然后才可以使用刑罚。 《尚书》说：'刑杀要符合正义，不能要求都符合自己的心意，断案不是那么顺当的事。’说的是先施教化后用刑罚，先陈说道理使百姓明白敬服。如果还不行，就应该以贤良的人为表率引导鼓励他们；还不行，才放弃种种说教；还不行，才可以用威势震慑他们。这样做三年，而后百姓就会走上正道。其中有些不从教化的顽劣之徒，对他们就可以用刑罚。这样一来百姓都知道什么是犯罪了。《诗经》说：'辅佐天子，使百姓不迷惑。’能做到这些，就不必用严刑峻法，刑法也可搁置不用了。 当今之世却不是这样，教化紊乱，刑法繁多，使民众迷惑而随时会落入陷阱。官吏又用繁多的刑律来控制约束，所以刑罚越繁盗贼越多。三尺高的门槛，即使空车也不能越过，为什么呢？是因为门槛高的缘故。一座百仞高的山，负载极重的车子也能登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山是由低到高缓缓升上去的，车就会慢慢登上去。当前的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很久了，即使有严刑苛法，百姓能不违犯吗？”（选自《孔子家语·始诛第二 》 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广西提督韩良辅奏称“广西瑶、壮出入必带刀枪， 故行凶颇易，仇杀迭开”，但是这些人都在深山旷野行走，塘汛兵丁难以稽查，所以檄行各协营官兵与各处村老、壮目和练总等协力擒捕,并拟于霜降后拨兵征讨。 雍正帝不同意韩良辅的做法，批复说：瑶民、壮民随身携带刀枪，或用来防身，或用来打猎，并非专为杀人，如果简单地禁止刀枪，不但没有好处，恐怕会滋扰百姓，而且也无法完全禁绝。至于民风刁悍的问题，只应慢慢循序渐进地教化，使他们醒悟悔改，不能不教而杀。 “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孔子主张先教后诛，如果不教而诛，是暴虐行为。国家首先要进行道德教育，然后要树立正面形象加以引导，如果实在不从，才能加以刑威。《论语·尧曰》中，他更是直接道：“不教而杀谓之虐。” 《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 孔子 也。”这个世上，征服人最佳的东西不是武器，不是威力，用武器，威力征服人，迟早也会被武器，威力反向所害，唯有以德服人，才能让人心悦诚服。 还有，当一个国家有了犯罪的情况，统治者最先该想到的绝不是去如何刑罚罪犯，而应是去反思犯人为什么会犯罪，是不是国家在德育，教化上没有做好？是不是自身，或是统治者的队伍中有人没有依仁行道，以身作则？......这即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鲁国打算叫慎子，即慎滑釐,做将军。孟子说：“不先教导百姓就用他们打仗，这叫让百姓遭殃。让百姓遭殃的人，如果在尧舜时代，是不被容忍的。即使一战而胜齐国，就夺得了南阳，这样也是不可以的。” 慎子有些勃然，不高兴地说：“这是我所不了解的了。”孟子说：“我明白地告诉你吧。天子的土地纵横各一千里；如果不到一千里，就不够接待诸侯。诸侯的地纵横各一百里；如果不到一百里，就不够用以奉守历代相传的礼法制度。周公被封于鲁，是应该纵横一百里的；土地并不是不够，但实际少于一百里。太公被封于齐，也应该是纵横一百里的；土地并不是不够，但实际上少于一百里。如今鲁国地盘扩大了五倍，你以为假如有圣主兴起，鲁国的土地是在被削减之列还是在被增加之列呢？不用兵力，白拿土地，仁人尚且不干，何况杀人来取得土地呢？君子服侍君王，只是专心一意地引导他趋向正路，有志于仁罢了。”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於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於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於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於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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