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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对中国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发端于夏商时代，其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历史证明：中国古代的每个历史时期，只要统治者重视民本，施政体现民本思想，都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繁荣和社会鼎盛。 民本思想的起源 民本思想对中国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其最初到底起源于我国的哪个时期呢？据考证，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已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根据可靠文献记载：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如此关于民本思想的萌芽在先古时代还有很多，但都是初具雏形，散见于某些史书中，是少数智者的主张，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也没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追本溯源，中国民本思想的萌芽最集中的时期是在夏商周三代，也可以说中国的民本思想起源于夏商周时期。其典型代表人物有夏禹、盘庚和周公。 夏禹是中国著名先期统治者，他治水的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无人不知，而其施治中的民本思想却是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最大贡献。他首先提出了民本思想的概念，并在其施政过程中真正地实践了他的以民为本思想。他的民本思想可以总结为一次回忆、一次谈话、一次实践。一次回忆指的是太康失邦，昆弟五人洛水以北等待了１００多天后，回忆大禹之戒，作的《五子之歌》。据记载《古文尚书·五子之歌》，其第一首就写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的概念，其意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稳定了，国家才能安宁。同时也承认了“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离开了他们，国计民生都无从谈起。对于百姓，只能亲近，不能轻贱；百姓是立国根基，根基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天下的百姓比我们聪明，面对亿万百姓要存戒惧之心，不可随意欺凌。以上这些执政理念，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思想的一次飞跃，也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一次巨大推进。一次谈话指的是大禹和舜帝、益、皋陶讨论政务和治国见解的谈话。夏禹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首次提出了民本思想的概念。据《尚书·大禹谟》记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德罔克，民不依”；“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ｙī，治理安定的意思)，黎民敏德”。而大禹还曾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这些言论无不体现了大禹政事的根本在于养活和教育百姓，端正人们的德行，为百姓的物用提供便利，使人们的生活富足的民本思想。一次实践指的是大禹治水。大禹不仅首次提出了民本思想的概念，形成了一些民本思想言论，而且在其施政过程中还切实加以实践。《尚书·禹贡》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全过程，这虽然是一部关于地理方面十分有价值的文献，但也体现了大禹治水的巨大贡献。据《贾谊·修政语·上》记载：“大禹曰：‘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故鬟河而道之九牧，凿江而道之九路，澄五湖而定东海。民劳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于民也。禹尝昼不暇食，夜不暇寝矣，方是时也，忧务故也。故禹与士民同务，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谕矣。故治天下，以信为之也。”这充分证明大禹不仅在思想上提出了民本思想的概念，而且也在身体力行着民本思想。 盘庚是汤的第十世孙，商的第二十位君主，也是商代的一位明君。他在位时为了避免都城水灾，把商都迁于殷。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都集中在《尚书·盘庚上》、《尚书·盘庚中》、《尚书·盘庚下》三篇中。他关于重民的民本思想也集中体现在为迁都殷而发表的三次演讲中，所以盘庚的民本思想也可以概括为三次演讲。第一次演讲：盘庚为了都城人民生活安定，避免水灾，决定第五次迁都，而臣民却有很大一部分不愿意去新邑居住，而且有一部分大臣不仅不支持迁都，还煽动平民也不迁都，在这种情况下，盘庚把一些贵戚近臣召集起来进行教导，发表演讲。盘庚在这次演讲中明确指出：“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他教导贵戚近臣要抛却私心，给予百姓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要把迁都的原因、善言和思想正确无误地传达给百姓，切不可谣言恐吓和煽动百姓反对迁都避祸的大行动。这是他民本思想的最初显露。第二次演讲：盘庚在对近臣贵戚发表第一次演讲后，把那些不服从迁移命令的百姓召集起来进行耐心说服。盘庚用诚恳的态度劝导他们：“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天时。”“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这第二次谈话通篇贯穿了迁都为民、使民安居乐业、避灾躲祸的思想，提出了顺应天意民心，帮助、养育百姓的民本思想观念。第三次演讲：盘庚把都城迁到新邑，安排好百姓住的地方后，把百官召集起来发表演说，对百官进行告诫：“无戏怠，懋建大命。”“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盘庚在第三篇演说中重点是劝诫百官不要贪图嬉戏游乐，也不要疏懒怠惰，要努力完成重建家园的重大使命。同时他指出你们要想想自己的职责，他将认真考察照抚民众而取得的政绩，不会任用贪财好货之辈，而只会任用努力帮助百姓的人。最后还告诫不要聚敛财宝，要努力为百姓谋生而建功立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对待民众的情况来考察、使用干部的用人理念，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是西周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因以周太王所居地为其采邑，故称周公。周灭商后，周公在总结商朝灭亡的教训时提出：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靡常”。强调只有实行德政，才能长期获得人民的拥护。他总结商亡的教训，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正式实施了“德治”主张。周公的民本思想可以总结为“敬德保民”和“教化”两个方面。周公敬德保民的思想在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其中在《尚书·康诰》中最为集中。《尚书·康诰》是周公告诫康叔勤勉治理殷民的诰词，他精辟论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民。汝丕远惟商■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这些论述，充分证明了他关心百姓、保护百姓、施行德政、满足百姓所需、安定百姓之心、使百姓康乐安定的“敬德保民”思想。关于“敬德保民”他还有许多论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养引恬’。”“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尚书·梓材》)“朕教汝于■民彝，汝乃是不■，乃时惟不永哉！笃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彼裕我民，无远用戾。”“惠笃叙，无有遘自疾。万年厌于乃德，殷乃引考。王■殷乃承叙，万年其永观朕子怀德。”(《尚书·洛诰》)这无一不是他“敬德保民”思想的体现。教化思想是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深化，也是周公执政思想的精华。关于教化，周公专题论述的并不多，但其在许多言论中都蕴含了这种思想。其中较为典型的教化思想集中在《尚书·康诰》之中。周公在《尚书·康诰》中告诫康叔：“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则予一人以怿”“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这两句话是周公民本思想教化方面的集中体现，他告诫康叔不仅要自己遵守法令，还要用法令去教导百姓，要用文王敬德忌刑的风范把百姓引上正道。同时更明确地指出教化能够使百姓善良，国家安康。 民本思想在夏商周三代虽然没有形成体系，但在这个时期中民本思想的萌芽有了巨大突破，完全可以说民本思想起源于夏商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概念，第一次提出了以对民的政绩来考察、使用干部的用人方略，第一次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执政理念，同时他们三个典型代表人物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提出了民本思想，而且作为当时的执政者，在其施政过程中也都身体力行地实践了其提出的民本思想，这对我国民本思想体系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民本思想的形成 民本思想在夏商周时期经过三位杰出人物的提出与丰富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当时的士阶层中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和阐释，由于士阶层处于统治和被统治之间，对民的作用的认识更加清楚，所以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更加着意阐释、鼓吹，成了这一时期的一股思想大潮，并在萌芽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体系。同时，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思想家，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位。他们民本思想的侧重点各有千秋，孔子侧重于“为政以德”，孟子侧重于“民贵君轻”，而荀子的侧重点则是“恩惠于民”。 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完备地继承了周公的“德主刑辅”的思想，而且又有所发展和完善，将德与礼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吸收了春秋时期德治资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从而形成了自己较为详备的德治思想体系。当然，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强调把礼的执行建立在仁的基础上，赋予礼以道德的品格，把外在的强制转化成内在的自我约束，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实质和它的意义所在。孔子“为政以德”思想是建构在君主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基础之上，然后延伸到“治人”的层面上，具体说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这是统治者在实施德治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孔子遵循“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的原则，把“爱人”放在为政之首位。孔子认为，要使社会维持和谐稳定的等级秩序，在处理君民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以道德原则来对待庶民百姓，用自身的高尚道德泽惠于民，取信于民。在孔子看来，老百姓的信任对为政者至关重要，“为政以德”必先取信于民，取信于民必须诚实无欺，讲究信用。子贡曾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孔子把“民信”看得比“足食、足兵”更为重要，把取信于民看做是治理国家至关紧要的东西。“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嫁！”(《论语·子路》)尽管孔子时代还没有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但民在国家社稷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不言而喻。因为民为国家之本，国家之财、君主之用皆源于民，一国之存在，不可须臾离民，无民则国将不存。因此，执政者为了维护自身政权之稳定，首先必须稳定好根基，满足百姓日常的生产生活需要，有了丰裕的生活资料，无论对百姓还是对君主来说都十分重要，也就是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从这一层面来说，民足是君足的先决条件。没有民足，就没有君足。这是维持君民关系的最基本底线，在这一底线范围内，君民之间可保持基本的和谐与平衡，超越或破坏了这一底线，社会将面临“上下失序”的混乱局面。孔子把富民置于为政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施行“德治”如果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那就失去了“德治”的意义，检验为政者“修德”的标准就是看国家是否兴盛，民众是否安居乐业，因为民富则国强，民安则国安。他认为只要做到“足食足兵”，就可获得民众之信赖(《论语·颜渊》)，并以使民“富之”作为人口众多后的首要选择(《论语·子路》)。为了实现其富民的政治理想，孔子要求统治者多予少取，要施惠于民。他认为，为政的首要任务是“足食”、“足民”，然后再“庶之”、“富之”(《论语·子路》)，让百姓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在孔子看来，民富则安，民安则国安，民贫则乱，民乱则国危。作为统治者，要时刻关注民众的意愿和要求，要“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顾宝田等：《左氏春秋译注·哀公十一年》)；“薄赋敛则民富”(赵善诒：《说苑疏证·政理》)；切不可漠视民众之合理要求。孔子的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历史的深刻考察和总结得出的真理性认识。民之富固然重要，但孔子没有停留在此，而是把民之教作为管理的最终目的。孔子对民众毫不犹豫地以“教之”作为“富之”之后的最重要环节，指出“既富，乃教之也。”(赵善诒：《说苑疏证·建本》)孔子最早论述了富民与教民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孔子主张先让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进行教化，把富裕作为教化的先决条件，这可以说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条真理性的原则，强调在富民的基础上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民众就不会萌发犯上作乱之心、非分逾越之想，就会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各守其位，各尽其责，社会也就不会出现上下失序、贵贱失常的混乱局面。虽然孔子“为政以德”的民本思想提出后不停地游说列国，虽然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当时各国诸侯的重视，也没有得到实际的贯彻实施，但是客观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得到了后来儒家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较完备的思想体系。 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是孔子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吸收了孔子民本思想的精华，对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孟子认为，民众是国家、诸侯、天子存亡或变更的最根本的因素，因此民众的地位和作用比君主更为重要。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既然民众比君主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所以“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因此，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齐宣王问汤武放伐之事，怀疑臣不可以弑君。孟子则直告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这些话在当时看来，都是极其大胆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孟子不仅把孔子的“爱人”发展为“爱民”，而且把民放到了历史决定性因素的地位。认为君王可以变置，社稷可以变置，而民是不可变置的。孟子就是从历史中得出结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可见，孟子把民的地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在今天看来，也很有现实意义。孟子要求君王“与民同乐”，并认为君臣之间有某种对等的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君权在孟子的眼里再也不那么威不可犯了，他经常通过委婉或直接的方式斥责君主，如“五十步笑百步”(《孟子·梁惠王上》)，“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上》)。他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之人为大丈夫。正因为如此，孟子呼唤的是仁者治国，呼唤“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社会。 荀子“恩惠于民”的思想。荀子是孔子和孟子之后又一位著名民本思想学家，他的民本思想吸收了前两位的重要内容，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提出了：“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他以“恩惠于民”的思想对孔子、孟子的民本思想加以补充和完善，从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民本思想的初步体系。一方面是“平政爱民”。“平政”的目的是要使百姓“安政”，要使“庶人安政”，绝不能滥用刑罚，暴虐人民，而应该是爱民，施恩惠于民，养民富民。荀子认为，要“平政爱民”，就要“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百姓安政，国君才能安位。民安君安，社会才能安宁和谐。所以，荀子认为：“平政爱民”，“隆礼致士”，“尚贤使能”是国君执政的三个“大节”。“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矣。”(《荀子·王制》)要“平政爱民”，就要反对“上溢下漏”，“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的剥削行为。荀子认为，“王者之法”，取于民要合理，要按等级收税，要办理好民众的事情，利用好万物。荀子说：“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根据土地的好坏收税)，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荀子·王制》)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养民”，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条件。这是“平政爱民”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要“平政爱民”，就要反对滥用刑罚，施强暴于民。“重法”，施刑罚于民，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民安、君安，达到社会的安定。荀子说：“凡节奏(礼法制度)欲陵，而生民放宽；节奏陵而文，生民宽而安。”(《荀子·致士》)“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荀子·致士》)从荀子“平政爱民”的政治主张中，可以看出荀子虽然认为“人之性恶”，但是仍然以“爱民”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也可以说，荀子把“人之性恶”作为政治立说和施政的“方便法门”而已。另一方面是“节裕富民”。荀子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求富求贵求荣是人的情欲之一。为了满足人民求富的欲望，荀子提出了“富民”、“养民”、“裕民”这一治理目标。荀子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矫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荀子·富国》)国家节约开支，实行富民的政策，君上控制过度收税，教育百姓节约，实行这种“节用裕民”的政策，人民就有了生产的积极性，这样生产出来的粮食多如丘山，人民也就可以富足了，民富则国家也就富了，相反则民贫。民富就可以“养民情”，就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也就可以达到“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目的。民富了，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则可以进一步教之、化之。“性伪合而天下治”就能达到“求治去乱”这个总目标。 民本思想的总结 民本思想在夏商周时期出现萌芽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丰富和发展后，形成了初步的体系。到了西汉时期，大政治家、思想家贾谊对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民本思想”理论。今天，拂去历史的尘埃，他的民本思想仍然像明珠一样，依然闪耀着不可逼视的光芒。 贾谊首先对民本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古代民本思想最为完备的概念和内涵：“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故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故其民之为其上也，接敌而喜，进而不能止，敌人必骇，战由此胜也。夫民之于其上也，接而惧，必走去，战由此败也。故夫■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大政上》)贾谊以“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命、民无不为功、民无不为力”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是国家安危之基，存亡之本，兴坏之源，是君主之威侮、之盲明、之强弱的关键，进而总结出民是国家兴衰成败之本、君主威侮之本的科学结论，完备地形成了他的“民本思想”体系。贾谊“民本思想”体系博大而精深，内容深刻而全面。他的民本思想具体又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民无不为本的思想。这是其民本思想的根基和精华。他精辟地论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故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故夫诸侯者，士民皆爱之，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苦之，则其国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大政》)他认为人民是一切的根本，最有力量的是人民，提出了只有人民才是国家根本的重要论断。 施行仁政的思想。“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这是贾谊深刻分析强秦为何迅速灭亡后得出的结论。贾谊在名篇《过秦论》中指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攻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并假设秦二世施行仁政进行对比：“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收孥■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从而得出其“劳民之易为仁也”的科学结论。他认为，作为英明的君主，就要体察民情，忧其民苦，施行仁政，这是一个国家富强兴旺的根基。正是在他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西汉文帝时期出现了长达６０余年的无为政治模式，让农民休养生息，从而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文景之治”这一兴盛之巅峰。他还进一步阐述：“仁义者，明君之性也。故尧舜禹汤之治天下也，所谓明君也，士民乐之，皆即位百年然后崩，士民犹以为大数也。桀纣，所谓暴乱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数十年而灭，士民犹以为大久也。”充分论述了只有施行仁政，一个社会才会长治久安，农民才会富足殷实，国家政权才会巩固。 政在爱民的思想。贾谊指出：“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过秦论》)他认为英明的君主应该常怀爱民之情，善于安抚民心，做到爱民如子。“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君子之贵也，士民贵之，故谓之贵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乐之，故谓之富也。故君子之贵也，与民以福，故士民贵之。故君子之富也，与民以财，故士民乐之。故君子富贵也，至于子孙而衰，则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数也”。他认为，作为官吏，要以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作为自己的功劳，以使百姓生活贫苦作为罪行和耻辱。官员的忠心，不是对任何个人或偶像，而是至高无上的人民。“夫忧民之忧，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教化安民的思想。在中国人看来，人们犯罪不过是在道德上犯了错误，法律就是要帮助人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惩罚犯罪的人。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将人理解为在道德上能够自觉、且有待于自觉的人，贾谊民本思想之精髓正体现在对人的这种理解上。这方面贾谊作了大量的论述：“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大政》)他认为百姓能够自觉，“乃贤、不肖之材”，可上可下，另一方面，百姓同时又是暝、萌、盲、愚，就是说，百姓尚有待于自觉，但凭自身是无法达到自觉的，因此，关键在于为政者的正确引导，“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大政》)他认为民本观念的必然结论就是将政治理解为如何教化百姓，使其生活达到完美。那么，怎样教化百姓呢即以道教化百姓，此种道术实际上就是儒家之仁义礼法，即所谓“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道术》)“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选卿相焉。”(《大政》)他认为虽然民愚昧不觉，有待于教化，但同时为政者又要尊重民意，“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因此，要以百姓之意见来选贤任能。 民必胜的思想。“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雠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大政》）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与民为敌，民必胜。 民本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其中的关于为政以德、民贵君轻、恩惠于民、平政爱民、节裕富民、教化安民的思想，体现了古代民本思想的概念化、具体化、系统化，这些思想对推动国家富强和社会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这些思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明显的目的错位、内容空位、制度缺位的局限性。今天在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社会历史背景下，我们要充分借鉴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既做到古为今用，又坚持与时俱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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