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前几天发表于做書的“外版书编辑给译者的9个建议”，我深以为然并受益良多。受此文启发，既有感于自己身为读者在读译著时发现的一些编辑方面的问题，也有感于自己身为译者与编辑深入交流的经历，在此我冒昧地向广大外版书编辑（也部分地涉及译者）提出6点尚待商榷的事情，以期我们能在引进版图书的编辑规范方面取得一些基本共识，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翻译一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我非常认同曹明伦老师在其《英汉翻译二十讲（增订版）》中所定义的：“那就是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你的译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编辑一本书同样是为了让中文读者通过阅读译著来好好地享受原著。那么，在翻译和编辑一本书的过程中，译者和编辑在进行每一种处理时，都有必要扪心自问：“我这么做是增进和方便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还是造成了阻碍或干扰？”与此同时，我作为一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尤其介意的是流畅的（乃至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被一再打断。造成打断的，除却翻译质量的不佳，往往就是编辑上的不当所致。对于图书编辑工作我绝对是外行，但作为常年的读者，我的一个猜测是，很多编辑操作上的不当，源自编辑们约定俗成地延用了电脑排版时代之前的一些编辑规范（或惯例），而旧有的规范在网络时代早已显得不合时宜，有待改善。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我以译者兼读者的身份提出以下6点商榷，盼方家指教。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有些外版图书的译者和编辑，总有把一本书做成“迷你名人百科全书”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凡是正文中提到的人名，就要加注介绍他的生卒年份、国籍、职业乃至生平。我见到最夸张的一本书，作者喜欢在一句话里信手拈来一溜人名，译者就一一加注，以至于出现一页书有大半页注释的景象，喧宾夺主，极其影响阅读体验，我斥之为丧心病狂。从为读者服务的角度，加注之前不妨思考几个问题：正文中出现的某个人名是作者要表达的重点吗？读者不知道此人生平就不能正常地理解正文吗？加注生平之后增进了读者对相应正文的理解吗？事实上，很多原著哪怕是书末附录有密密麻麻的作者注，也极少会给正文中的人名加注，不这么做不是因为作者默认母语读者文化水平高到认识其中每一个人，而是因为作者知道这些人名无关宏旨，读者认不认识他们并不影响对正文的理解。即使经过了以上拷问，发现加注某个人名有助于读者理解正文，但加还是不加，仍然是个问题。问题在于，译者和编辑是否合理地预设了该书的目标读者。如果一本面向中产阶级的读物，连贝多芬和爱因斯坦都要加注，难道是预设多数读者没完成义务教育吗？在此再次引用曹明伦老师的话：“照顾读者但不迁就读者，……对读者认知能力的判断只能取一个平均值。”由人名推广到其他方面的注释，皆同此理。比如对于某个术语或专有名词要不要加注，仍然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读者理解正文，以及目标读者是否已经具备相关知识。早年间有些译著倾向于多加此类百科式注释，是考虑到那时的资讯不发达，读者手头缺乏工具书作为参考。今时不同往日，读者遇到任何不认识的人名或者不懂的术语，都可以随时随地检索各种网络百科，译者和编辑实不应该沦为百科搬运工。我们应该把省下的精力放在那些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理解障碍，而切实需要加注进行解释的地方，这样才真正帮到了读者，也是译（编）者价值和主体性的体现。最后，附上曹明伦老师在《译者的注释意识和译文的注释原则》一文中提出的加注六原则：
当注必注，不偷懒懈怠
点到为止，不画蛇添足
准确精当，不误导读者
客观合理，不为注而注
随文注释，方便读者
标记清楚，体例统一
他还说道：“译者的注释意识取决于译者对翻译目的之认识，译文的注释原则取决于译者对译文读者之认知语境和认知能力的正确判断。”可谓一语中的！很多翻译图书都遵循一个惯例，就是在正文首次出现人名、地名、作品名和术语时，会一并附上原文，这个要求甚至写进了翻译合同里。有些书的附原文操作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每一页都会出现少则三五个多则七八个“（Abcdefg）”，一眼看上去仿佛打了许多补丁的衣服，视觉上就是不美观的，重点则仍然是这样做干扰了流畅的阅读体验。比如科普书有时会一段文字就引用好几项研究，涉及十来位研究者，于是诸如“约翰逊（Johnson）、格林（Green）和王（Wang）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格式会充斥整页纸乃至整本书。我最近读到一本以梳理传记类图书为主题的书，作者常常一口气提到一大溜书名，不少书名还很长，结果就出现了一页书半页英文的景象，加之书名号和括号林立，得在一堆符号里特地挑出中文来读，身为译者不禁会感慨，既然要附这么多原文，干嘛还让译者翻译呢？翻译可不就是为了让读者省去费时费力读原著的折腾嘛。我可以想象早年间的翻译图书为何这么干，同样还是出于资讯匮乏和获取不便。比如外国人名的翻译那时还不统一，各家有各家的译法，需要靠原文来核对。可是到了现在，外国人名、地名早已有权威译名辞典，大量常见的术语也有官方审定的译名。不仅如此，更有海量汉化过的人名、地名和术语是可以直接在网络检索到的。那些读者“百度一下”必定可以找到对应外文的词汇，实在没有必要在正文附原文，有些书甚至连达芬奇和达尔文、牛津和剑桥、《哈姆雷特》和《资本论》、黑洞和黑死病都要附原文，我真的只能感到“丧心病狂”。有人辩称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读者查找，但如果真的是想方便读者，合适的做法是在书末附上译名表或者把索引完全汉化（后面会详细讨论）。我最近读一本艺术家传记，书中涉及他的关系网中一百多号人，都只是在首次出现时附了原名，等我读到后面再次遇到某个人名时，已经不记得他的身份，可此时我也找不到他第一次出现的地方——那一处会有身份介绍，或者我可以凭着外文原名去检索资料。如果有译名表乃至索引，我作为读者的这个需求才能真的得到解决，仅仅在首次出现时附上原文无济于事。再比如前述那本正文提到很多传记书名的书，事实上其中绝大部分传记，都是欧美国家数百年前的珍本旧书，就算个别中文读者对其中某些书产生了兴趣，光凭一个外文书名既在网上查不到更多外文资料，也不可能从国内图书馆借到，附原文的意义何在？更不消说，其中有些传记原本是德文或者法文，在英文原著里书名已经被作者直译成了英文，于是，在中文版里附上二手英文书名不仅白搭，还颇有文化不自信之感：为何英文原著不需要附德文原名，中文译著却要附上英文译名？过度地附原文，是在消解翻译的价值。但凡中文世界已经有标准或约定俗成的译名，就无必要再附原文。在我看来，通常只有三种情况需要附原文：1.必须配合原文才能理解上下文的，常见的比如作者提到某个单词的词源，或者双关语；2.原文的某些单词或短语在该语境中找不到特别贴合的译法，附上原文供读者参考；3.前述暂无标准或约定俗成的译名的情况，又或者译者不认同既有译法而给出新译名的。作为译者我必须指出，诸如翻译腔、佶屈聱牙、的的不休这样的拙劣翻译理应避免，但这不意味着外语长句就一定要改成汉语短句（这是“9个建议”一文中我唯一不认同之处）。把一个完整的长句拆成短句组合，看起来把原文该表达的意思都表达到了，却忽略了一个重点：这样做把原文的行文气势和逻辑重心也给拆散了。作为翻译的目的，向读者传递“文体风格”与传递“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而拆句子至多做到了后者。对此，傅雷先生早有论述：“长句并非不困难，但难的不在于传神，而在于重心的安排。长句中往往只有极短的一句simple sentence，中间夹入三四个副句，而副句中又有participle的副句。在译文中统统拆了开来，往往宾主不分，轻重全失。”现代汉语是一门不断发展着的语言，它在发展初期就大量借鉴和挪用了西语语法，其中很多早已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我们从事翻译，本身也是在为丰富和改造现代汉语的表达做出绵薄贡献。习惯说短句也许是汉语的一个特点，却并非是不可改变的成规。语言塑造着思维方式，我们说话用短句重“意合”，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逻辑思维能力。我作为译者的一点追求就是，在翻译科普书时，让科学说汉语，让长句的译文传递科学自带的逻辑，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显然我现在还没能做到这一点，一来自己功力不够，有时不得不用短句来凑，二来编辑总喜欢把长句改成短句，即便长句本身在表词达意上并无毛病。我还不认同“把外文长句转换成‘看起来不累’的中文，很有必要”这种迁就读者的心态。还是从翻译的目的出发，我们是为了让读者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不是为了让读者“不累”的。根据奈达的翻译等值理论，译文读者对译文所做出的反应应该与原文读者对原文所做出的反应相一致。有些时候，原文的长句本身就足够烧脑，母语读者大概都要读上三遍才能理顺，缘何译成中文，译者就要越俎代庖地替作者把烧脑的长句掰碎揉软，舒舒服服地喂给读者吃呢？中文读者不配享受自行咀嚼烧脑文字带来的快感吗？一句话总结：对于常见的外语长句表达，只要掌握翻译技巧，通过精心组织推敲，中文足以译出易读易懂的长句来，拆成短句的做法往往拆散了原文的重心；而当原文长句本身就难懂时，通过降维处理让中文变得好懂，则有悖于翻译等值理论，是不可取的。我阅读译著时，常常遇到一页起首空出一行的情形，好比左右衣领没对齐，看上去很不美观。究其原因，是西语原著的写作常常有不另起标题分节的习惯（也就是若干自然段构成相对独立的一节），在英文书中有多种处理分节的方式：一种是每一节的首词或首行字母全大写；一种是在节与节之间加上装饰性的分节符；最常见的则是简单地在节与节之间空出一行。对于最后这种处理方式，当遇到某一节正好排版到一页起首时，编辑会在上一页末行或者这一页首行加一道短横线来分节，提示这是新的一节开始。又因为出现大段引文时，引文前后本来就要空出一行，而当一段引文正好构成一节的结尾时，也需要在结尾处加上短横线，来提示这一节的结束，避免歧义。有些中文图书编辑会忽略这种处理。原本在Word文档中通过空行形成的分节，在进行图文排版之后，就可能出现上述起首空行等情况，需要加上分节符。有些编辑一开始注意并且加上了分节符，待到后期排版做了调整，导致新的地方需要加上分节符时，又给忘掉了。作为读者，正文排版美观是会提升阅读体验的，反之则会造成分心。类似地，页脚处也可能因为加注而造成大片留白的不美观（好比左右裤腿没对齐）。这通常是由于某个注释正好加在了一页最后一行，而注释本身略长页脚放不下，只能空出来另起一页。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可以对加注的位置进行微调，一个译者注的插入位置相对灵活，既可以是句尾，也可以是句中，甚至可以调前到上一句或者挪后到下一句。前不久，有编辑送来一本我特别喜欢并无数次推荐过的书的新版，收到书之后我给编辑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考虑到这本书的索引体量很小，再版时能不能去掉丑丑的边码，全部换成中文版页码？”编辑很快回复了我：“这是个好建议，自己做也花不了多久。我们之前没注意，都是印制部同事定稿之后我们才加的边码。”这次交流让我意识到，之所以很多翻译图书还保留了加原书边码这种习惯，是因为很多编辑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在没有电脑排版无法智能检索文本的年代，加边码是一种省事的权宜之举。可是到了2020年还加边码，真的就说不过去了。试想，当边码已经加好之后，再配合文本检索，很容易就可以查到原本出现在原书X页的某个人名对应出现在了中文版Y页，如此对索引页码逐一替换就好。跟原著编辑能从无到有地编制一份索引相比，替换页码已经属于易事。这的确是一件很枯燥的活计，可这不正是编辑的分内工作和成就感的源泉之一吗？如果说前述正文附原文消解的是翻译的价值，那么加边码消解的就是编辑的价值。既然译者和编辑是齐心合力在把一部原著翻译、汉化成一部译著，最终竟然还要在译著中留下这么多有形的原著痕迹，试问翻译和编辑的意义体现在哪里？不仅如此，加编码跟漏分节符一样，在排版上是不美观的，而且一本书至多漏掉几处分节符，边码却几乎出现在每一页。为了让一本书看上去美一点，重制一份索引很有必要。首先，我不认为原著索引必须予以保留。除了学术书和工具书，以及信息量大或具有学术价值的一般图书（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某艺术家传记），多数大众图书的索引其实很鸡肋，读者通常用不到。这时，附上一份译名对照表足以满足中文读者查考的需求。然后，不论编辑出于何种原因选择保留原著的索引，要做就应该做到彻底汉化，上述转换页码就是其中一个方面。而此处我要指出的是，有些书的索引做得不伦不类，不如不做。比如，有些索引还是按照原著的单词字母表顺序排列，只是把对应的条目译成了中文（有的甚至根本不翻译），这让中文读者如何检索呢？读者想知道某个人名或术语出现在正文的哪些地方，还要先自己把它们回译成外语，然后再到索引里去找对应条目。这样偷懒的处理根本就不是为读者服务的。彻底汉化的索引应该是把所有条目翻译完之后，像新华字典那样按拼音来重新排序，这样中文读者才能按图索骥。这其中，又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外语索引中对于人名，都是把姓放在前面并按姓排序的，翻译成中文之后，有些编辑却会弄成把外国人按名（而非姓）的拼音排序，这是不合理的（比如本来一个家族的人却搁不到一块儿）。最后，我再次向大家安利曹明伦老师的《英汉翻译二十讲（增订版）》（参见拙文《〔译事〕一位译者的谆谆教诲》）。这本醍醐灌顶的好书我也是相见恨晚。我希望有更多的译者和责编能够阅读这本书，就其中的翻译之目的、标准、原则和方法达成基本共识，有利于整个行业生态的优化。再进一步，我希望那些对如何评价译本质量感兴趣的读者也来读一读，这样会形成一个译者/责编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空间。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一个共同目的：让我们读到优质的翻译作品，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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