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推知，我国古代由中央政府直接设立，专门或主要为宫廷生产瓷器的“官窑”，大约出现在北宋末年。先关机再最早见于南宋叶寘《坦斋笔衡》和顾文荐《负喧杂录》。两书所记大同小异，可视为同源史料。在京师设置官窑之前，定窑和汝窑先后奉命烧造供瓷。此外史料中还记载北宋时期越州，耀州等地贡瓷的记载。北宋前期，宋廷设有”瓷器库”。
宋代的贡窑一般都是当时比较知名的民间窑厂，他们除了生产贡瓷之外，只要产品还是民用商品瓷。而且他们生产的贡瓷，一部分次品也会到市场流通。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说汝窑“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而这批汝窑，其属性显然不是官窑。官窑属于官营手工业的一部分，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即商品直接进入官方消费过程，而不投入市场。
官窑设置的时间。文献记载是在北宋末政和间，从出土及传世的汝窑和官窑来看，其包含品种繁多，食器，酒器，香器，花器，茶器等。瓷器属于耐用产品，官窑大规模的烧造，显然是因为贵族日益增长的需求。宋代等级森严，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等级制度的某些规定不断被僭越。
宋廷对手工业依赖极大。北宋初期，宗室人数甚少，不过数百人而已，北宋末增长至数十倍。靖康之祸后，尽管大批宗室沦为金国的阶下囚，而逃到南方的宗室人数依然不少。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官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所以不难想象，就瓷器而言，祭祀陈设和礼送的需求，就更为惊人，这正是宋代官窑产生的原因。
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就是宋廷为何要舍弃汝窑的烧造？汝窑的烧造时间大约在哲宗元祐元年至徽宗崇宁五年约二十年间。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悬案，众说纷纭。但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得到解决。
北宋的东京是一个正在向“近世化”都城转变的“超级大都市”。城市功能的转变，意味着商品经济已经取代皇权政治而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助力，北宋末年，东京人口已经得到了一百五十万。从仁宗朝开始，宵禁就开始废弛，店铺和手工作坊遍布各地，整座城市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在当时的社会中，皇亲贵胄和达官显贵，没有市场也一样能奢侈的生活，而那些地位卑微的民间工匠，却离不开市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统治者对于手工业已经不能完全的予求，独立手工业是国家重要的税源。
从明清以来各地的仿古瓷器来看，汝窑是最难以烧造的。，比定，耀，钧等窑口的难度要大得多。清凉寺的汝窑遗址中，各类绿釉，白釉，黑釉和三彩的瓷片随处可见，只有天青的汝窑标本极难觅得。汝窑的天青产品由于工艺复杂，产量可能不高，难以满足宫廷大量的需求；或者还由于它的生产成本太高，价值不菲，朝廷或者地方政府也不能大量采购。对于这种颇费工力的瓷器生产，半民半官的窑厂，其成本和效率应该要好于官造或者纯民间采购。北宋后期因为兵乱而废弛的经济，可能难以为继去烧造汝窑。今天我们讲到汝窑或者南宋官窑。，风雅天子徽宗的趣味，皇家的豪奢趣味，官窑也就被美化和神化了，说到底，应该还是一种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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