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我们谈到官窑瓷器在元代的影响,并简单介绍了元代的文献记载中的“哥窑”,这节我就元明墓葬、窖藏出土的官哥类瓷器做一个资料性梳理,所用材料均取自历年出土发掘简报。
1952年原江苏省青浦县农民在田间劳动中偶然发现了元代任氏家族墓, 并见有文物出土。后经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有关部门收集, 已将出土而流散的文物归藏博物馆,其中任明(1286-1351)墓出土青釉瓷器八件。
胆式瓶四件,两件目前在上海博物馆,另外两件调拨在国家博物馆。小口,细长颈,斜肩,鼓腹,圈足。通体有细纹开片,施淡灰青色釉,圈足露胎处显紫酱色胎骨。
青釉贯耳瓶 国家博物馆藏
贯耳瓶两件,目前也在上博,一件调拨国博。直口,长颈两侧附贯耳,扁圆形腹,圈足。器身纵横细纹开片,施米黄色釉,器口、耳釉薄处略呈紫色,即所谓“紫口铁足”。
青釉双耳炉 国家博物馆藏
任明字彦古,号云山,后过继于姑家改姓陈,生于前至正二十三年(1286年),卒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享年六十六。任明《元史》无载,倒是《重修上海县志》记载:“陈明,字彦古,夫勇湖广等处泉货少监,明仕至中议论大夫同知、赣州路总管,致仕卒赠嘉兴路总管,赐爵颍川郡侯。”两人同名同字,不为巧合当为一人。任氏家族墓早年被盗,仅任明墓中有出土多件珍贵文物,这八件青釉瓷器查阅当年的发掘简报及相关报道均描述为“南宋官窑”,后有学者研究称是“元代哥窑”产品,近来考古报告及展示铭牌窑口又多标为“南宋郊坛下官窑”,反应出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在认知官窑、哥窑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异。
米黄釉盘一件。大口,圆腹,平底,矮圈足。通体施米黄色釉,不露胎,外底中部有六枚支钉痕。釉层厚,有开片纹。足和口沿处釉层薄,呈绛紫色。
青釉葵口盏 安徽省博物馆藏
青黄釉葵口盏 安徽省博物馆藏
青黄釉单柄杯 安徽省博物馆藏
这五件器物当年研究人员推断为景德镇仿烧的南宋官窑产品,近年又有所修正,而坊间报道中则又描述为宋墓所出“南宋官窑”,匪夷所思。目前能见到的元代瓷器窖藏还有几处,多是采取陶或瓷制大器皿,盛放几件精美小瓷器,埋藏于临时挖造的土穴地窖中。安庆窖藏发现于安庆市反修路89号旧宅的房基,此处在当地又称“卫山头”,是明朝军事守卫机构的所在地,如果此机构在历史上存在沿用情况的话,那么此地的窖藏发现或与元末安庆地区频繁的战乱有关。
青釉长颈多棱瓶 甘肃省博物馆藏
青釉八方贯耳瓶 繁昌博物馆
青釉八方贯耳瓶 繁昌博物馆(细图来自西风老师博客分享)
1975年发现于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种类丰富,据考古简报描述出水类官青釉瓷器多件[9],目前笔者能确定是杭州产品的仅四件,其中三足炉三件,贯耳瓶一件。
青釉浅沿葵口盘 南京市博物馆藏
据当时发掘简报描述,盘碟出土时位于墓中石门的前部, 有的叠压在一起,分大、中、小三类。葵瓣口造型, 青灰色釉, 开片。大盘圈足露出紫酱色胎骨, 中、小盘底部留有支烧痕迹。大盘三件,口径16.1一16.4,高2.9一3.1厘米;中盘一件,口径15.3,高2.8厘米;小盘七件,口径13.5一14,高2.2一2.7厘米。
青釉折沿葵口盘 南京市博物馆藏
青釉折沿葵口盘 南京市博物馆藏
这十一只盘子目前有九只藏在现在位于朝天宫的南京市博物馆,另外两只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故宫以几件明清瓷器的代价交换走(当时的南京市文管会与故宫属于平级单位,故宫无权调拨,经协商,故宫用了多件明清瓷器才换走其中的两只青釉盘子)经专家手上鉴定为一级乙等文物,不幸的是在2011年7月4日,因故宫相关人员操作不当,导致其中一只青釉葵口盘碎成五瓣,一时舆论哗然。当年发掘简报明确指出这十一件盘碟是哥窑产品,故宫也依此定名,而在当今的南京,此类盘子的定义却仍模糊不清,有的称“官”有的则称“哥”,真可谓是“官哥不分”。
青釉双耳三足炉 长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青瓷贯耳瓶一件(M3 ∶ 2)。直口,长颈,扁圆腹,圈足。口部有两对称贯耳,贯耳口部与瓶口平齐,其中一耳有残缺。除足底露胎外,通体施米黄色釉,局部釉面受沁呈乳浊色。釉面呈现大小不一的开片纹, 其中大开片纹线呈黑色,小开片纹线呈淡黄色,具有金丝铁线特征,足底露胎呈黑色。口径2.5、腹径7.8、圈足径5、高11.8 厘米,与上海任氏墓出土的青瓷贯耳瓶极为相似。
据志盖“明故巢松吴先生之墓”铭文,可明确推断墓葬的年代。据《吕山吴氏宗谱》,吴先生即吴琼,字汝辉,号巢松,生于永乐癸卯年,卒于弘治十三年[14]。因此,该墓葬的年代应为弘治十三年(1500 年)或稍后不久。2012年6月,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陶瓷史》编写专家组一行在长兴考察时, 专门对这两件青瓷器进行了初步鉴定,有专家认为属南宋官窑,也有专家认为是哥窑。
后记:在目前我们见到的考古资料中,能够确认为官哥类型的瓷器仅在元明墓葬中有所发现,并且大多集中在元代。而在另一个方面,上一节我们也曾谈到,究竟什么才是构成哥窑的标准?从上述出土器物的断代及窑口定性问题上,我们也不难发现专家们的混淆与武断。
上海博物馆:《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记述》,《文物》1982年第7期。
胡悅謙:《安慶市出土的幾件瓷器》,《文物》1986年第6期。
王勇:《南宋官窯與絲路遺珍》,《絲綢之路》文論,總第17期。
劉光煜:《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南宋官窑瓷器及相关问题研究》,《絲綢之路》2014年第10期總第275期。
高茂松:《江苏溧水永阳镇元代窖藏出土的瓷器与初步认识》,《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总第220期。
《繁昌出土元代陶瓷文物》,《中國文物報》2000年9月20日。
王承旭:《繁昌元代窖藏瓷器》,《收藏家》2013年3月。
[韩]高美京:《新安船出水陶瓷器研究綜述》,《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總第169期。
[韩]郑良谟:《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篇)》页367-396。
详见李德金等:《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席龙飞:《对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研究》,《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日]三上次男:《新安海底的元代宝船及其沉没年代》,《东南文化》1986年第2期。
冯先铭:《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明汪兴祖墓清理简报》,《考古》1972年第4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长兴石泉明墓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7期。
郑建明、林毅:《长兴石泉明墓出土“传世哥窑”型器物及相关问题略论》,《文物》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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