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两次封建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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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两次封建的战略意义

周武王依赖祖先打下的基础和对西南，西北地区邦国的控制，联合西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军队，依靠一场奇袭打败了商朝。但是对于初建的周朝来说，存在巨大的隐患。纣王虽死，商都被破，但是商朝军队的主力仍然存在且商人的势力仍然很强大，而其东部属国奄，蔡等仍然保持强大力量。也就是说周人仍然无法有效控制东方区域。武王时期分封制度的草创为巩固统治奠定了基础。

周朝的封建又可分为两期。第一期的封建是在武王克商之后，其主要目的为重建战后的秩序和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其规模比较有限，其地区也比较狭窄。似乎只是一种权宜措施，而尚非永久性的规划。当时殷商虽已败亡，但殷人的残余势力仍相当巨大，因此仍封纣子禄父（武庚）于殷以为安抚，并使得远在东夷的商人主力得以解决，同时又设“三监”，即将管叔、蔡叔、霍叔（均为武王之弟）分封在其附近地区中，以来执行监视任务。此外又封先圣王之后及同姓子弟和功臣等。前者是收拾人心，后者是巩固王权。这些诸侯如鲁、燕、齐等，其始封皆在成周（洛邑）之南，也就是周初三大战略家太公姜尚，周公，召公分封在南线以稳定南方楚地的势力，又可以从侧面保证成周对商人的优势（楚国虽然此时仍然没有绝大的力量，且在周灭商时没有动作，主要的还是因为周人控制汉水诸国，如庸，濮等。而且楚人在灭商时算是同盟者，虽然其没有出兵保持中立）。钱穆先生认为：“大概周人势力逐步东侵分为两线：由丰镐向东南经营汉水上流，渐及淮域，此太王已开其基，由丰镐向东北，经营河洛，及于殷商，则为武王之新猷。周初封建即为此两线展扩之初步成绩也”。我们在这里也看出，对于东方，除了三监，周人仍然无法有效控制商人以及其东方属国，更不用说淮夷，徐戎。

武王克殷二年后，天下未宁而中道崩殂，对于新建的王朝而言，实乃危急存亡之秋。身为宰相的周公遂不得不奉孺子（成王）而摄政，以应付此重大危机，不料引起其兄管叔之不满。遂与武庚联合反叛，而其他异族，诸如淮夷徐戎等也都纷纷参加。整个东方旧殷王朝地区完全沦陷，情势岌岌可危。周公遂在成王三年（1117B．C．）发动东征，经过三年的苦战，才把叛乱完全平定。于是不仅转危为安，而且国威大振，从此地方势力也就不敢向中央政府挑战了。

周公遂乘这种时机开始进行第二次封建，这一次封建不仅规模比上次较大，而且每一个封国的新位置都含有微妙的战略用意。此种有远大眼光的战略部署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现择其重要者略述如下：

周公子伯禽封于鲁，太公子丁公（太公已死）封于齐，自有齐鲁之新封后，周人势力始越过殷人旧域而向东达到海滨。徙全部国史的观点来看，更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是由西而来的华族首次舆海洋接触。两大强国不单保证了周人对原商人属国“奄”和“蔡”的控制，也保证了周人对宋国与卫国境内商人的监视；而且也保证了免除东夷和莱夷，徐戎的进攻可能，并继续向淮河-长江以及山东半岛殖民推进。而且鲁国做为周礼之邦，为周文化的东扩奠定了基础。

封康叔（武王弟）于卫，使殷朝自盘庚以来历时约三百年的河北根据地从此受到周人的统治；但同时又封微子启于宋，以对殷遗民示怀柔之意。宋为汤以来的故土，可以表示周人之无意灭殷。而且周公分商人遗民为三部分：一部分给鲁，卫，一部分给宋，另外一部分移民于成周（洛邑），分散了商人反抗的力量。

封唐叔（成王弟）于晋，其地为夏壚，其目的为沟通周人自大河北岸直通殷墟（即新建之卫国）之要道。自远程视之，晋国之封建更有其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以后成为春秋时代的最重要权力中心之一。

在周朝的东南方，封商朝原来的贵族微子启建立宋国，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统治着商朝早期活动的地区，另在宋周围封有杞（姒姓，在今河南杞县）、陈（妫姓，在今河南淮阳）、蔡（姬姓，蔡叔之子，在今河南上蔡西南）等许多小国，此为周人经营南面地区的极东点，自此北绕而与鲁齐相呼应，以及于卫晋，于是宋人也就自然落入大包围之中。而且它们与宋共同守卫着周朝的东南方，使苏皖北部、中部的徐、淮夷不能直接威胁周朝王畿地区。

在第二次封建时，鲁齐诸国皆伸展东移，燕亦移于河北，大约在齐卫之间，镐京与鲁曲阜恰似椭圆之两端，洛邑与宋则为其两中心，周人从东北东南张其长臂扼殷宋于肘掖间。周公又营洛邑为东都，天子常自临驻以镇摄东方，并与新建诸邦相联络。增筑王都城池，建立强大的王室军。周公东征胜利后，周公一方面加强丰、镐一带的统治，加筑丰京、镐京两个原有都城，并以六师的军队驻守，即“宗周六师”，又作“西六师”；另一方面在洛水营建雒邑（今河南洛阳市），即成周城，派八师兵力驻扎，即“成周八师”，又作“殷八师”（它还起到了监视商人遗民的作用），大大加强了周王朝对东方的统治。这样在东西相距400公里的两都驻兵14师，形成两大战略基地，这对于就近集中力量征战四方，而无需远距离调集军队创造了条件。凡西方有事，西六师征之；东方有事，则成周八师讨之。这使得周王朝能够不失战机，有效地控驭地方。即使遇到重大的事变，周王朝还可以集合两大军区的兵力会同征战而不至示弱于反叛势力。

这里还要讲到其两大都城之间的道路建设。《诗经·大东》上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为军队的调动提供了条件。依靠广布全国的交通网加强统治。特别是两京之间的道路为后世秦-唐王朝所一直延续。

卫、鲁、齐三国在当时均为大国，封地广大，拥有数量可观的军队，并享有征伐之权，这样就把东方商朝势力强大的地区控制起来。在北面又以召公奭的长子建立燕国，建都于蓟（今北京市），燕国统治中心在河北北部，统治区域则远达今东北地区，其势力也非常强大，它与齐、鲁、卫三国遥相呼应，互为犄角，使西周的黄河中下游直至海滨地区有了稳定可靠的安全保障。而且燕国也成为抵抗北方肃慎等族的前沿。

在南方江汉地区，早在灭商前就建立了统治势力，这一带的庸、卢、彭、濮等方国部落曾参加过武王伐纣战争，灭商后，周在此暂时分封了齐燕鲁等国，在南方也建立起了屏障。到后期周昭王南征失败，楚国崛起到宣王设置汉阳诸姬，周人才真正意义上抵挡住楚人的扩张。

在西南方，蜀人也曾参加过伐纣战争，周势力在长江上游四川地区已有一定影响，而在关中通往四川的要道——秦岭西部大散关，还有周的一个封国——散国，加上秦岭、巴山等山脉的天然阻隔，周西南的防卫亦得到了保障。

在西北方，与周畿邻近地区有强悍的戎狄部落，周人做法是天子坐镇。

所以，周公所计划的封建制是不仅为政区或政权的划分，而更具有武装移民和军事扩张的意义。简言之，周公是利用其东征的余威，把周室的宗亲散布在当时的整个中国领土之内。这些新的封国都是插在原有异族之间，让他们各自成为一个单位去自求发展。最初是由于有王室的支持，始能维持生存；不久之后，就分别成长而成为周室的屏藩。此种内外互赖，共存共荣的政策实含有极高度的战略智慧。其优点在短时间内也许还看不出来，但等到平王东迁，周室衰颓之后，这个政策才开始发生重大的功效。齐桓晋文都是周公当年所播下的种子。他们挡住了夷狄的入侵，使中华文化得以传留至今。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以想见当时夷狄之患是如何严重。假使说管仲之功已不可没，则首创封建制度的周公对于民族文化的延续更应算是第一功臣了。

为使许多宗亲诸侯永远保持亲密关系，周公又创立“宗法”，规定天子与诸侯都用嫡长继承制。天子为天下之“大宗”，亦称“宗周”；各地诸侯对天子则为“小宗”，而对其封地则为“大宗”。诸侯所封兄弟子侄又为诸侯之“小宗”。大宗百世不移，小宗五世而迁。小宗从大宗，大宗从宗周。天子遂为天下一家的大家长，天下也真成为一个家庭。此种制度也向民间延伸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文化，数千年来成为重要的社会约束力，增强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

像如此宏伟的理想、复杂的体制，而居然是由三千年前的古人所创建，假使不是历史中有相当详细的纪载，简直会令人难以相信，因此，我们更不能下佩服古人的智慧，和珍惜他们的思想遗产。周人依靠这样一套体制政治体制和井田制，将农耕文明向边远地区迅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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