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月24日早上七点多钟，铜鼓的天空灰蒙蒙的，好似要下雪……我独自一人孤单的行走在县城的大街上，这是总人口只有八万的赣西北小城中唯一的水泥马路，大约两公里长。我从街西头的长途汽车站出来往东走着，心情犹如这腊月的天——灰暗、寒冷！双脚也似灌了铅——沉重、艰难！
我的目的地是红旗公社凤山大队凤舞生产队的湾里。湾里有一处大宅院，坐北朝南，由横向并排三个院落组成，左右对称，中间有扇大门，西边的前面有三间房间，这就是我们上海知青班9人的家。我们4男5女，分别是徐双林、严承祖、朱正勇、朱丹军、钟庆琴、严静怡(严承祖的妹妹)、朱如兰、冯莉梅和我。我们9人全部来自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中学，我和徐双林是正副班长；铜鼓县“五七”大军指挥部派邱抱一(下放的老师)为我们的带队干部。
1970年，我们9人初中毕业后在“一片红”（当年毕业的中学生全部下放到祖国各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分配政策大环境下，经过积极报名，向毛主席献忠心等程序后，于当年4月23日，被上海人民欢送到具有秋收起义光辉历史的铜鼓县红旗公社凤山大队向阳生产队插队落户。向阳生产队没有多余的房子，便在邻队凤舞队借了房子安置我们，幸运的是湾里距离县城不远，大约六七华里，步行个把小时能到，我们买米、油盐酱醋等都可以直接到县城里。
我们9人除了住在湾里，其他一切都属于向阳生产队。队里让我们每个人都拜了师，我的师傅叫邱桂华，是位共产党员，她生了三个男孩，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她爱人是带溪公社的党委书记，距我们约七八十华里远，那年月交通不便，所以很少回来。我师傅一般不出工，要操持家务，尽管她是政治条件最好的师傅，但因为各种忙而无暇顾及我，出工干农活时我只有临时拜其他的师傅了。
生产队的干部、老表、师傅们都很朴实、憨厚，带着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城里孩子开始了农村生活，这是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白天冷浆田里的浸泡，蚂蟥肆无忌惮的叮咬，晚上煤油灯相伴，盐开水泡白饭，水土不服引起全身溃烂，春夏秋冬四季农活样样参与，砍柴做饭洗衣全靠自己，渐渐的我们变得粗壮、有力、坚强。
经过了9个月的磨练，终于盼到了1971年春节来临，远在上海的父母、家人纷纷来信，希望我们回家过年，我们更是一颗心早就飞回了上海。偏偏这时，带队干部邱老师传达县“五七”大军指挥部重要指示：“知识青年必须留在农村与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春节”。
这条指示在我们铜鼓1500多位知青中“炸了锅”，都熬到春节了，农活也少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呢？我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现在我们锻炼出来了，应该回去让远方的亲人看看，让他们放心，一千条、一万条理由都应该让我们回家去一趟啊！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我们这群大孩子“呜呜”的哭成一片。
随着1月27日春节这一天的临近，我们班的同学作出决定：回家！悄悄地回家！节前第三天早上走，在上海人说的“小年夜”25日这天赶回上海家中与亲人团聚。
我先派一人去县城汽车站提前买票，其他人行动一切照旧，与往日一样出工，千万不能让邱老师和老表们知道，万一消息泄漏把我们从路上截回来就糟了。到了24日这一天，天还没亮，我就匆匆地和同学们一起赶到县汽车站，看着他们安全的上了车，然后目送着汽车远去了，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我为什么不同他们一道回上海呢?因为我4月份来到铜鼓后两个月，就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祖父病危”，经县“五七”大军指挥部的批准,1970年6月30日我紧急回了一次上海，可是从小抚养我长大的祖父没有等到见我最后一面就去世了！！
在沪办完丧事后，我重返铜鼓，转眼春节就来了，我是否再回上海呢？从情感上讲，我是多么多么想和同学们一起回去呀，爷爷去世了，只有奶奶一个人孤独的在家，我是长孙女，生下来就住在爷爷奶奶家，父母没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应该回上海陪奶奶过年。但是从政治上讲，我是班长，理应带头响应指挥部号召留下来，而且要劝阻同学们也留下来。
最终我决定留下来还是从经济上考虑的，上海到铜鼓，往返一次路费四十多元，是我们全家六人半个月的生活费了，来铜鼓插队时，帮我置办行李花费了家里不少积蓄，难道还要承担我再一次回家的路费吗？我自己没钱，也不能开口向父母要，奶奶是家庭妇女，更没钱，所以，我下决心独自一人留下来，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里。就这样，我不但没有劝阻同学留下来，反而掩护他们顺利上车，返回上海。
我在路上孤独的走着，无限的惆怅笼罩着我，接下来怎么度过这漫长的几个月，又怎么面对邱老师的责问，开脱自己犯下的错误?回到生产队我直接去出工了，与队里的“表嫂”们一起劳动还可以分散我的愁绪，我希望今天出工时间长一点，我实在不愿意回到知青班的家啊。
收工了，我走进湾里，盘算着怎样吃晚饭。我们的厨房在大院东面那排房子中间，三面是墙，一面是木栅栏与过道隔开，开了个门。9个月以来，我们生活上最大困难就是做饭。
老表家里的灶都已经烧了许多年，灶膛里涌满了柴灰，我们是一个新砌的大灶，很大，灶膛内砖未干透，里面空空如也：老表家都有茅柴，火柴一点就着，然后大柴跟进，火就旺起来了，我们不会砍茅柴，只能把大柴劈成细细的小棍，用纸张引着小细棍了再放进灶膛，可是冷的灶膛里火一下就熄灭了。农村纸张也很缺乏，常为找纸张发愁，每烧一顿饭，点火这个难关都过不去，经常花几十分钟甚至个把小时在点火，忙到半夜才吃上饭。现在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这么个大灶怎么做饭吃?
我站在空荡荡的卧室里，四周静悄悄，想到晚上，我一个10多岁的姑娘家睡在这里，老鼠会在被子上乱窜，万一有鬼，有坏人，最近的邻居住在隔着天井和过道的北面，我求救的声音都会没人听得见，顿时，恐惧、惊慌的情绪一拥而上，眼前又出现同学们上车后兴高采烈和我挥手告别的振奋情景，想想他们明天就可以与亲人团聚了，哎呀！千般无奈，万般辛酸，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倾盆而下，我关上房门，扑倒在床上，尽情的放声大哭。
1970年4月23日，在上海北站，面对这么多人的送行大军，许多同学和家人痛哭流涕，而我，直到火车启动，驶出上海，我硬是没掉一滴眼泪。来到生产队，各种各样没有想到的困难接踵而来，我几乎不掉泪，我一直告诫自己，我是班长，在同学面前一定要坚强，要带好头。哭？哭能解决问题吗?现在身边没有人了，我坚强的伪装可以脱去，所有的委屈、痛苦随着眼泪尽情的迸发出来。
“砰、砰、砰！”有人在敲我的房门，“小整(钟一铜鼓客家话的发音），小整子，开门，开门！”啊！好像是生产队刘海扬的声音。我打开门，真是他，他对我说，“不要哭！走，到我家去，到我家去！”说着就走到我床前，把我的被褥铺开，卷成一长条，搭在他的肩上，我没有推辞，拿起自己的毛巾脸盆，跟着他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刘海扬那时约五十来岁，矮个子，他是向阳生产队早期的生产队长，后来不当队长了，是队里革委会成员。她的妻子邱月花比她小几岁，夫妇俩没有生育孩子，邱月花自己有个儿子已经成家，在红旗公社信用社工作，不与夫妇俩住在一起。
刘海扬是我班严承祖的师傅，夫妇俩对他胜似亲人，而且对我们每个知青都非常好，当得知同学们都“逃”走了，只剩我一个人时，立即就来“救”我了。因为刘海扬平时对我们上海知青特别关心，所以我冥冥之中感觉到他就是会来“救”我的人，果然他就来了。至此，我心中便认定刘海扬就是我师傅了，当然，邱月花就是师娘。
师傅家距我们湾里西面约十多分钟路程，这个地点叫杨公山。走进师傅家，师娘满面笑容迎上来，拉住我的手，我叫了一声“师娘”……眼泪禁不住便夺眶而出，就好像在外面受尽了委屈猛然见到了自己慈祥的妈妈。
师娘在等我们吃饭，桌上摆着师娘自制的一些腌菜和蔬菜，碗碗碟碟好几样，回想来铜鼓后，每顿饭我们都是捧一个饭碗，夹上一些菜，随便在哪里坐着、蹲着，只要能将饭扒拉进嘴里填饱肚子就行，根本没有好好围坐在桌子边欢欢喜喜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今天在师傅家赶上了，这真是一种奢侈的、久别重逢的享受啊，我端着饭碗，百感交集，辛酸感激的泪水又滚落下来。
师傅家三间屋，中间堂屋，右边是主卧室，左边是客卧。客卧再左边是灶房，房屋依山而建。第一夜我睡在客卧里，窗后是小山坡、树丛，陌生的环境，我有点怕。师傅师娘已经考虑到这方面了，第二天就让我和师娘睡一起，师傅却睡到客卧里了，其实师傅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就不当生产队长。师娘的床上是一条十几斤重的被子，用新棉花刚弹不久的，她家就这一床好被子，全生产队也就算她家条件好，置得起这种被子，师傅让给我睡了。
晚上，我钻进被窝，还有点怯生生不太敢动，师娘把我冰冷的脚拉过去，塞进她温暖的胳膊窝，一股暖流立即从脚趾蔓延到我全身，我不能这样，真的承受不住这么深情的关怀，我想挣脱，可是师娘紧紧地捂住我，一只脚捂暖了又换一只。师娘啊师娘，我拿什么来报答你啊！我流着幸福、感激的眼泪慢慢地入睡，以后师娘每晩都是这样的。她也有五十上下的年纪了，瘦弱娇小的身体，尽自己全身的能量在温暖着我，温暖我这个千里之外与她无亲无故的上海黄毛小丫头，我自己的亲人也没有这样待过我，这种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怀。现在师傅师娘早已归天了，可师娘带给我的那股暖流，时刻温暖着我的心头。师傅、师娘，我想你们，想念你们啊！！
还有两天就是春节了，我投入了协助师娘置办年货的忙碌中。磨糯米粉做米果，用红薯粉包上肉、冬笋等做包圆，磨黄豆做豆腐和油豆泡，炒花生、黄豆；炸薯片，蒸糯米酿米酒，家里充满浓浓的年味，纯纯的乡情。
正月初一，天还不太亮，就有人上门来拜年了。师傅在队里德高望重，上门来拜年的人很多，这里的风俗习惯是来拜年的人进门一定要喝上一碗甜甜的米酒，吃上一些花生薯片等零食，我在家里帮师娘接待着上门的客人，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过了一阵，我也随着师傅出门挨家挨户去拜年啦。我是知青班的代表，也是“一家之主”，我要带着同学们对公社老表、老表嫂对我们知青近一年来的关心、教育的感激之情，真诚地向他们拜年，祝福我们生产队早日富裕起来，期盼每个工(10个工分，男的每天最高12分，女的最高6.5分)能多分上几毛钱，达到七八毛一工就好啦。我每到一家也要喝米酒，把我这个滴酒不沾的上海小姑娘喝的晕晕乎乎的，可是盛情难却，我还是要硬着头皮喝！
这里春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家家户户都要互相请客吃饭，条件稍好些的人家都要请上一次。被邀请的大多是亲戚、队里的主要干部和关系密切一点的社员好友，所以来请师傅吃饭的人家很多，我住在师傅家，又是知青班的户主，带着政治色彩的光环，也一并被邀请去，一个正月里我经常赴宴，几乎餐餐酒足饭饱，真有点乐不思蜀的感觉。
队上每户人家的菜肴都差不多,每年只杀一次猪,为了保存,老表把腌过的肉和内脏晒干后再用米糠熏制，因此桌上都是腊肉、熏肉之类，一个个大碗里,上面分别铺着一层薄薄的肉片、猪肝、猪心,下面垫底的是萝卜丝、酸菜、芥菜等。另外,粉丝、面条、米果、包圆分别都算一个菜,鱼非常少,不是每家都有,那个年代以粮为主,很少有养鱼的。即使这样桌上也满满当当放上十来样菜肴了。
大家喝着米酒,还有用炒黄豆、芝麻、菊花、茶叶泡的花茶,抽着劣质的香烟,推杯换盏好不热闹。老表们叫我“老钟”,用“老”是表示尊重,叫我多吃菜,说着关心我们、鼓励我们的话语,他们太纯朴了。师傅家也请客了,我给师娘打下手,添柴烧火,客人来了端茶倒水,端菜洗碗,忙得我可高兴啦!
转眼到了3月底,同学们回来了,我回到湾里的家,每天照样出工做饭,但是我和师傅师娘,和队里的每一户老表在情感上有了质的飞跃。当我悲观、茫然的时候,感觉会在生产队种一辈子地,做一辈子农民的时候,耳畔就会响起师傅的话：“你们不会一直在这里,国家需要你们的,你们总有一天会离开这里的。”那时,我将信将疑,但还是增加了人生的希望……
不久,我就被调入铜鼓县电信局工作,告别了农村种地的生活,离开生产队时,我舍不得同学们及师傅师娘、队里的老表、老表嫂。
现在,这些都成了我人生中美好的回忆,特别是1971年在师傅家过的春节,是我这一生中最最难忘的春节。以后,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我在电信局、铁路局,逢年过节都要坚守岗位，很少与家人一起过春节,每每想起那年在师傅师娘家过的春节,我就充满幸福感,也把这份幸福感传递到我的工作中,传递到我工作服务的对象身上,让幸福无限的传递……
师傅师娘,我想念你们……
铜鼓，我人生起步的地方,祝你前程灿烂,辉煌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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