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逻辑”研究是学界一大热点，马克思本人并未提出这个概念，但他对资本逻辑作出了最为翔实的表述，为超越它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资本论》本身的历史境遇，导致了学界对其研究效果的误解，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理论与方法是“过时的”，这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批判本质的忽视，即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就是异化劳动，其本质就是人类的感性实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研究了资本逻辑的历史性与可替代性。
关键词：资本逻辑；哲学性质；异化劳动；历史限度
当前，“资本逻辑”问题是国内外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由于缺乏对其哲学性质的确认，存在着两种研究倾向：“广义经济决定论”与“狭义历史决定论”。前者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经济发展史过程，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资本逻辑的自动消亡；后者仅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发展史就已经决定了资本逻辑的天然性。同时，资本逻辑的现实批判遇到了巨大的挫折：理论上，苏联教科书体系遭致普遍质疑，其狭义决定论的观点受到科学哲学的挑战；实践上，集权式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受了打击，因而马克思资本逻辑的批判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因为资本逻辑越是被批判，其生命力越是长久，特别是19世纪的“边际革命”与20世纪的凯恩斯革命之后，一方面出现了很多优化“资本逻辑”的经济学派，如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调节学派等；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发展特征，如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等，资本逻辑的陈述形式逐渐“去政治化”、“去哲学化”。因此，以福山为代表为资本逻辑大唱赞歌，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嘲讽式地回味着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红色文化蜕变”，陈述出“自由、民主”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优越性与永恒性。总之，他们共同指认的是，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是无法渗透当代社会的，显然是“过时”的。
为什么会出现“过时论”这个指认呢？这是由于《资本论》的“过时论的误判”所引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以及后来的《历史学笔记》中，他并未提供出一个翔实有效的取代资本逻辑的方案①，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个理论后果。一个是《资本论》的“过时论”定位。很多国外学者虽聚焦于《资本论》研究，但只停留于经济学著作意义上研读，仅限于对某些具体的经济学细节付诸批判，如价值与价格的关系问题。俄国学者拉迪斯·冯·鲍特凯维兹的《论〈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结构的改正问题》片面指责马克思关于价值到生产价格转换过程中的计算错误，英国学者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的《重读〈资本论〉》也得出同样判断；雇佣劳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如英国学者I.梅扎罗斯的《超越资本》认为，马克思研究的对象只是资本，而不是雇佣劳动本身，从而无法改变社会制度等。另一个是《资本论》的“工具化倾向”。许多学者仅仅将《资本论》作为一次哲学事件，任意诠释它的当代价值，丧失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历史效应。如西方学者求助于人道主义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政治批判、符号批判等来理解、诠释《资本论》，如法国的阿尔都塞、巴利巴尔等的《读〈资本论〉》、詹姆逊的《重读〈资本论〉》、哈维的《资本之谜》、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等，把它作为一种学术工具或者学术平台利用。这种《资本论》的“工具性倾向”本质上还是认同“过时论”的。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思想中回应这种质疑——马克思思想始终蕴含着对人的关注，即对人的实践图景的把握，因此他对资本逻辑的诊断同样也是如此，可以分为：早期的哲学-经济学思考赋予了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可称为资本逻辑Ⅰ；“资本论”时期展现出资本逻辑的经济学-哲学内容，可称为资本逻辑Ⅱ。前者是显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之中，确立的是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后者公示于“资本论”(《资本论》及手稿)之中，是这种哲学性质的经济学论证。因此，只有理解资本逻辑Ⅰ的哲学性质，才能过渡到资本逻辑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容，否则就会引发批判的“过时论”的误解。
1.资本逻辑Ⅰ的起源：物质利益难事之哲学追问
资本逻辑Ⅰ起源于马克思首次遭遇《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之难事”。国家精神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照应中出现了扭曲，私有财产的保护成为现实难事，困扰着青年马克思。当他在1843年进入古典经济学研究时，就一直在思考：私有财产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古典经济学所规避的内容？这一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才明确指出：“(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么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1]第一个是揭示了私有财产关系是异化劳动的结果，那么后者如何使私有财产成为一种普遍的本质？第二个是人自身是如何异化？此时马克思准确地点明，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劳动价值论”的劳动是“异化劳动”②，由此推断出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2]，进而要阐发劳动如何异化劳动，并提前预设“资本运行”的内容：劳动产品的异化(产品成为商品、货币、资本)、劳动生产过程的异化(资本剥削内容)、劳动的“类本质”异化(经济拜物教)以及人与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同时“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国民经济事实”，但更为关键的是，“应该怎样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3]。马克思详细地探讨了私有财产来源——劳动的私有财产关系和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以及两者相互关系：劳动是被吸收入异化程序的过程，主体以工人(雇佣工人)存在得以自持，异化劳动保证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存在；私有财产的现代表达为资本，变成不断将自然、工人吸附至自己生产系统中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此时已经意识到劳动的某种特殊存在状态导致了资本逻辑的生成，“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4]。
2.资本逻辑Ⅰ的哲学性质：从异化劳动到感性实践的确认
由此，马克思确定了资本逻辑Ⅰ的双重向度：异化劳动向度与私有财产向度。一方面，此时马克思站立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立场之上，因为古典经济学视野中的劳动内容是异化劳动，这从哲学维度上穿透资本社会的秘密：异化劳动创造出异化的社会关系，它表达为私有财产关系，其具体表达就是资本逻辑关系，所以古典经济学已经提示出资本逻辑Ⅰ的具体内容——异化劳动。另一方面，从资本逻辑Ⅰ双重向度的内容来讲：异化劳动是从主体出发，直接诠释出资本逻辑统治下的主体生产状态与生存性质；私有财产是从客体出发，间接地阐述为社会财富的积聚状态与社会性质。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两者统一化之上才能理解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即异化劳动，因此资本逻辑Ⅰ的哲学性质与具体内容高度统一于异化劳动。
这也是之前思考者失误的原因：古典经济学提示的是资本逻辑的内容，其研究视阈内的劳动却以异化劳动为合法性前提；英法社会主义虽也从劳动出发，试图通过平均化私有劳动，化解社会危机；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虽准确指认了资本逻辑的来源——私有制，而对于私有制的本质来历却无法涉及，故纠缠于竞争的实证化理解；赫斯从经验层面上论证了私有财产(金钱)异化的具体内容，却阉割了金钱背后的社会关系。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未准确地标识出资本逻辑的全部内涵，但显然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资本社会是“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关系”[5]，马克思重点标志出货币及其制度，是它框定了感性活动的关系与疆界，也就是后来的资本逻辑Ⅱ的内容。由此可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预设出资本逻辑的双重向度，梳理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异化劳动(主体向度)决定私有财产(客体向度)，并将资本逻辑Ⅰ的来源问题归结为人的异化问题。那么，这种异化劳动的本质来历是什么。
假如从主体向度做回答，要么是一种循环解释，要么则陷入唯我主义与意志主义的深渊，如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施蒂纳的“唯一者”，它们则由精神路径直接通达至生产世界，绕开了主体何以异化的诠释；如若从客体向度去回应，情况同样如此，必然会呈现出资本逻辑的永恒性论证，如古典经济学，私有财产是勿须追问的。马克思认为，只有从社会向度的统一性来源——感性活动(异化劳动的现象学还原)入手。所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肯定人的感性活动，昭示出人的本质问题，“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这表明，一方面，在人的现实性上，人的私有财产关系所主导下的异化劳动现实就是人的本真存在，如在资本社会中，它的本质就是资本生产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在实践的平台上，才有可能明确资本逻辑的来源。当古典经济学论证劳动价值论时，却有意忽视了劳动的具体内容。进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唯物史观内容论证了资本逻辑Ⅰ的哲学性质，即它是人类的实践活动的特定阶段，其本质就是人的资本生产的异化实践，尽管这个判断一直到《雇佣劳动与资本》才得以详细论述：劳动成为商品的问题。③此时马克思解决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来源的哲学问题——实践的特定社会状态产生出自发分工，自发分工决定了异化劳动。因此，自发分工是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共同母体”，一个就自发分工的活动而言，另一个就自发分工的产品而言，这样解决自发分工问题成为马克思思考的必然之路。
3.资本逻辑Ⅰ的现实内容：实践如何异化
马克思在《形态》中明晰地指认出，自发分工问题来源于现实社会，而现实社会就是资本生产实践，因而他梳理了包括行会在内的工业时期不同的实践形式④：行会手工业时期，异化劳动与私有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本的特征还未出现，以等级资本为标志，但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其实践形式是个体实践为主，并依赖于行会；工场手工业时期，私有制关系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资本的特征开始初步呈现，包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等流动资本开始形成，产生出现代资本，而实践开始走向某种联合，实践从个体性生产到集中式雇佣工作；现代大工业生产时期，资本所有制开始全面控制异化劳动，工业资本支配着分工的所有组织形式，雇佣劳动机制确立。[7]此时马克思还未全面把控资本生产全貌，只是延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任务，即如何消灭自发分工，为消灭私有制提供条件。由此，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即资本所有制下的分工如何形成与何以呈现，实践又是如何由于资本逻辑而发生自发分工，进而导致了异化劳动，从而产生出私有财产——现实意义上的资本。⑤由此，马克思正式进入资本逻辑Ⅱ的批判历程。
如前面所言，资本逻辑Ⅰ的哲学性质是异化劳动，它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精神驱动世界的扭转，同时也是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质的改造，但是马克思还未解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私有财产的现实问题⑥：私有财产如何一步步转化为资本，并以资本逻辑的形式取得统治地位；雇佣劳动何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变成增殖手段，并以异化劳动的形式推进着资本逻辑的蔓延。⑦这就是《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时期，马克思要对资本逻辑Ⅰ的现实验证与理论推进。这表现为，一方面资本运行现实验证了资本逻辑Ⅰ哲学内容；另一方面，学理上推进了资本逻辑Ⅱ的经济学内容。
1.资本逻辑Ⅰ为资本逻辑Ⅱ提供了三大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关于资本逻辑的哲学论证，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化之前，只是一种原则与立场的界定。当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普鲁东的经济学错误时，认为他割裂开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现实联系，以非历史的经济范畴反哺现实关系，颠倒了经济事实与经济范畴间的关系，如，“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所以，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讨论理性规律的学说，就是创造哲学”[8]，他将资本逻辑的内容仅局限于一种非历史的框架，即经济发展史的全部内容就是抽象范畴的自我成长史。这直接引发了一个问题：资本逻辑的历史性运作被抽象为主观臆测的意见。故马克思批判道，“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就存在的、永恒的观念”，普鲁东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9]。同样，只是将资本逻辑看作是一种永恒观念的话，资本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就是不证自明的了。马克思必然要对此做出回应，但须注意的是，此时的异化劳动理论已经推进到资本工业生产，并以雇佣劳动与资本逻辑的组合内容予以显示。此时他的工作是解决资本逻辑在雇佣劳动关系中如何实现资本扩张，进而带来全球化效应；资本逻辑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如何使自己获得某种增殖；资本逻辑是不是永恒的，假如不是，如何消亡。
第一个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与《雇佣劳动与资本》等文本得以解决。尽管他在《宣言》中用了很大篇幅去论述了资本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意义，并从哲学高度阐发了资本逻辑的历史作用，即它使一切坚固的、礼俗的、封闭的、民族的内容都烟消灰灭，最终以新的生产方式统治地球；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10]，资本逻辑的巨大生产力，发生到一定阶段就会变成阶级对抗的图式，资本逻辑贯彻到底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反映出现存的资本生产关系与大工业生产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有史以来最具有终极意义的全球化效应——形成了消灭资本逻辑的现实图景：无产阶级及其实践活动。
《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个演讲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它是马克思在哲学思路统摄下的经济学思路的第一次总爆发，即它将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思考内容在经济学平台上做了高度概括，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路向：批判资本逻辑。所以，假如我们将资本逻辑Ⅱ的内容(即雇佣劳动和资本)与资本逻辑Ⅰ的内容(即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内在勾连起来，就会理解后来的“资本论”时期所展现的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这也验证了，政治经济学科学化之时，也就是哲学成熟之日。
第二个与第三个问题，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及三大手稿之中。它们回应的是整个资本社会的增殖秘密，其实就是劳动力的巨大增殖能力。我们看到，“资本论”其实框定的是三大主题：劳动过程中价值如何形成、增殖与实现⑧，或者表述为价值形成、转移和创造。这三大问题的考察，必然引导着资本逻辑作为资本社会的根本方式如何走向灭亡。所以，两个问题明确了剩余价值来源于资本逻辑对劳动力的控制，其现象学还原为资本获取无酬劳动的过程，这就是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11]
2.资本逻辑Ⅱ的现实考察：劳动力是资本增殖的唯一源泉
尽管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确定了资本社会的两大部件，但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诠释：劳动本来是感性活动，如何在资本社会中却成了雇佣劳动，被资本吸入到生产系统中，成为一种增殖的工具性存在。⑨因此，感性活动必然在资本生产的某个环节改变了自己的存在状态，这就是“资本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此，马克思首要批判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它实际上是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理论。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工人能自由出卖劳动力，资本家能自由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而资本是组织工人生产的具体方式。表现为，雇佣劳动生产出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价值则通过货币转化为购买工人的资本，通过占有无酬劳动，达到资本增殖。这就揭示了资本逻辑存在的历史限度：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其次，雇佣劳动生产是劳动力生产出超出自身价值的增殖额。古典经济学论证的是劳动创造价值，却无法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从而纠缠于“斯密教条”等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区分了生产过程中增殖活动、资本形态中职能扮演以及资本周转过程中流通状态，这样的划分在于澄清了斯密与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掩盖劳动力剥削的实情，直接将问题引向劳动力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总而言之，资本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劳动力商品的交换原则，资本作为对象化劳动占有活劳动，将劳动作为酵母，使资本增殖。再次，资本逻辑的目的在于价值增殖。劳动本身是对象性的劳动，但由于对象化劳动的物质方面：劳动条件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故劳动过程以及产品关系是受制于资本的，“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12]。所以，资本是一次消费劳动力的过程，生成的是超过劳动力价值的无酬劳动产品。因而资本生产具有双重规定性：从具体物质方面来说，它是生产过程，以商品为目的；从形式规定性上来讲，是再生产过程，以价值增殖为要求。最后，劳动力生产是价值增殖的最终实现。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中，才与资本把控下的生产条件相结合，才能生产出商品，并带来价值增殖。这里马克思特意对比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如，古典的、古代的与日耳曼的公社制度，由于剩余劳动是归属于共同体所有，个体化的资本形态无法表达出历史性的力量，因为人身依附关系还处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各种资源形态是僵死的、固定的；而只有现代的劳资关系才能将自然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流通运转，特别是劳动力为资本提供无限增殖的可能性。[14]总之，马克思对资本逻辑Ⅱ做了详细的现实考察，其目的在于清洗出资本逻辑Ⅱ的哲学性质。
3.资本逻辑Ⅱ的哲学性质：雇佣劳动就是异化劳动
资本逻辑Ⅱ的哲学内容是雇佣劳动机制，它是对资本社会的一种哲学性的抽象提炼，从经验层面上去把握私有财产(资本)来源问题，即资本的生产制度。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制度下生产模式的异化性质，并追溯这种异化性质的根源，尽管在《资本论》中他将自发分工范畴限定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之内⑩，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自发分工问题，才有可能引导着马克思还原出资本逻辑的现象学实情，即雇佣劳动其实就是其的本质来历。⑪
问题转向为雇佣劳动异化性质的分析：雇佣劳动怎么样生成出剩余价值的问题，这涉及到主体、价值、意识形态等要素的哲学理解。首先，马克思确立了“双重主体说”。在雇佣劳动过程中，体现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劳动是生产关系中能保证资本生产出增殖的唯一力量，马克思确立了双重“主体说”——资本主体与劳动主体。劳动主体是非对象化劳动，处于时间上欲被转换为对象化的劳动的劳动力工人，是活劳动；资本主体是对象化劳动，不断吮吸着活劳动的资本存在。两个主体间的关系是“与资本对立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与劳动对立的资本是他人的资本”[15]，这意味着，资本主体是社会增殖的保证，是剩余劳动的组织模式与实现路径，没有资本就不会有资本社会中的财富的积聚，同时劳动主体，是剩余价值的根本来源，它保障了剩余劳动的生产，为资本主体的扩张与征服提供了“增肥剂”，由此雇佣劳动是资本不断发展的基础。资本社会的双重主体来源于价值关系的确认，价值其实就是资本生产关系的最本质的表达。
其次，价值分裂的结果。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展现“劳动与资本关系”问题以来，马克思只是明确“同资本这个已设定的交换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16]，他对价值问题一直未能把握，相当程度上，停留于斯密与李嘉图的理解程度。故在《资本论》之前的很多地方，他只是将价值与交换价值等同使用。但是到了《资本论》时期，马克思从商品的社会结构出发，准确地提出商品成为社会内容时，价值体现为社会内在的特定交往关系，即资本生产关系的内容。此时价值是人与物的异化分裂过程，人的个别劳动必须经过社会交往才能成为社会劳动。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这尤为明显，劳动力只有经过交换才能获取自己的生存价值；资本家同样只有购买劳动力才能将死的物质资料转变为商品，由此劳动力在转换价值过程中出现了分裂：劳动的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对于资本家来说，交换是获得活劳动的使用价值，而对于工人而言，交换是获得自我保存以及家庭生存可能的交换价值，这里就出现了资本的交换价值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间的矛盾。同时，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存在于工人身体，作为一种潜在的价值增殖能力，进入到资本生产过程之中，才能确证自己的存在；同时这也是资本的自我保存与自我增大的一个基本要素，否则就是僵死之物。
最后，雇佣劳动的哲学陈述：经济拜物教。雇佣劳动的成果就是商品、货币与资本，故《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细胞——商品出发，在此，商品成为一种多元化的社会关系的物质承载体，当它进入资本循环过程中，其物质性内容被拜物教性质所取代，商品本身成为社会关系的串连的纽结，并成为人类交往话语沟通的工具，而独立于生产过程，成为人类生存的理性指向物，这就是拜物模式。马克思由此探讨了资本逻辑的理论表达——拜物教问题。商品、货币及资本所构成的经济拜物教是资本逻辑的理性表达，它们掩盖了资本逻辑的剥削机制，用物的关系形式表达出现实的社会关系，“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16]，从而创造出资本逻辑构建出的新的自然主义：人用物的内容与外界发生对象性关系，人的内容全部表述为物的内容，即人的思想行为同步化为资本逻辑的内容。
由于马克思已经指认出，劳动力商品已经成为资本增殖的根本性来源，围绕劳动力的历史学出场在《资本论》中被打开：由于劳动的“二重性”，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根源就在于具体劳动的“自由性”与抽象劳动的“异化性”⑫之间的矛盾，异化劳动来源于资本生产下的自发分工，自发分工陈述出资本逻辑的内容；资本逻辑的本质来历就是异化劳动，那么消灭资本逻辑的关键就是消灭雇佣劳动，即消灭对劳动力剥削的异化状态，这是马克思思考的一条“红线”。
纵观整个《资本论》的历史意义，就在于马克思寻求人类的解放，即对剥削劳动力的现实存在的批判，假如劳动力的解放，自发分工走向自由分工，资本逻辑就会烟消灰灭。
1.资本逻辑Ⅱ的历史内容：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历史性考察
首先，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诞生的重要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不是天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它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提供了历史性的前提，这包括劳动力的来源与工业资本的形成，前者是非田园诗意式的掠夺过程，对农民不断地剥夺与驱逐，同时形成瓦解行会手工业的物质力量，由此无地的农民与破产的行会手工业者，共同成为劳动力的基本来源；后者是通过农业的改革，特别是国家权力与农业资本家的结合，在此基础上，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彻底地将活劳动与劳动对象割裂开来，使之从属于对象化劳动，“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17]。因此，原始积累为资本的诞生创造了客观条件，而斯密却错误地将之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18]所以，殖民地理论的贡献在于，殖民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创造出很好的条件，这是对经济学的“资本生产过程中的消费与生产等同论”观点的反驳。而马克思的讨论目的在于，证明了资本逻辑的历史性，即证明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异化)决定于特殊历史的阶段。
其次，资本生存方式决定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现实。资本生产方式，是建立在无限获取一个阶级的无酬劳动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无酬劳动的获取依赖于雇佣劳动制度，将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通过平等买卖的方式奉献给资本社会，所以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19]。劳动力成为商品，首要的是，劳动者失去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这是一个劳动去劳动条件的过程；同时资本主义为劳动力自由买卖提供资本市场，这是一个劳动力资本化过程，劳动力买卖表面上是自由的，“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20]。马克思显然抓住了资本逻辑的关键，它只有无限获得劳动力商品，才能不断地自我增值，而这种劳动力本身只有作为商品进入至资本逻辑之中。可以看出，这两大前提可以根本性归结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事实，马克思做了详细归纳：货币和商品，包括劳动者本身并不能转化资本或其增殖的手段，这是在一定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的，“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21]。
最后，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的理论根基。它们的理论基础就是雇佣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没有劳动力商品，这些理论就无法建立。如劳动价值论主要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基础上的劳动二重性，交代了具体劳动如何通过社会关系转化为抽象劳动，这是马克思价值论的基石。剩余价值理论主要体现为通过对剩余劳动的尽可能的剥夺，如绝对延长工作日，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无酬劳动，形成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延长工作日，改变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形成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是标识着劳动力受剥削程度的最直接的证明。资本积累理论，在于资本逻辑对简单再生产的设计与运算，主要有三大特点：消除了可变资本是由资本家的“工资基金”预付之假象；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非反之；劳动力与劳动对象条件之分离，消除了工人“独立性”与“自由性”的假象，工人是处于被剥削地位。资本循环理论中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与商品资本循环的内在统一，才可能真实呈现出资本循环基础是劳动力，是无酬劳动之来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批判了“斯密教条”中没有理解资本商品生产的本质就是通过劳动力的买与卖来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从而展现出总资本生产不断增殖的过程。危机理论同样也是如此，劳动力创造出超过劳动者消费能力的无酬劳动产品，而引发经济危机，等等。
2.资本逻辑的历史使命与未来命运：发展个人与消灭资本
一方面，资本逻辑创造出劳动力的发展条件。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人类发展做了总的划分，即“三形态”理论[22]。然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谈论了，第二阶段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转化时，资本逻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资本逻辑提供了人类发展的平台。在以人为依赖关系的社会中，人的发展是受制于自然与家族关系，人的存在是处于生存阶段，人只能在他人的统治中获得自我认同。进入以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时，人的自我行为可以通过商品、货币与资本关系展现出来，人不仅屈从于机器，而且通过教育来驱动机器，同时获得机器原则的本质内容——它是人的对象化手段与物化目的。其次，资本逻辑确证着人的现实方向，即获得人的最大化自由，而资本逻辑推进的是人的生存自由，他对世界的统治方式取得了绝对性优势，并将自己的逻辑思维方式通过科学技术等手段强加于自然，以此得到一种确定性的胜利。由理性主义支撑的资本逻辑在征服过程中的非理性手段验证着资本逻辑的本性：扩张，在此过程中，人类通过资本扩张驱动着自我发展，这是无可非议的。最后，资本逻辑也造就着自己的“掘墓人”。资本逻辑以物的形式表达出增殖的动力制度，为人类创造出极大的物质财富；同时资本逻辑中物的关系背后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表达，当资本家运用资本逻辑来入侵人类社会时，无意识地引发出阶级对抗，如早期对机器的反抗到后来对资本的抵制，再发展成自觉的工人运动等。因此，资本逻辑不仅塑造出资本主义的物质内容，还教育出具有革命使命的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消灭资本逻辑，建立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如前面所言，雇佣劳动的主体是劳动者，主体本身是异化存在，而资本增殖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体，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就是两者的对峙：资本主体与劳动主体之间的对立。要解决这个矛盾，必然要引向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资本逻辑的历史作用是建立在对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全面展现了工作日中的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获取的不人道内容，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消除资本。至于如何消除之，马克思虽然在三卷本中未做详细阐述，但是资本的发生机制与运行机制已经得到清晰论证，这为马克思及后来者提供了研究基础。资本逻辑的消灭，与之适应的劳动力商品就会得到解放，这个解放的含义就是劳动力不再作为一种商品，供资本驱使、利用与增殖，而劳动力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形成一个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
3.资本逻辑批判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现实意义在于，首先，从哲学高度上链接与对话，而不是一种空想性的批判。马克思曾经批判过普鲁东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他们无法理解资本逻辑的运行机制，只是用非历史的视角构建封闭式“理论”，呈现的是非批判性的“幻象”，如普鲁东的“工资平等”幻想、《哥达纲领》的“劳动平等”误读。如今，中国社会同样也在借用资本逻辑，这就要求共产党人要首先从哲学高度上去理解资本逻辑，邓小平经济思想就是明证，他将社会动力机制从感性通达信仰转向为理性运用资本，为中国合理利用资本逻辑提供了先河，并将资本逻辑固化为经济实践的一个重大维度，同时注重赋予劳动者更好的价值。其次，从经济学视角去运用资本逻辑，而非一种放任自由式的纵容。经济学的最大优势在于实证与推演，这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预期，也为资本逻辑的运行提供广阔的疆界；同时资本逻辑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不能颠倒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资本逻辑的运行必须在一种可控的范围之内，经济学显然要对此进行详细论证与引导，但是仅仅依靠经济学却是无法控制资本逻辑的，特别是无法解决资本逻辑带来的劳动异化问题，这需要从哲学高度去剖析。因此，最后，要从经济哲学的平台去辩证地解读资本逻辑。资本逻辑的历史性作用在当前经济建设中已经有所借鉴，但是更要注重的是资本逻辑带来的“异化”内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解决好劳动异化问题，为劳动者谋求最大化福利，同时要在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逐渐批判资本逻辑，将其积极要素内化于社会主义的内核之中。
总之，尽管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资本逻辑的具体呈现有了新的表述方式，但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是无法改变的，即它的本质内容就是异化劳动内容。马克思一生的研究，都存有一根理论中轴，就是感性活动或实践，所以他不断地批判资本逻辑导致的“异化劳动”的内容，最终目的在于形成自由劳动的共同体。因而，马克思不是仅从经济学的视角尝试，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从哲学的维度加以审视，如从物质利益中看到了黑格尔哲学解释世界的困难，同时也从古典经济学发掘出“劳动价值论”的异化视野，这必然要求他深入至资本大工业生产中，去研究劳动现实，“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是用延长工作日，或者提高生产率，增强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等等办法，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23]。所以我们看到，现代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只是从“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入手，只是从物入手，看不到背后的社会关系，我们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恩格斯的话，“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24]，否则就无法深入到资本逻辑的哲学视野之内，而得出了很多的误判，就不足为怪了。
注释：
①尽管《哥达纲领批判》给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以及发展步骤的初步判断，但由于时代限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与发展状态，马克思是无法给出具体答案的。
②因受限于有限的经济学知识，此时这个准确的判断并没有给马克思带来经济学上的冲击，仅仅是一次哲学上的定位。
③尽管马克思在这个文本中用了一次“劳动力”概念，但是由于哲学理解的连贯性，一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前半部分都是用劳动这个概念。参见孙乐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马克思经济哲学问题的新突破》，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④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工业的最初形式定位为工场手工业，而行会手工业可以被理解为工业的萌芽状态，具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36页。
⑤这里有个循环解释的误解：资本逻辑Ⅰ的来源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的来源又是资本逻辑。其实这分两个层次，从经验层面上讲，资本逻辑产生出自发分工，然后自发分工引发异化劳动，这是在资本制度确立后的现实表述；而从逻辑层面上讲，是异化劳动(即雇佣劳动)产生出资本逻辑，这是站立在人类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提炼这个话题。所以在理解本文时，应该区分里面的两个层面，以免引起误解。
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解决了《手稿》中遗留的哲学话题：异化劳动之来源，但是却限于经济学知识，无法回答私有财产的现实问题，这就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关系下的雇佣劳动与其他社会形态的雇佣劳动做了一个原则性的区别，其根本原因在于雇佣劳动的主体及其经济功能的开发，即能带来资本本身的增殖可能；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雇佣劳动的涵义作了准确的界定，具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45页，本文所谈论的雇佣劳动就是这个意义上的。
⑧有学者界定资本逻辑的含义时，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炼出它是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的内在统一，这是很准确的，参见郗戈：《资本逻辑的当代批判与反思》，载《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⑨在《资本论》(第1卷)《所谓原始积累》中，马克思就明确了雇佣劳动在资本社会中的特殊性质，“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是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雇佣工人是资本社会消费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假如没有工人，生产就无法进行，这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就已经讨论过，同时他们“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具体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页)工人的自由是能够一无所有去出卖自己的劳动的自由。这些都只能在资本社会中才可能出现这种雇佣劳动，它是建立在一种“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基础上的(同上)。
⑩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与机器大工业的分工，前者产生的是局部工人的分工，而机器大工业生成的是总体工人的分工，机器的生产方式已经取代了分工内容，成为马克思思考的新起点。尽管如此，解决自发分工问题一直引导着马克思的研究。
⑪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是异化劳动从逻辑层面上决定私有财产，这样到了“资本论”时期，问题推进为是雇佣劳动决定资本，雇佣劳动成为马克思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通过财产(资本)公正、平等来调和阶级矛盾，是一次无意义的经济学实证过程。
⑫这种“自由性”就是工人成为商品的原因：一个是一无所有，另一个是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异化性”则是表达出抽象劳动并不是体现出劳动创造财富，而是劳动成为一种异化力量。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2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