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二十年前“马桥之争”的一点感想

多一分透彻，就少一分美。评论家难道不是作家的天敌吗？

世上大多数物种，一旦它们的天敌灭绝，结果无外乎两种：要么泛滥成灾，要么堕落至死。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盖出于此。

有一种先锋，叫村子里的先锋，利用信息差冒充弄潮儿，博得一时名气，一旦这种信息差逐渐消弭，很快便会被人遗忘乃至遗弃。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真正的开创者，信息差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离了这土壤，他们的创作便极速枯萎下去，用俗话说，就成了霜打的茄子。音乐如此，电影如此，文学自然也如此。

1994年，《外国文艺》节选刊载了一部塞尔维亚小说，名为《哈扎尔辞典》，但并未在国内引起什么反响。1996年，韩少功发表了代表作之一《马桥词典》，据说是震撼了整个中国文坛。同年，评论家张颐武发表《精神的匮乏》，指责《马桥词典》全盘照搬《哈扎尔辞典》。加之各路媒体看热闹不嫌事大，将原本评论家们的“模仿”、“照搬”等说辞演变成了“抄袭”。1997年，韩少功将张颐武、王干等一众评论家告上法庭，认为他们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1999年，韩少功全面胜诉，但在庭审过程中，评论家们无一人到场。

这就是当时文艺界很有名的“马桥之争”。

一场文化论战，最终成了一桩官司。

从法律上讲，韩少功赢得干脆利落，但在评论界却未见得如此。据当事人之一的王干回忆：

到了99年，韩东他们还在《芙蓉》上发了一篇《我仍这样说——南京艺术家谈马桥诉讼案》，大概十个作家吧，每人写一段，结尾都是一样的话，大概就是“我仍这样说，《马桥词典》全盘照搬《哈扎尔辞典》，《马桥词典》不入流品”什么的，当然他们有行为艺术的意思了。

可见，法律可以让人口服，未见得能够让人心服。

二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韩少功并未抄袭的说法。这很对，因为被状告的评论家们从头至尾也没说过《马桥词典》抄袭，而是强调“模仿”与“照搬”。所模仿、照搬的，就是《哈扎尔辞典》的辞典体这一形式和结构。

没人能证明创作《马桥词典》前，韩少功是否看过《哈扎尔辞典》，这事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因为的确存在着与古人暗合的情况，这情况我自己就有过。所以，对这种难以证明的事，无论往好了猜，还是往坏了猜，都不合适。合适的就是不猜，说别的。

评论家有两种，一种是对立型的，一种是依附型的。

前一种，如猛兽，尖牙厉爪，对待作家的作品异常敏感，不将其撕裂决不罢休，抽丝剥茧地分析作品的得失。作家稍有闪失，这类评论家便像闻到血腥味的野兽，猛扑过去，一口咬住气管，死不松口。这类评论家往往不讨喜，作家和读者都不得意他们。然而，也正是这些评论家的督促，作家不得不奋力一搏，自我鞭策。没了猎豹，羚羊还跑得快么？

后一种，如食腐生物，特别会来事，特别会夸人，很能虚着作家，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到哪儿都混得开吃得香。这类评论家自然很得作家钟意。

在“马桥之争”的论战中，评论家们也是如此分成两派。挺韩派和倒韩派，各执一词，本来就事论事，也没什么，只是有些挺韩派一捧一踩，无端将《哈扎尔辞典》的作者帕维奇拉下水，倒是有些下流。这里可能已经没有韩少功什么事儿了，因为“马桥之争”俨然已经是文艺界的公众话题。

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辞典体小说，在打破传统叙事的实验性的同时，兼顾了可读性，真正做到了打破阅读顺序，这是比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更成功的文学实验。而挺韩派竟然直接试图颠覆这个事实。他们的说法是，辞典体并非帕维奇的独创，辞典体最早可以追溯到《哲学辞典》，所以帕维奇也并非首创。

这话乍一听似有几分道理，却经不起细想。因为，通行的说法是，《哈扎尔辞典》是第一部辞典体小说，而非第一部辞典体文学作品。咱们是在说小说对吧？因此，无论这些评论家网上倒到《哲学辞典》还是《米沃什辞典》（一本回忆录），甚或追溯到《大英百科全书》，本质上仍然无法改变帕维奇是第一个用这种方法写小说的作家。

当然，没有人规定只有帕维奇可以写辞典体小说，但是通过贬低帕维奇的首创性，来提高《马桥词典》的“开创性”，是在混淆事实。无论如何，《马桥词典》以形式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只能是个后来者。

也许有人说，后来者怎么了，难不成他人做得，我做不得？形式的创新当然可以借鉴，诸如书信体小说、日记体小说、对话体小说，这些形式谁都可以使用，但你不能再拿这个形式说事儿，要拿就拿内容。既然挺韩派将“辞典体小说”贬到这种程度，那么，又何以在介绍《马桥词典》时将辞典体形式极力称颂呢？归根结底，“辞典体”是《马桥词典》最突出的亮点，其他的诸如对语言、词语的意义与反思之类，不好意思，这也是别人已经尝试过的东西，算不得《马桥词典》的原创。

抛开形式上的相似，若论内容与风格，《马桥词典》与《哈扎尔辞典》几乎没有可比性，水平相差太大。我这人很少把话说死，总想给自己留条退路，但这句话却是发自肺腑。从开篇的基调，到整部小说的谋篇布局，《哈扎尔辞典》与世上任何一部经典相比，都不露怯。阴阳两个版本，红绿黄三卷，许多人物经过数次颠覆，使人真假难辨，同时又留下了以三种宗教对同一事件的不同阐释的线索。除了意识流，《哈扎尔辞典》几乎囊括了所有现代文学的技巧与实验，什么叙述圈套、词句的意义、梦与现实、虚构等等，你都能在这部书里找到。与之相比，《马桥词典》显得太过单薄。

某些评论家——据说，包括韩少功自己——对《马桥词典》借鉴、模仿了《哈扎尔辞典》矢口否认，话锋一转，说这部小说其实是受了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启发。

这话我也听不明白，难不成，借鉴《哈扎尔辞典》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而借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就是一件光荣的事了么？

借鉴本来就不可耻，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光荣的。但是，何以说借鉴昆德拉就能接受，说借鉴帕维奇就不能接受呢？

更让人反胃的是，有某些评论家开始往帕维奇身上泼脏水，说帕维奇对博尔赫斯的模仿，远超过“所谓的韩少功对帕维奇的模仿”。给出的理由是对虚构手法的借鉴。博尔赫斯嘛，大家都熟，阅读量太大，喜欢旁征博引，在小说创作时，爱开点小玩笑，比如虚构一本并不存在的书做参考。也正因为博尔赫斯的阅读量太大，搞得评论家们一时也不确定他援引的书，到底是否真实存在。这就形成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

帕维奇的确运用了这种手法，他在小说中援引的很多文献，其实并不存在，从始至终都在制造一种虚构的历史感。但帕维奇将这种手法化用到辞典体小说中，显得更煞有其事。反观《马桥词典》，无论是对辞典体的借鉴，还是对昆德拉的借鉴，都显得急躁而浮泛。乍一看，想那么回事；细一看，哪边都没得到精髓。

说到此，不由得想说，中国文坛什么时候能醒醒？当然，这个“醒”不是《马桥词典》中的“醒”，在《马桥词典》中，“醒”即是糊涂。我是不希望在看到中国文坛装糊涂了。

平心而论，如果1994年，《哈扎尔辞典》得到足够重视，《马桥词典》还能有后来所谓的轰动效应吗？这难道不是因信息差而导致的吗？时至今日，大家谈到《马桥词典》，想到的第一件事，不仍然是词条这一形式吗？

王朔当年在评价马原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当年那些小说是怎么写的？是学的吗?如果不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对不起，那你现在没得学，就瞎了。

其实这句话不止对马原适用，对八十年代以来的整个宏观的中国文艺界都适用。正如先前所说，音乐、电影、文学，无一不是这个路子。音乐，从早期的摇滚，到现在的说唱，没有模仿的影子吗？电影，君不见01年陆川导演的《寻枪》，其实就是翻版了黑泽明的《野良犬》+《罗生门》吗？

我之所以喜欢王朔，其实，他的作品倒是次要的，主要是他的一篇《我看王朔》中，我看到了当代作家稀缺的一种自省，那就是对自己作品的坦诚。

“马桥之争”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当年的判决，韩少功胜了，需要说明的是，胜在了“侵犯个人名誉”这件事。而“马桥之争”，作为当代文学发展中，作家与评论家关系的缩影，似乎一直没有终止。

据说，当年史铁生和汪曾祺等人曾倡议成立一个小组，讨论《马桥词典》是否构成抄袭，大家来投票。但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我也不觉得《马桥词典》抄袭，若以“抄袭”为争论中心，那么《马桥词典》必胜无疑。但模仿呢？这事儿说得清吗？

当然，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模仿者，但那就别冒充大师了。

喜欢《马桥词典》的，就去喜欢，但别动不动就把“开辟了新的叙事结构”、“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挑战小说的边界”这一类的赞美放在它身上——不合适，因为它不符合事实。就算韩少功的确没有收到任何人的影响，纯凭自己，想到了以辞典体来写小说这种途径，以时间排序，也是后来者。

敢于得罪人的批评家退场，恰如草原上没了猎豹，总是少些狂野气息。

时间会做出最客观的评价，我有理由相信，几百年后，世界文学殿堂中，塞尔维亚将以《哈扎尔辞典》为光荣；中国自然也会有引以为傲的作品，但《马桥词典》，恐怕不能进入，即便进入，也总要被其他人的光芒掩盖，无论是帕维奇，还是昆德拉。当然，如果我们总是以村子里的眼光来看待的话，《马桥词典》倒很可以装饰门楣。

《三国演义》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情节，是曹操看到张松能背诵自己的著作，怀疑自己与古人暗合，随后焚毁了自己的心血之作。

这个情节虽是虚构杜撰，却深得我心，有野心的作家当如此。若允许我曲解一个词，我想，此举堪称建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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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纭万象，留条弹幕以表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