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学识渊博，先后留学“东洋”、“西洋”；他无心参政，热衷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认为悠悠万事，无此为大。他以高尚的人格、廉洁的情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的衷心敬佩与爱戴。日后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他就是中国近代伦理学家、教育家――杨昌济。
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又名怀中，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伦理学家、教育家。他早年就读城南岳麓书院，研究宋明理学。1903年出国留学，先后在东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教育，后又到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系统研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1913年春回国后，相继任教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讲授伦理学和教育学。那时他曾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介绍西方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思想。后筹备创立湖南大学，撰《论湖南创立省立大学之必要》。1918年秋杨昌济就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授，1920年初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归葬长沙县板仓，人称“板仓先生”。
重视育人：悠悠万事无此为大
1913年杨昌济回国时，湖南立宪派领袖见杨昌济学识渊博，又先后留学“东洋”、“西洋”，在教育界具有一定声望，因此为网罗人才，便想请他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可是，有着近十年留学生涯的杨昌济，耳闻目睹了国外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状况，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人才的缺乏。因此，他无心参政，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走教育兴国的路线，推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聘请，选择了做一名师范教师，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五年之久。
在湖南高师从教期间，他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认为“悠悠万事，无此为大”。他除了引导学生研究哲学、树立向上的人生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良社会、改良人心风俗之外，还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杨昌济组织的这些研讨活动，促成了中国著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是蔡和森、等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引导者之一。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期间，杨昌济的学生数以千计，他对尤其欣赏。探求“宇宙、人生、社会”大本大源的执著精神，顽强的意志，非凡的胆识，特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令杨昌济刮目相看。他在日记中评价“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随着时光的流逝，杨昌济和之间的情谊日渐加深。杨昌济不仅以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熏陶、感染了等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情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的衷心敬佩与爱戴。日后称杨昌济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在所在的第八班教室的墙壁正中央，杨昌济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以此抒发他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世之才的激越情怀。而他的学生、蔡和森等日后的成就也成全了他栽大木、柱长天的心愿，证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与行动的影响力。
提倡实业：兵者消费 实业者生产
杨昌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了一整套实业教育思想，深刻论述了实业教育对富民强国、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提出必须大力发展直接为农工商实业服务、与农工商实业紧密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主张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兴办各种专业技术学校，推广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空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中国人救国图强的强烈愿望与变革腐朽封建专制的政治要求。杨昌济的实业教育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萌生的。杨昌济不仅参加了谭嗣同在长沙发起组织的“南学会”，多次聆听谭嗣同的改革宏论，还亲自拿起笔来撰写宣传改革的文章。1898年杨昌济在谭嗣同主编的《湘报》上发表了《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一文，首次提出了他的实业教育思想。杨昌济从国家自立自强的高度提出了振兴工商的重要性，他认为“实业家乃立国之本，实业家为和平之战争，”“兵者消费，实业者生产”。由此可见他对实业教育的重视，对实业家的重视与高度评价。
为了发展中国的实业，杨昌济主张，不仅要注重发展全日制的普通教育，也要开办以成年人为主的夜学教育；既要发展高等教育，也要创办以职业技术培训为主要内容的普及性教育。他认为“教育不当徒为身家殷实之子弟图远大之前程，尤当为家道维艰者之子弟图谋生之良计”。这种教育，必须与工农业生产相结合，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他主张学习英国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思想及其办学方法，大力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杨昌济在英国留学时，看到英国职业教育的学科很多，日常所需的各种小手工业无不具备。他认为这种直接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的职业技术教育，有利于更多的劳动青年掌握一至两门甚至更多的生产技术和谋生手段，有利于社会实现更充分的就业，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更难能可贵的是，杨昌济在当时已经初步意识到了科学技术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条件，进而提出了科技人才是生产力的思想。他曾提出八项救国之道，其首项就是奖励科学，“近世科学发达，欧美各国因致富强，日本师之，突然进步。欲跻中国于富强之列，非奖励科学不为功也。”
注重德育：正心内省 自理其身
杨昌济从国外回国后，一直从事哲学、伦理学和修身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后来就任北京大学教授，着力研究伦理学，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杨昌济经常以爱国和进步的思想教育学生，引导他们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他教育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善于“自理其身”；要能够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都不自甘沉沦。
杨昌济还教育学生要注重身体力行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树立一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就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他还认为，要做到身体力行就必须珍惜时间，兢兢业业地按时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并强调“凡事有可今日为之者，即宜今日为之，断不可留待明日，有因一日之迟而误事机者矣”。杨昌济的这些话语充满了时代的紧迫感，激励着一代青年人自强不息地奋斗。
勤于思索：构建教育体系
杨昌济为了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学生，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的职业教育，不断对教育进行深思，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教学思想体系。
其一，关于教育的本质。在杨昌济看来，所谓教育是“有目的、备方案，予人以意识的感化”。他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仅概括了教育的三个要素――教育的主体(人)、教育的客体(人)和教育的目的(感化人)，而且还包含了教育的性质、任务、对象和方法等内容，从根本上揭示了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以影响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这种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充分尊重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看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即感化。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心灵颤动另一个心灵的互动过程。
其二，关于教育的目的。杨昌济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把受教育者培养成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因此，他强调培养学生的生存竞争能力，以便使他们认识自然，适应社会环境，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引导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进步，养成一种“公共心”。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他主张培养五种类型的人才，即竞争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科技型人才、实业型人才、教育型人才。而在这五种人才中，杨昌基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教育型人才和实业人才，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
其三，关于教育的方法。杨昌济对启发学生智力的教育方法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教授”，二是“训练”。他认为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为教授之时同时为训练，为训练之时同时为教授。当然，两者的目的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教授”的目的是为了授予学生以知识，培养其“发达身心之能力”；而“训练”则主要是端正学生的意志和性格的发展方向，使他们养成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习惯。
直到今天，人们仍能在北京见到杨昌济的故居，故居里的廊柱、窗扇的颜色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淡了，但杨昌济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操守时至今日依然没有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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