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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大的渔场是何处？
欧战中哪国领土被削减，哪国得到了复兴？
用150个英语单词简单介绍一下三国志。
这是民国时期清华大学一次入学考试的题目，现代人看起来，这些题目太过简单，即使是初中生，只要努力背诵几日就可过关。
不过联想到民国时期高达90%的文盲率和连年战乱导致的书籍流失，能够知道这些知识的人也已经是不一般了。
不过，清华大学毕竟是当时中国最高等级的学府，在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刘文典看来，这些题目虽然可以选拔人才，但过于中规中矩，无法在学生当中拉开档次。
因此1932年，刘文典决心找人重新制定考题，务必要凸显出清华的水平。
因此在1932年的清华入学考试卷上，学生们看到了这样一道考题——上联：孙行者。请考生们给出下联。
就是这一道题目，几乎让当年的考生全军覆没。
唯有一人对出妙对，连考官看了都忍不住拍案叫绝，这位考生究竟是谁？他又创造出了怎样的绝对呢？
当年刘文典找到的出题人是陈寅恪。
陈寅恪是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也是一位出色的国学大师，像其他很多清华教授一样，陈寅恪也有出国留学的经历。
当时很多留学教授在见识了外国资本的繁华之后，回国大喊传统文化无用，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陈寅恪与他们不同，这位教授始终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
当时的中国由于洋务运动的惨痛失败，以及被列强殖民的无奈现实，导致许多国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排斥和蔑视的心理，认为传统文化无用。
更有甚者甚至觉得都是传统文化禁锢国人思想，才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主张彻底抛弃国学，投入西方的怀抱。
陈寅恪对这种思想十分痛恨，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己的传统思想文化都没有了，那国性何以保存。
一旦丧失国性，中华民族连思想都要被外国殖民，必将永远失去站起来的机会。
因此陈寅恪决心利用这次考试，选拔出那些真正精研传统文化的学生，为传统文化的复兴保存火种。
陈寅恪所出的题目“孙行者”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是中国古代对联中最难的一种无情对。
要求应对者不但要对汉字的声韵、词性精准把握，还要对各类古人典故信手拈来，只有达到这两种要求的人，此有可能对出形神兼备的好对子。
在出题之后，陈寅恪也有考生答不出的思想准备，但真实的情况比他想的还要糟糕十倍。
几百名考生几乎一半人交了白卷，剩下的都在乱写一些“沙和尚”“唐三藏”之类完全驴唇不对马嘴的答案，让陈寅恪失望至极。
直到看到考生周祖谟的回答，陈寅恪才长舒了一口气。周祖谟的答卷上只有三个字——胡适之。
周祖谟，北京人士。自幼饱读诗书，精通儒学。
1932年的入学考试上，周祖谟看到题目，几乎没费什么功夫就写出了答案。
而陈寅恪在看到答案后，直接告诉身边的人，以这个考试的才学，清华所有学院，所有学科，他想上哪个就上哪个。
孙行者对胡适之，千古绝对一出，立刻在清华大学甚至社会上引起了舆论轰动。
但这些舆论并不是在赞美考生的才华，更不是在对这个对子进行赏析，而是几乎一边倒地对这对师生口诛笔伐。
有的人认为新时代陈寅恪居然还要让考生对对子，这是愚昧的封建做派，与今日自由时尚之风气不符，大批陈寅恪倒行逆施。
还有人认为对对子这件事本身就是士大夫阶层无用的炫技表演，对当下救国图强的国策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引申说清华大学是小资产阶级学府，高高在上，与人民脱节。
而周祖谟也没能得到任何优秀评价，市面上皆是他的学问华而不实，日后难当大任的言论。
面对愈演愈烈的舆论浪潮，陈寅恪无奈登报解释，这才勉强将这一事件压了下去。而考生周祖谟对这件事根本不在意。
当初报考学校时，周祖谟同时报了清华和北大两所学校。
最终因为家境不富裕，选择学费相对便宜的北京大学，清华的纷争没有影响他分毫。
而周祖谟本人又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往返于北京各大图书馆，浏览图书古籍，进行学术研究，世俗的无聊纷争他根本不在意。
虽然没有成为陈寅恪大师的学生，但周祖谟依旧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大学毕业后，周祖谟便加入中央历史研究院，研究古代语言，对我国古语发音的形成和演变规律都有着极深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周祖谟受到教育部的委托，先后编纂了《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教学大纲》等工具书，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自己本人也在高校任教，许多的语言大师都是他的门徒，为我国汉语文化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事实也证明陈寅恪没有错，他的题目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传统文化传承人。
孙行者对胡适之，这个对联究竟妙在何处？
其实按照对联的格式规律，与孙行者搭配的词语不少，比如“祖冲之”“王引之”等，都是不错的答案。
以“祖冲之”为例，首先，孙行者与祖冲之都是人名。
而“祖”与“孙”相对，而“冲”字在古文解释中有快速向前，直闯之意。
“行”则表示在道路上行走或小跑。
两者都可做动词，而最后的“者”和“之”字，全部为虚词，孙行者对祖冲之，对仗工整，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为什么胡适之会成为最妙的答案呢？
北宋诗人苏东坡曾写过一首诗，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
卢行者是唐代一位著名的高僧，韩退之就是大诗人韩愈，这两个词都是人名，而更巧的是，“卢”字与“韩”字结合起来，恰好能构成“韩卢”一词。
《战国策》记载，韩卢者，韩之名犬也。毛色纯黑，故曰韩卢。
也就是说，卢行者与韩退之不但结构上能对仗，还能组成新的词汇，苏东坡的才学可见一斑。
陈寅恪的对联题目构思正来源于此。
因此，能与孙行者相对的词语，也必然要能够组成新的词汇。
从这一点上看，祖冲之就达不到陈老的要求了。
而“胡适之”一词，不但来源于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名字，其“胡”字，与“孙行者”之孙字更是恰好可以组成猢狲一词。
“适”字古语中有“往、至”的意思，与“行”字意义相当，最后两个字同样都是虚词，在工整对仗之上，更添了一份巧妙。
往更深层次里说，这个答案，还暗含着陈寅恪的一些小心思。
胡适本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主张废除文言文，传播白话文，为此著书立说，终日奔忙。
这就与陈寅恪先生坚守传统文化的学术观点相悖。
同时胡适此人常年留学在外，对外国思想文化吹捧不已，总是利用各种场合鼓吹全面西化思想，抗日战争之时，更是提出了将东三省割让给日本的主张。
现在许多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是出自其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
这样一个人，自然是不可能得到陈寅恪的尊重的。
文化人的嘲讽总是要拐七八个弯才能领会到。
再对比苏东坡的那首诗与陈寅恪的对联，卢行者对应孙行者，两者都是僧人，而韩退之与胡适之的关系呢？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发起者。
当时的中国文学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逐渐演化出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文体。
文人在写文章时只注重句式的华丽，辞藻的繁复，却对文章中最重要的思想内涵毫不在意，导致了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文字产生。
韩愈返璞归真，主张用朴实的语言书写深刻的思想。
而胡适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与韩愈在古文运动的地位相当。
两者对应，确实合适。
但在真实的历史上，韩愈的古文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不知陈寅恪先生将胡适与之对应，是否也是在暗示什么？
陈寅恪先生通过一副对联为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了继承人，周祖谟没有辜负先辈的期盼，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正是这些人的努力，才让古老的中国在一次次的劫难后不失民族本性，让现代中国在当下复杂的国际纷争中不失本心，民族得已自立自强。
感恩先辈，做好自己，为国家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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