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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冰曰：“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内经》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作为我国传统医学之瑰宝，它于我们医学生而言更是必学之经典。虽然佶屈聱牙的古文让不善文辞的我深感无奈，深奥的医学理论更是几乎让我望而却步，但经过一番学习我多多少少对《内经》有一些了解。然而随着深入的了解我的疑问也日益增多，无法解惑的受挫感也不断加深。我总是感觉自己对《内经》的学习局限于对篇章的解释而无法深入理解其理论，更无法与临床相结合，《内经》于我而言仍高悬于空中。老师说：“现在背会条文，随着阅历的丰富就会有所顿悟。”我深以为然，“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内经》也是需要终身学习的。而一些粗浅的体悟正是基于对《内经》反复的研读思考。
关于气机的升降出入
《内经》中升降出入的理论几乎贯穿了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及治疗。《素问·六微旨大论》中对气机升降出入的叙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远，四者之有，而贵长守，反常则灾害至矣。”充分强调了“升降出入”是一切器物的共性，是生命存在的根本，所不同的是“化有小大，期有远近”。这种观点启发了后世医家。李东垣据此创补脾升阳之大法，以脾胃为升降之枢纽。朱丹溪以水火升降论心肾相关。方剂学中更是不乏以升降为立方准则的例子。半夏泻心汤辛开苦降以调寒热，四逆散一升一降以增舒畅气机之功。诸如此类比比皆是。真正让我对此深有体会的是一则医案“某头重脚轻，胆固醇偏高，口苦口臭，却老觉得气不足，且心浮气躁，易生气”。这种虚实夹杂的病人往往很难给与诊断。医者却根据寸脉上行断为金不生水。采用枇杷叶与牡蛎降肺气合当归补血汤进补。这正是《内经》“下病上取”的思路。肺主天气，肾主地气。“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通过降肺气以达到金生水补益腰肾的效果。通过这则病例，我充分意识到人体就是一个小循环，我们总是寄希望于外力，希望通过制衡的办法来保证我们内在的健康，却往往忽略了我们体内所谓的邪气大多是由循环出现障碍所导致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大可不必制衡，而是以外界干预的手段，使气机调畅，气血流通，以达到我们期望的稳态——健康。
《内经》“两虚相得”的发病观
《灵枢·百病始生》阐述的的发病观也极为发人深省，它直接决定我们对疾病的治疗。“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实相逢，众人肉坚。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内经》在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时，同时提倡“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乍一看有所矛盾，其实是对“两虚相得”的强调。这个理论不仅让人们意识到发病的条件，更是启迪人们意识到“扶正”的重要性。医圣张仲景对此便深有体悟。《伤寒论》这部书是有理法方药程序的，其最终目的在于最终治疗。关于治疗，《伤寒论》确立了俩个前提“阴阳自和”以及“保胃气，存津液”，后者所顾忌的正是正气，这是因为在人、病、药三者中，“人”是最为重要的，正气被伤，无力抗邪，治疗便处于被动。所以在《伤寒论》所立出的方子中阳明经热的白虎汤以甘草、粳米和胃气；阳明腑实的承气汤会有种种“不可攻之”；甘草在方子中出现的次数更是不胜枚举。这些皆是出于仲景对《内经》中“扶正”的体悟。
关于《内经》的一些感想
从大一学习《中医基础理论》时，《内经》的魅力就不断的浸润我们的头脑，冲击着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它就象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不同世界的门。我第一次深刻的体会到自己的无知。我尝试用古人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原本已为我所熟悉的事物，又同时深深地为他们的观察、发现、顿悟所折服。他们没有先进的检测工具；没有精细到纳米的放大设备；更没有社会公共资源的支持，却能做到如此地步的原因我想只有一句话可以解释。“嗜欲浅则天机深，嗜欲深则天机浅”。而正是这一点阻挠了现如今多少中医人士继往开来的道路。
《黄帝内经》是中医的源头，正是源头的博大精深衍生了几千年来百花齐放的各家学说。作为传承者，对源流的追寻探索都是不可或缺的。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当是每个中医人应有的觉悟。
（作者学校：内蒙古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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