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学传统由来既久，且硕儒辈出，故其学术底蕴非常深厚。然有清一代文网甚密，加之彼时直隶鲜有著名学者或学派产生，清前中期北学实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近代以降，西学东渐愈发明显，同时地域之间学术交流与熏染亦更加活跃，随着湖湘学术、桐城古文、西学等纷纷引入直隶，北学面貌因之发生嬗变。而恰恰是学风交融之影响与刺激，直隶籍政学人士逐渐意识到重振北学之重要性，于是他们在此共识下重拾谱系建构，开启了北学复兴的大幕。综观这一进程，体现出谱系建构与延续，学风交融与改化，政治与学术复杂交织的三大特色。
[关键词]北学直隶；孙奇逢；颜李学；莲池书院；徐世昌
一、“北学”释义与千年流变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地自当有一地之学术。揆诸学术界，历来存在以地域之别来命名、划分学术流派的传统，诸如称山东之学为“齐学一鲁学”，湖南之学为“湘学”，四川之学为“蜀学”，广东之学为“岭学”。甚至更为细致的划分则具体到一府一州之学，张舜徽在论及清代学术时曾言：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吴学即惠氏之学，徽学又称皖学，即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流派，扬州之学则以阮元为魁首。由此可见，以地域命名学派在学术界颇为流行，几成通例。然“北学”之概念，却并非仅指河北一地之学术。
综观中国古代学术史，作为学术范畴的“北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史籍当在唐初编纂的《隋书·儒林传》：“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可视为北学的第一种含义，即指南北朝时期北朝之经学。如清人皮锡瑞在论述南北朝经学分立情形时写道“自刘、石十六国并入北魏，与南朝对立，为南北朝分立时代；而其时说经者亦有'南学’、'北学’之分”；“北学反胜于南者，由于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故能专宗郑、服，不为伪孔、王、杜所惑。此北学所以纯正胜南也。”与之相对应，南朝之经学则称“南”学”。是故，钱穆曾论及'北人守旧，犹重朴学，理晚汉之坠绪。南人趋新，多尚清谈，有两晋之遗风。”易言之，北朝经学继承汉代传统，特别是郑玄之学，注重章句训诂，排斥玄学清谈；南朝经学则受到魏晋新学风的影响，注重义理，这是南北学风最显著的差异。
北学的第二种含义，泛指北方学术。从传统意义上讲，北方学术包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等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内容涵盖诸子学、经学、理学、文学、佛学、道教、书法、美术、音乐、工艺等诸多学科。刘师培从地域角度断定学分南北“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乎其后。……就近代之学术观之，则北逊于南；而就古代之学术观之，则南逊于北。盖北方之地乃学术发源之区也。”若从地理位置角度考察，即存在一个历史上的“北”与“燕赵”的指代问题，“北”指北方'燕赵”明清以来则专指河北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南北”的含义不尽相同。魏晋时期及以前，多以黄河划分南北；南北朝隋唐至明清前，多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南北；明清以来，多以长江划分南北。于传统的北方主流文化中，中州文化曾属于“南”，三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西”，齐鲁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东”，唯独“燕赵”始终保持在“北”的核心位置。自古以来，河北省的南部是以黄河划界的，其地域包括今河南省和山东省黄河以北的地界，是名副其实的河北。因此，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唯河北堪称为“北”。
北学的第三种含义，则是特指以河北地区为核心的北方之学。清初孙奇逢命弟子魏一鳌、汤斌分别辑录《北学编》和《洛学编》，后来尹会一接续前贤，补撰《续北学编》和《续洛学编》。可见在他们看来，河北之学与河南之学互有差异，不可混淆。同时，孙、尹等人的字里行间，透露出鲜明的地域文化意识。例如，孙奇逢指出：“余谓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前有创而后有承，人杰地灵，相需甚殷，亦后学之大幸也。居其乡，居其国，而不能尽友乡国之善，士何能进而友天下、友千古哉？”即将传承与扬播本土学术视为己任。尹会一认为，总结北学有助于学术整体繁荣，故言：“余续订是编，在北言北，亦犹之乎在洛言洛，在关言关耳？至于学无南北，惟道是趋，五事五伦，昭如大路，学者读是书而兴起，拔乎俗而不为，苟同志于道而不为，苟异千里百里犹若比肩而立者，孔曾思孟道而还，濂洛关闽其揆一也，畴得而歧之，视此为北方之学也哉。“因而，此类学人所言之“北”即河北地区，所倡扬之“北学”亦即河北一域的学术。
本文所讲之“北学“，取自第三种含义，即特指以河北地区为核心的北方之学。
“北学”能独成一派，自然有其与众不同的学术特质。古今学人对北学的诸种特色多有谈及，其中尤以刘师培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在《幽蓟颜门学案序》中，刘氏把北学特质言简意赅地归纳为：燕赵之地，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读高达夫 《燕歌行》，振武之风自昔已著。又地土硗瘠，民风重厚而朴质，故士之产其间者，率治趋实之学，与南学浮华无根者迥殊。短短数语，刘氏己由表及里将北学的三种特质道尽无遗。
第一，北学在学术精神上崇尚慷慨节义。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前后相因，代不乏人。东汉卢植不畏董卓之淫威，对其篡权行径大加驳斥，魏一鳌慕卢之高风行义，赞其“不肯随董卓废立，方是读书人”。有明—代，河北仗节死义者更是层出不穷。杨继盛弹劾奸臣严嵩，备受迫害，堪为北人燕赵精神的集中体现，无怪乎孙奇逢极言'明代忠臣多矣！如公之轰烈惊天动地者，实为第人”时至明末，魏忠贤暴虐横行，东林党人深受其害，河北孙奇逢、鹿正、张果中冒死营救左光斗、杨涟等义士，被时人誉为“范阳三烈士“。这种精神渗透于学术研究之中，便体现为一种崇尚节义的风貌。例如，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义例中强调节义之重要性时说'是编有素推节义者。盖节义与侠气不同，学问须除侠气，而不能不本之节义。第有所以处死之道，而不外乎天，则非可与徒慕其名，而轻蹈白刃者比。”此可谓对北学之慷慨节义精神的最佳注脚。
第二，北学在学术风格上强调简朴厚重。这种学术风格的形成，与河北一地的自然环境、民众风俗息息相关。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曾对此有过经典总结“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在此环境与民风的熏染下，河北学者自然陶铸出追求简朴厚重，不喜求异求新的学术风格。而且此风格一旦形成，便于河北一地流衍不绝。清初颜元崛起于河北，其学力追三代，向原始儒学复归，其言其行无不散发出北学所独有的厚朴特色。例如，在政治制度上，颜元主张恢复封建，再设井田，重开征辟；在治学上，要求士人勿耽于文墨“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故应精研"“六府、三事、三物”之学，其学术恰是北学简朴厚重的代表。
第三，北学在学术宗旨上追求经世致用。注重经世致用，是北学最为核心的特质。固然经世致用历来被公认为是中国学术中的普遍特征，但北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与诸种南方之学相比，还是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北学历来不甚重视内圣方面的修养之功，而是直奔外王主题、经世主旨，其实用性的色彩极为鲜明。如被尹会一誉为“北地儒宗”的董仲舒，便以荀子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作为其思想资源，敏锐把握西汉政治之脉动，将儒家学说改造成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官方哲学。而后世北学传人亦多如此，如孙奇逢便强调儒生积极入世，注重践履外王之学，“吾儒以经世为业，可以兼二氏之长；二氏以出世为心，自不能合并吾儒为用”。“学问之事，要得趣于日用饮食，而有裨于纲常名教。”继孙奇逢而起的颜李学派，其实践特征更加明显。这从其强调六艺之学的言论中即可见一斑：
孔门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性情，长人仁义。一时学行，受一时之福；一日习行，受一日之福；一人体之，锡福一人；一家体之，锡福一家；一国、天下皆然。小之却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为其动生阳和，不积痰郁气，安内悍外也。用之于个人，则强健体魄、陶冶性情；用之于社会，则可收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效。这种学即所用、用即所学的主张，恰恰折射出北学经世致用的主旨，无怪乎梁启超曾把颜李之学称之为“实践实用主义”。
目前公认的北学开山鼻祖，当为荀子。荀子学说在先秦诸子中最具实用和综合精神，正可谓“奠定了北学的基础，规范了北学的发展方向，确立了北学的基本特征”。其对外王之学的追求，亦成为留给北学后人的精神遗产。荀卿之后，董仲舒扛起扬播北学之大旗，秉承荀子精神，研治《春秋公羊学》，积极为现实政治提供理论支持。是以“《贤良三策》实能见道之大原，而深契乎内圣外王之学，其告君必以尧舜而求其端于天，推其本于正心，尽其事于设诚，致行举其要于择吏养贤立教，更化久为艺林所传诵，故不具载，考其生平，可谓知仁谊重礼节，安处善乐循理矣。盖孔孟后继承道统之人，匪直北地儒宗也。”钱穆曾言“论一时代之学术者，首贵乎明其思想主潮之所在”。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儒学进入经学时代，北学之主流亦乃是学。一时间，燕赵间经学硕儒层出不穷。东汉末年卢植声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中山有张吾贵，武邑有刘兰，博陵有刘献之，阜城有熊安生，熊之弟子刘焯、刘炫更是青出于蓝，“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蔚为一代儒宗。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初，北学大师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兼采南北经学，自此“天下统一之后，经学亦统一，而北学从此绝矣”，“北学终亡，南宗独盛”。北学因之折入理学时期。
理学时期，北学的第一位旗帜性人物为邵雍。虽然邵氏的学术体系、治学方法、路数均迥异于之前的北学诸人，但其对北学经世宗旨的承继上与前辈并无二致。“康节先生本是经世之学，为他精《易》数，于事物之成败始终，人之祸福修短，算得来无毫发差错，却看小了他学问”。其后，北学之重镇是元儒刘因。孙奇逢对刘因推崇有加，“畿辅理学以静修为开山，文章节义为有元一代大儒。嗣后，衍薪传之绪，大约皆宗静修”。“先生身在运会之中，道超运会之外，教授燕赵，成就英才甚多。”由此可知，刘因在传承北学流脉中的作用颇为重要。
明末清初，北学发展到又一个高峰。其代表人物便是孙奇逢和颜元。其时，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北学与黄宗羲的南学、李顒的关学鼎足而立。孙氏之学兼容并包，气象宏大，北方学者无不受其熏染。其弟子如汤斌、费密、耿介、王余佑、魏一鳌、申涵光、杜越、赵御众等皆名重士林，形成著名的夏峰学派，故孙氏“诚不愧当时北学之冠冕”。颜元正是“得交苏门弟子王五修、王介祺，盖有闻于夏峰之规模而兴者”。颜李学派更将北学的经世品质发挥得淋漓精致，“先生之学以事物为归，而生平未尝以空言立教”。其对事功之学孜孜以求的态度是北学经世宗旨的最佳诠释，可归为北学之左翼。
时值清代中叶，以颜李学为代表的北学实际上从有'学”有“派”的局面沦为有“学”无“派“，仅剩下学说的流传与研讨。此情形直至晚清，亦未得到扭转。是故，北学由此一蹶不振。虽有直隶籍的清廷重臣尹会一续撰创《北学编》，力图挽回河北“正学之失传久矣”的尴尬局面。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尹会一所辑的这部《续北学编》于百余年后，居然“板久无存，吾乡鲜知有是书者”。北学衰微之严重，实令人难以置信。
二、清季复兴
经历百余年之沉寂，晦而不彰的北学曾于清季民初一度呈现复兴态势，而引发这股北学重振潮流的学术中心，正是清代著名省级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在以莲池书院为核心的这一学术场域中，直隶官绅群体于清季民初变局中聚拢内外人才，融纳中西学术，因创结合，最终实现了北学短暂复振。
启其端绪者，乃晚清名臣曾国藩。1868年，曾氏出任直隶总督，于短短近两载任期中，撰写《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采取三路并进的方式：一是振兴直隶文教事业；二是秉持湘学精神；三是倡导桐城文风。同时，结合北学传统，改化直隶学风、文风与士风，欲图实现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植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治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土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此正是湘学渗透后的结果。其最终意图或许在于以经世思想作为湘学与北学之共识，为沟通两派学说搭建桥梁，纳经济于义理之中，擢湘学至北学之上。不过，振兴直隶文教，改化北学风貌，绝非一日之功，无怪乎曾氏有讽气朴陋，虽欲稍加宏奖，卒难期虎气之遽腾，豹文之骤变。自愧学术浅薄，不足以资感召”之继之而起者，为曾门高足李鸿章。李氏督直期间，承继曾国藩之文教思路并有所改进。李氏就任不久，即延聘被曾国藩誉为“此天分独绝，万不可学而至”的名儒黄彭年出任《畿辅通志》总纂，编修了有关直隶一省的大部头地方志。对于所纂《畿辅通志》，黄彭年有其独到的学术意图。在其看来，撰写通志并非仅是一件官方公务，尚有其学术关怀蕴含其内：“述前事史家艺文书目，撰人志乘，淆杂诗文，并陈北学渊源，说经之祖，子史集部富有千古，方志为类于古无征，便于稽考，切于事情。”由此可知黄氏有意识地将北学源流谱系融入编纂《畿辅通志》的过程当中。也正因有此设想，黄氏召集地方名流和90多名莲池书院学者参加了此次编修工作，培育了诸如王树楠、贾恩绂、傅增湘等学术人才。
纂修通志之际，黄氏与直隶本地士绅王灏合作，搜集刊刻《畿辅丛书》。黄氏慧眼独具的是，其协助王灏搜辑畿辅文献，更大的学术关怀仍在于进一步缕清北学历代谱系“自丑子家言易而有韩商孟，但荀卿言礼而有卢植、二刘，毛苌、韩婴言诗而有韩伯高、贯长卿，秦恭、鲍宣言书而有胡常、卢景裕，董仲舒言春秋而有严彭祖、颜安乐。至于唐之孔、贾而五经大义备矣。史则张晏、孟康，子则荀卿、慎到，词赋则张超、崔驷，算学则高允、李冶，小学则崔瑗、张楫。历代以来，递相祖述，诸史艺文著录者，千有余家，北学之盛，由来旧矣。”这为其后北学复兴预作文献基础。之后，黄氏更是出任莲池书院山长，注重朴学训练，倡导“穷则以孝悌忠信化其乡，达则以经济文章酬乎世”的教育理念，令直隶学风更加趋实。
黄氏之后，张裕钊继之主掌莲池。入主莲池书院，张氏在延续前任黄彭年教育理念的基础之上，又引入新的内容。首先'裕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因而十分注重引导学生拓宽知识面，接触西学知识。其次，身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张氏秉承恩师遗训，向书院士子讲授桐城义法，培养古文人才；'廉卿博综经史，治古文宗桐城家法，而益神明变化之，以是负文誉。主莲池书院最久，畿辅治古文者踵起，皆廉卿开之。”经过数年执教，古文之风己悄然于北地勃兴，不少后辈学人承张氏学术衣钵，渐成气候。张氏目睹莲池书院学风之变化，自然喜不自禁，与友人书信中多有展露。如他认为王树楠、贺涛“尤为北方学者之冠”，“王晋卿于许、郑之学，已得要领，他日当以经学名家“；贺涛“其文由曾文正以上窥昌黎，创意造言，己卓然远绝流俗，十八九可望有成。得此士尤以为快也”。
另外“此间肄业诸生，有崔栋上之、孟庆荣芾臣、刘彤儒翼文、张殿士丹卿，皆毣毣雅才。经学以崔生为最，其余颇识考证塗（途）辙，文笔亦并可造就”。自此，以莲池书院为中心的直隶古文圈渐有雏形。（待续）
（此文首发于《河北学刊》2020年第4期）
阅读链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