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浩然（1932-2008），这位以《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乐土》等燕山南麓农村题材小说而享誉文坛的作家，作为一个历史的符号，永远地铭刻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永远地铭刻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中。他的这些作品作为不同历史时段的文学留存，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历史境况，深刻地留存了当时历史的真实印记，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对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浩然已不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他的创作生命，曾如此紧密地与时代变迁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形象画卷”，他的文学成就也达到了那个时代其他作家所不能比及的地步。因此，将浩然的作品比作“一部中国北方农村的断代史”是不过誉的。
浩然于1932年3月25日出生开滦赵各庄煤矿一个贫苦工人家庭。由于父母早丧，他只得投靠到河北蓟县的舅父家里，在愁苦和贫寒中度过了不幸的童年。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浩然的命运，使这个可怜的孤儿绝路逢生。他从内心感激共产党、毛主席把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于是他十四岁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十六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本名梁金广，“浩然”是他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化名，取“浩然正气”之意，后来成为人人皆知、名扬四海的名字。解放后，他被调到通州区委做青年团工作，丰富的基层工作的经验为他进行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创作欲望。1950年10月20日，他在《河北青年报》发表了《姐姐进步了》，处女作的发表使他的创作兴趣大增，进一步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念。1954年，浩然到《河北日报》社当记者，这使他有机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农村，对农村生活不但有了“点”的实践和体验，而且有了“面”的认识和把握，这样他就基本完成了进入文坛的生活准备。这时，他的反映农村新生活的两篇小说习作发表于《河北日报》文艺副刊。两年后，他先后任《俄文友好报》记者和《红旗》杂志编辑。1956年冬，他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发表在《北京文艺》上，这篇作品以浓郁的泥土气息和清新活泼的语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使得浩然顺利地步入文坛。1959年，在浩然相继出版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等三部表现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集之后，鉴于他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的影响，著名诗人、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秘书长的郭小川主动介绍浩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他调《红旗》杂志社任编辑。1962年底开始创作多卷本的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年《艳阳天》出版，一问世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使浩然的名字家喻户晓。在这部作品中，他塑造了萧长春、弯弯绕、马小辫等许多个性突出、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形象，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当代农民形象的画廊。他勤奋创作，到1966年文革前夕共出版了10部短篇小说集、4部儿童文学集、1部散文集和120余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20世纪70年代，浩然还出版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进入文学新时期，浩然经过一番对历史对文学的深刻反思后重返文坛，1979年，《长城》分两期推出了他的“反思题材”的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次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很快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改名《花开花落》。此后，他又相继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弯弯的月亮河》《浮云》《老人和树》《赵百万的人生片断》《姑娘大了要出嫁》和长篇小说《乡俗三部曲》《晚霞在燃烧》等一大批优秀作品。80年代中期，他以一部反映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苍生》再一次令文坛瞩目，被海内外媒体誉为“又一次崛起”。1990年，此书又先后荣获首都庆祝建国40周年文学作品征文一等奖和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浩然一生创作了10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在中国境内，浩然的作品就有50多种，发行1000多万册。在1999年，面向全球华人世界的香港《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大陆小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榜上有名。
1997年5月，在北京市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浩然当选为北京作协主席，2003年9月后任北京作协名誉主席。晚年，浩然舍弃京城的安逸与舒适的生活，扎根基层，定居河北省三河市，致力于培养农村文学青年和乡土文学作者。在三河县期间，他担任文联主席，创办并主编了《苍生文学》，旨在“让苍生写，给苍生看，抒苍生情，立苍生传”，并组织出版了三河本地作者的文学丛书《三河泥土文学丛书》。为了扶持青年作者和发展三河县的文学事业，浩然殚精竭虑，费尽心血。他说：“我自己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是业余作者出身，因此我了解文学小苗最急需有人伸出热情的手加以扶植。我现在有了这样的能力，就要竭尽全力，悉心呵护这些有希望成为文学绿树的小苗。”他浓烈的“文学绿化情结”和甘当人梯的行动，受到京郊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高度赞扬。在浩然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先后担任了中国文化传播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作协理事，全委会名誉委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三河市文联主席及《北京文学》《大平原》和《苍生文学》主编等多种职务，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2年11月11日，浩然因脑血栓再次复发住院，从此一直处于深度脑昏迷状态。2008年2月20日，浩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浩然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其骨灰与2006年去世的老伴一同安葬在河北三河市灵泉灵塔公墓。
对于浩然，鉴于文革的原因，颇有些争议。他去世后，铁凝认为：“浩然是中国五六十年代很有代表性的作家，尤其在一个文化沉寂的时代里，我们这一代作家都对《艳阳天》印象深刻，他几乎整整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当记者问她如何评价浩然的文学价值，她认为，浩然的作品虽然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但是他的文学语言清新质朴，笔下的形象，比如滚刀肉、弯弯绕，鲜活，有生命力。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胜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浩然：“浩然是我国文坛一位重要作家，一生创作勤奋，著作等身，成就卓著，长期深入京郊农村生活，与农民兄弟交朋友，相通相融，因而创作出了以《艳阳天》为代表的一大批深刻生动反映农村变迁、描摹农民命运的优秀小说作品。浩然为人质朴、厚道，与人为善，真诚待人，人品文品均好。”在浩然辞世之际，给浩然创作以直接帮助的原《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崔道怡这样评价浩然的小说：“他的小说文字顺畅，意境优美，结构也很巧妙，拿来就可以发表。他写的乡村都是光明的，美好的。在我接触的作家中，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真正有乡土气质的作家，待人接物非常诚恳，实际上他已经不是农民了，而是农村干部，但他对土地，对家乡，对农村，对农民是充满感情的，这种感情是真的，不是做出来的。”
这些，可视为对浩然一生的公正评价。斯人已去，留得这样的名声，能有几人？更为重要的是浩然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和那个时代人们的心中。
二
浩然自觉地为农民而写作，源于他写农民和为农民而写作的自觉意识。他说：“我的根在农村，我要为农民而写作。”“写农民、给农民写是我自觉自愿挑起的担子，我要把这副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时为止。”“用我的良心——忠实于养育我的农民，去了解农民，描写农民，替农民说话。”这位农民的儿子，把对农民的深沉感情，都写进了他的作品里。
浩然将为农民写作视为自己的创作宗旨，一生没有更移。这位农民出身、长年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当代作家，对于中国农民和广大农村有着质朴而又深沉的感情。谈及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时，浩然曾说：“好的小说应该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着须子和萝卜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呢。”他的作品，也始终充满着浓郁、朴实的泥土气息，是“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形象画卷”。
为了给农民写出好的作品，浩然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为了及时写出新作品，他几乎成了“拼命三郎”。中午不休息，节假日不回家，晚上12点之前不睡觉。有时为了保持和农村的密切联系，他常常在星期六中午把粮准备好，下班铃一响，就骑上自行车赶到郊区他所熟悉的村子里，住上两夜一天，星期一一大早再赶回机关上班。谈到自己的创作，他曾这样说：“自从立志从事文学创作起，我的青壮年时期没有睡过一次午觉，晚上12点以前没有上床休息过，从未贪恋享乐、虚掷光阴。即使卧病在床，也要读书、自修、翻笔记，或闭着眼睛构思故事，琢磨怎么写得更好些。”在决定创作《艳阳天》时，他更是废寝忘食、倾注心血，使得该书出版后获得盛誉，因此也成为了浩然的代表作。《艳阳天》以宏大的规模、细致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形态，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形象地描绘了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后来，浩然在谈到《艳阳天》时曾这样讲述自己的创作经过：
《艳阳天》是我第一部长篇著作，是在我花了七、八年时间写了一百多个短篇小说之后，动手写作的。全书稿仅从重写计算，就反复大改六遍。不仅动用了当时我的全部生活库存，也把我的所有的创作经验、写作技巧和艺术表现力都驱使起来了。在写与改的过程中，我始终自觉地惦记着农民读者和普通群众，按照他们的欣赏习惯、接受能力和兴趣来做，尽力地使用他们的语言。二、三两卷排出稿样后，我亲自到农村征求修改意见。书出版十年间，发行五百多万册，在日本翻译出版时，一版就印了十万；作者收到主要谈《艳阳天》读后感或提到《艳阳天》的读者来信，多达万件；小说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和广播剧播讲之后，为更多不识字、不读书和偏僻山乡人所知晓。这一切，也说明《艳阳天》是以小说的身份活下来的，绝非仅因其政治和政策因素获得这样的成功。一部文学作品，真实而不是虚假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作者在写作的时候，用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伪装和撒谎，这就是它的真实性的基本内容。作品出版后，赢得一定的读者，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活着的人还没有都忘记它，因此，这作品具有其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在创作《金光大道》时，他住在大兴县农村，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竟不顾天气严寒，钻进低矮的电井房，伏在一块板子上写了整整一个冬天。十分熟悉浩然的评论家刘国震曾这样描述浩然创作《金光大道》的情况：“1970年代初，浩然为避开干扰，离开京城，化名躲在大兴县的一处偏僻民宅里，动笔写《金光大道》第一部。写到动情处，情难自禁，声泪俱下，以至于使闻声赶来的邻居老大娘大为惊讶，不知所措。……写到年仅十岁的高大泉外出要饭被恶狗追咬，受伤后跌倒在村外土沟，饿得再也爬不动的情景时，浩然联想到自己苦难的童年，忆起自己苦命的早逝的母亲时，不由大恸。……《金光大道》寄予了浩然的理想，寄托着浩然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对党的事业的忠诚。那些活生生的人物与故事，那些如火如荼的斗争画面，使他有一种创作的冲动和记录历史的责任感。”
粉碎“四人帮”后，浩然更加勤奋，也更加自觉地深入农村生活。有一年他生活在密云农村，并积极参加县群英会的筹备工作，只用一年时间就写出了长篇小说《山水情》。后来1986年冬天为了深入农村生活，他到河北省燕山脚下一个小镇——三河县段甲岭任副镇长。夜晚和老乡们睡在一条炕上，聊到深夜，那些动人的故事，像一股股热流激发起久已尘封的创作欲望。这时浩然仿佛又找到了自己的根——精神上和生活上的。他在这种情况下写了《苍生》。《苍生》是浩然新时期的代表作，描写的是冀东农村上世纪80年代的故事。它以苦熬死受的田成业一家为主线，展现出新时期农村的众生相，深刻地反映了新时期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在艺术上，《苍生》更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依然保持朴实、生活化的优点。《苍生》的问世，这表明浩然正在逐步解除思想上的束缚，摆脱因袭的重担，向着更新的目标挺进。
在1980年前后，浩然把家从北京城里搬到了京郊通县，又一次地与农民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促膝谈心，他经常在农民朋友新盖起的红砖房里和他们一起回顾着庄稼人的生活道路，也经常在自己组织的农民业余创作小组里和那些拿起笔杆的农民们一起展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对此，浩然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工农出身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我从内心感谢党、感谢革命、感谢时代，要永远走正直路，做正直事，当正直人！”
三
浩然的作品是“一部中国北方农村的断代史”，鲜明生动地表现出了从解放后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北方农村的历史，将浩然的作品视为“史记”和“史书”也不为过。他的生命之根、创作之根深扎于此，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抱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的作品就忠实地反映了生活嬗变的节奏和社会行进的步履，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形态，真切地表达了农民的心声和意愿。大概在表现“三农”问题上还没有谁像他那样持久和专注，可谓情系农村，心向农民，意在农业，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政治对浩然作品的笼罩和影响。可试想一下，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中，有哪一位作家能够超然于运动，超脱于政治，超越于社会呢？更有甚者，在当时趋之若鹜，后来逃之夭夭，反而指责浩然。这正如评论家陈晓明所说：“浩然对乡村中国现实的书写，在那个时期无疑是有独到之处的。就是在今天看来，浩然对乡村中国的书写也依然是超出一般的作家许多。那个时代谁也不可能逃脱政治，个人也无多少能耐可以摆脱历史给你的或降临到你身上的命运。厄运逃不掉，幸运也难以拒绝。过后都会说大话，但个人处于那种历史中，只能顾及眼前的安危，谁还有多少精力会顾及到身后多少呢？”这也正像浩然在世时所企盼的那样：“我希望我们今天和今后，能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待历史，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待历史人物。”真实地写出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的生态和心态，是浩然的作品的最大功绩，可以成为我们以后观照历史的一份不可不看的重要参照。著名评论家雷达说浩然是“'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艳阳天》是他前一时期的代表作，而《苍生》则是他在新时期的代表作。”“浩然文学创作生命与当代文学史的命运沉浮紧密相连。”正是因为浩然忠于生活，所以他才能够写出与时代吻合的作品。而那些远离了生活、脱离了政治，疏离了形势的作品，是永远不可能写出真实的生活境况的。也正是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浩然的作品还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对象，是人们关注的作品，因为他写出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真实的状态。如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发表后，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以《新农村的新面貌》为题，热情地评论道：“光就收进集子里的十一篇短篇看，已经可以从多方面见到，在被革命唤醒的新农村里，人的面貌是怎样的焕然一新，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发生亘古未有的变化”。倾注浩然极大心力的《艳阳天》，有着时代的鲜明的印记，可以作为那个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加以理解和分析，是那个历史阶段农村生活的集中表现，表现出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它通过京郊燕山脚下的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全景式地描绘出了农业合作化时期蓬勃向上的社会境况，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农村各个层面人物的生态和心态，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塑造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萧长春这个社会主义新人，他是农村中代表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并且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优秀共产党员，在他的身上集合了新一代农民的美质：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复杂多变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保持高度的警觉，率领群众奋进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除此，还塑造了众多可信可爱的贫苦农民的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农民的形象，形成了一个《艳阳天》的人物谱系。“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小说自然带有不可避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60年代初期'左’倾思潮的影响显而易见。可贵的是《艳阳天》里塑造了众多可信可爱的贫苦农民的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农民的形象，更为可贵的是，浩然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强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在《艳阳天》出版若干年后，浩然这样认定萧长春等人物：“萧长春这样的农民是优秀代表和功臣，功绩不仅在历史，也作用于今天。他们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为实现他们信奉的革命信仰和奋斗目标，一切为公，不徇私情，堂堂正正，不做一点歪的邪的，这品德我们今天不需要了吗？他们对推动时代前进的人爱之深，对阻碍时代前进的人恨之切，为保卫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这精神，我们今天不该崇敬了吗？到农村走走吧，看看大小干部利用职权刮的不正之风吧！我们党和人民，迫切要求多一些萧长春式的党员和基层干部，因为现在太稀少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目光看历史人物，也不能因'今天’政治气候需要苛求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五十年代的萧长春没有像八十年代的人那样带头推行'生产责任制’，没有把土地按人口分下去，反而取消土地分红就否定他们。我坚信：中国农村的'四化’大业的实现，其骨干力量，绝非是重操旧业的马连福和弯弯绕，更不是马之悦、马小辫之流，而是思想和行动都跟上了时代变化发展的萧长春、马老四和焦振茂父女、焦克礼的一家人，以及他们用自己的品格和精神培育起来的后代们”。这种认识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当然，《艳阳天》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的政治倾向，意识形态的意义表达得过于直接明确，但它依然可以作为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加以理解和分析。
作为《艳阳天》的艺术特点，著名评论家雷达认为，《艳阳天》是个奇妙的混合体，具有奇特的双重性：一方面是政治理念支配了作者的艺术构思，使作者难以真正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审视中国农民的命运，因而相对削弱了生活真实的深广度；另一方面，在人物的行为方式、性格特点、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又确实具有真切的生活韵味，这是作者“化”（“工农兵化”）得较为彻底，忠于生活的表现。此外，作品不仅用诗性的语言描写了中国北方农村浓郁的民俗风情和田园风光，并以优美的抒情笔调展示了和平年代到来之后，东山坞农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希望与梦想。“这其实不只是东山坞的萧长春们的向往，也是当时走出战乱不久的全体中国人的梦想，也是那个时代涌动在人们心中的真挚而热切的激情。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屡经曲折，但这激情、追求与理想本身并没有错。以超政治的目光来看，这也是全人类共通的对安详幸福之生存状态的向往。因此，直至今天，当我们回首以往，在慨叹因某些历史过失而造成了许多社会灾难的同时，仍不能不为这样一种曾经强劲地激励了中国人为新生活而奋斗的诗意向往所吸引，所打动。”
《金光大道》是浩然继《艳阳天》之后又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它比较真实地表现了在农村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而出现的党内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这是《金光大道》较之以前反映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同类小说的重要突破。尽管浩然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迎合主流思潮，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模式来创作作品，但作者所表现的生活是当时的历史真实。作品通过高大泉与张金发的矛盾，把党内关于合作化问题的矛盾和分歧作为建构全书的框架，这就更接近了历史的真实。因此，我们说，《金光大道》并没有靠臆想来编造故事，虚构情节，而是写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金光大道》较之以往的作品也同样有了突破。如高大泉是作家竭力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高大泉“因其特殊的家庭出身和人生阅历，养成了倔强、自尊、吃苦、忍耐、嫉恶如仇的性格。穷苦人家出身的有出息有头脑的孩子，在合作化运动中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为党的事业豁出命去干，对党和党的事业表现出绝对的忠诚，他真实地代表了中国合作化运动时期一部分积极分子的思想品质特征，这在50年代前期是颇具代表性的。正像我们不怀疑生活中这类人物的真诚那样，我们也决不怀疑高大泉的真诚。高大泉对执政党的那份忠诚你可以说他是'盲从’、'愚忠’，但你不可以怀疑他那份真诚。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大泉是一个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有其毋庸置疑的生活依据。当然，在作品中这又是一个被拔高了的人物形象。他的政治觉悟、政治见识高于他周围的农民，似乎也超出了他所处的现实环境，这无疑是作者用70年代关于'英雄人物’的理念去塑造这个人物的结果，留下了明显的'三突出’模式影响的痕迹。但作为一个形象，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其思想艺术价值”。除此，《金光大道》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百余，其中鲜活生动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不下20个。在这众多的人物中，有的还具有为当代人物画廊里填补空白的意义。且不说朱铁汉、老周忠、周丽平、吕瑞芬、田雨、秦文庆等这些社会主义新人群像，例如谷新民、冯少怀、张金发、张金寿就是这类人物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以贫穷为光荣的张金寿好逸恶劳，游手好闲，一贫如洗。他的逻辑是：“都富裕了，再来一次土改，谁去分东西？”他的贫穷成为了他的政治资本和生活资本。这是一类贫雇农的代表，是一个以往作品不多见的典型，是需要有一些胆量的。评论家张德祥认为这是一个当代文学史上少见的形象。这些以鲜明个性特征和广泛代表性所构成典型意义的形象，是以往同类型作品中所没有的。
《金光大道》在结构上也颇有值得称道之处。“在整体构思上，以党内斗争为关钮，以一系列相对独立而又互有联系的事件为主体，整个情节沿着芳草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进程滚动式向前发展。全书近200万字，分4部285章，合之为一有机整体，分开各部、各章节又可自成起讫。如此宏大而又井然有序的艺术结构，不仅标志着作者扎实的艺术功底，在一定程度也代表了长篇小说的成就在当代所能达到的高度。”
当然，《金光大道》的失误或曰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过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氛围压抑了文本艺术效应，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错误也成为了溢美的对象。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三突出”痕迹明显，其他人物标签式的分类也显而易见，语意表达政治教化倾向也显得直露。这些是当时那个时代文学作品的通病和弊端。
《苍生》是浩然通过田大妈一家的生活表现了80年代初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与命运。通过田大妈、田成业、留根、保根等中国北方山村的小人物建房、娶媳妇日常生活来表现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揭示了随着改革一并而来的乡村道德的堕落、乡风民情的异变，乡镇基层政权的腐败、封建宗法势力的复活、新的剥削关系的产生、某些农民的陷于贫困等负面效应。物质的进化和道德的退化、生活的富裕和精神的匮乏的矛盾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田保根这个新时代的理想人物或“新人”形象的塑造备受好评。著名评论家曾镇南指出：“从整个改革、开放的大的时代背景来看问题，保根这样的新人物的出现，压根儿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刘白羽也认为，“在这一个受着改革大潮冲击的新农村里，栩栩如生的诸多人物中，我知道田保根是代表着未来希望的新生的人物，……毫无疑问，他是书中主宰农村命运的主角，敢于闯出一条新路的闯将。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改革这一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典型形象。”除此，作者摒弃了过去单一政治视角的观照生活和惯用的斗争模式结构作品的方式，而是以多重线索表现纷纭复杂农村现实生活，表现出了农村经济改革激起的多重价值观。小说乡土气息浓郁，人物的语言简洁生动，也颇受好评。
浩然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作品却成为了历史的存留，是一部部形象的历史档案，也是以后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文学不得不看的重要参考，可以说，浩然“是一部中国北方农村的断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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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经济日报》《求是》《红旗文稿》《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小说评论》《河北学刊》《作品与争鸣》《博览群书》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美学》《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刊物全文转载。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滦河诗群论稿》《散文创作研究》等专著25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历史上的纪念地》、小说集《小镇传奇》、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怀念与纪念》等10多部文学作品，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孙犁文学奖、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省文艺贡献奖、河北省教学成果奖等40多个奖项，完成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重要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省市级课题30余项，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河北省高校教学名师、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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