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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红楼梦》中人物服饰的审美效应

  《红楼梦》是清代曹雪芹、高鹗所写的一部伟大巨著,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鲁迅曾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确,《红楼梦》在一系列问题,如思想内容的高度,批判揭露的深度和广度,对现实生活反映的真实程度以及塑造艺术典型的概括力,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结构上的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和语言的炉火纯青,都应该是对以往的中国古典小说所达到的成就的超越[1]。

  在塑造典型上,《红楼梦》是最成功的一部。曹雪芹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精雕细琢地刻画出一大批活生生的典型形象。如热爱、同情女子的贾宝玉;孤高自许、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虚伪、会做人的薛宝钗;泼辣、奸诈、狠毒的王熙凤,都已成了不朽的典型。另外如懦弱的迎春,精明的探春,孤僻的惜春,豪爽的湘云,善良的平儿,温顺深沉的袭人,刚强泼辣的晴雯,也刻画得相当成功。这些性格不同的人物互相对比,相得益彰,活跃于纸上,简直呼之欲出。

  为了使日常生活描写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塑造人物形象,作者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对环境、语言、诗词甚至点戏抽签等多个方面都作了精细的描写,使它们与人物、故事紧紧揉合在一起,熔铸在整个艺术形象之中,从而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认为曹雪芹在人物服饰的描写上也有值得称道的精彩一笔,或真或假,或浓或淡。花团锦簇、绚丽夺目、形态各异、各具风彩的服饰描写,有助于渲染、衬托出人物的鲜明个性以及外貌、气质、地位等各方面的特征,使人物形象与服饰取得和谐统一。本文就此谈谈《红楼梦》中人物的服饰对其形象的烘托作用,从而展现红楼服饰的独特审美效应。

  一、服饰对人物外貌、气质的烘托

  外貌是了解一个人的第一步。因此,外貌描写对于塑造成功典型起了接力赛中“头棒”的作用。而在外貌描写中,服饰是相当重要的。人物的服饰是否与这个人的整体外观及其流露出来的气质相协调,直接影响着读者能否接受这个形象。曹雪芹很注意这一点,红楼人物的服饰不仅与其外貌、气质特征相适应,而且更能烘托出人物的独特韵味。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主人公,也是作者心中最喜爱的人物。他的容貌是相当漂亮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神采飘逸,秀色可人”。这样一个“外貌最是极好”的年轻公子,他的服饰自然也是别具特色。我们且看他出场时的打扮(第三回):

  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着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

  再看更衣之后:

  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

  《红楼梦》是清代人写的小说,那么清代贵公子是什么样子呢?“百本张”子弟书《鸳鸯扣》云:

  见阿哥骨种羊的秋帽在头上带……小毛儿银鼠皮身上着,玫瑰紫的灰鼠皮袄,领袖是银什水獭……月白绫的夹袄开禊儿半露。

  子弟书《风流公子》道:

  谁家几阿哥,……夹衫儿元青洋绉时兴花样,袖里儿一水天青四杂老则开禊儿微露着汗巾是葱心绿……

  随便引几句乾嘉年间俗曲的八旗子弟衣着打扮的描绘,看看宝玉的出客衣着差得又多么远呢?[2]

  这么一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宝玉的服饰被戏剧化了。宝玉的“束花嵌宝紫金冠”、“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都是戏台上最漂亮的戏装;在生活中“蟒衣”是不能乱穿的,而宝玉动辄就穿“白蟒箭袖”(八回,十五回),甚至“大红金蟒狐腋箭袖”(十九回),这是很难想象的。其实作者是把他戏剧化、吉祥化了[3],一方面可以达到“真事隐去”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艺术装点,因为作者寄希望于宝玉这个叛逆者形象,所力图将其服饰尽量写得美一些,写得漂亮一些,使宝玉光彩照人的外形一露面就在读者的脑海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曹雪芹一方面着意描绘那些假的、戏剧化了的服饰,一方面也注意写生活中真实的美的服装,特别是“十二钗”等女性,花团锦簇,基本上是真实的。因为明清两代男装迥然不同,清代规定男人一律改装,女人则不改装[4]。

  《红楼梦》中女子众多,她们的服装看上去似乎很相似,其实不然,作者在服装式样的繁简,花色的浓淡以及饰物的多少等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调节,使各人的服饰互不雷同,从而体现出她们各不相同的气质,更深化其形象。

  王熙凤是全书中最活跃的人物,她为人精明泼辣。在她的衣着打扮上也强烈让人感觉到一种不可一世的气势。她一出场,作者就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绘其服饰与容貌(第三回):

  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勿庸置疑,这身服装“彩绣辉煌”,光彩夺目,即美丽,又威严,神采流动,与凤姐的外貌是相匹配的,“恍若神妃仙子”,给人感觉是“热辣辣”的。很明显,作者在服饰上着墨如此浓重正是为了极力渲染其外形上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这样“火”的服饰极适合凤姐,而黛玉就“穿不了”,因为她们的气质有天壤之别。黛玉生性清高,她作诗填词,有诗人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体现在其服饰上便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雅致和淡丽,绝无凤姐服饰那种逼人的气势,作者两次对她的服饰进行了描绘,第四十九回,下雪时,黛玉穿的是:

  掐金穿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

  这套服装以“红”色为主,并有金色、白色、“青金闪绿”色相配合,显得多么的明朗、精致、艳而不俗。这种明亮色彩,显出了黛玉的活泼与可爱。在第八十九回,黛玉穿着:

  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肷肩;头上挽着随常云髻。簪上一枝赤金簪,别无花朵;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棉裙。

  这次的颜色转化成淡色调了,“月白”、银白、粉红(即“杨妃色”),随常云髻,一支金簪,别无花朵,使黛玉在整个外观上显得淡雅清丽,似“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总的来看,黛玉服饰的特点是淡而少装饰品,显得极随意、清新、高洁。这两套服装颜色一艳一素,不仅与她的气质完全吻合,而且它还把黛玉的形象衬托得更为优美动人。

  宝钗的服饰即不同于凤姐,也不同于黛玉,其特点似乎介于二者之间,既不浓也不淡。她“品格端方”、“举止娴静”、“温柔和顺”。她的服饰很特殊,在第八回,宝玉见她:

  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髻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草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

  无论是“蜜合色”、“玫瑰紫”还是“金银”色、葱绿色都是相当华丽和醒目的颜色,而且衣裳的式样也很时新,但是却“一色半新不旧”,头上也没有任何饰物,虽是大户小姐,却使人感受到一种朴实温存的美,光凭外观,就足以让人产生可亲可近的好感了,难怪她很“得下人的心”及贾母、王夫人的宠爱了。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钗、黛、凤的服饰与她们各自独特的外貌气质是非常和谐统一的。另外,服饰的各异性在其他人身上体现得也相当丰富和生动;小小的芳官“散着裤脚”,穿着拼花袄儿的样子充满了稚气与活泼;妙玉头带“妙常髻”,身穿“月白素绫绸袄儿”、“淡墨画的白绫裙”,手持“尘尾念珠”,“飘飘拽拽”地走来,好一副道骨仙风;……然而,服饰对人物外貌气质的烘托并不是服饰描写的主要作用,它还是一种刻画人物个性的辅助手段,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人物的外在感觉与内在个性取得一致,更深化和突出人物性格,从而使读者更能理解和接受这个形象。

  二、服饰对人物个性的烘托

  对人物个性的烘托是红楼服饰最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只有个性鲜明的人物,才能从书中呼之欲出,才算是成功的形象。而塑造一个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往往也需要多方面的陪衬。曹雪芹在红楼服饰的描写方面特别下了一番功夫。让我们来看看曹雪芹是怎样利用服饰来烘托人物个性的。

  贾宝玉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他“行为偏僻性乖张”,逃避封建教育,却喜欢与女孩子一起玩耍,其性格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女子多情。他心目中的女儿是黑暗现实的对立面,是最纯洁、最可爱的地方。他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并得出“凡山水日有之精秀只钟于女儿”的结论。由于贾母的骄纵,他一直在“内帏厮混”,象“女孩儿一样的人品”,并有“吃人嘴上擦的胭脂”,爱红,爱女厌男的毛病[5]。相应的,他的服饰也带有了女性化的特征,他出场时穿的是百蝶穿花图案的大红衣服,石青团花彩褂子,松花撒花绫裤,锦边袜,衬得他是“色如春晓之花”。若说他还有男子所着的“紫金冠”和“箭袖”衣服的话,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第六十三回“寿怡红”时的宝玉吧:

  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儿,下面绿绫弹墨袷裤,散着裤脚,倚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

  宝玉此时的服装,已是扑朔迷离、雌雄莫辩了。而“攒珠银带”(十五回)、“掐金满绣绵纱袜”、“蝴蝶落花鞋”(四十五回)、“雀金呢“(五十二回)等,无论颜色、图案还是式样上都明显带有女性化倾向。而我们又能说这些绚丽的服饰,不适合这个厮混于内帏之中的公子哥形象吗?不是更能突出他对女子的钟爱之情吗?

  另外,从一些关于服饰的细节描写我们也可以加深对他性格特点的感受。第十七回,宝玉因跟贾政逛大观园拟匾对联“圆满成功”,便被小厮们共了产,“一个上来解荷包,那一个就解扇囊,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小厮们趁喜打劫,给森严的主仆阶级关系中,增加了一些人情的、天真的、胡打乱闹的润滑因素与缓冲因素[6]。故兴儿说:“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这样的介绍虽然很平淡,但介绍出了宝玉的“平等”态度,这是很重要的。

  第四十三回,宝玉换“素衣裳”去祭金钏儿;第七十八回,睛雯做的“血点般大红裤子”引出了“痴公子杜撰芙蓉诔”;第七十七回,宝玉“因思跟贾政出门,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鲜衣履来,只拿那二等成色的来……”这些小小的情节,无不充分体现了宝玉对被压迫女子的同情和对封建教育的反感。

  林黛玉也是一个贵族叛逆者,她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多愁善感、多疑任性。她寄人篱下,环境的龌龊势利使她“自矜自重,小心戒备”,其性格“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作者对于她的这种个性,在服饰上主要是通过一些小小的饰物来体现。第七回“送宫花”时,一接宫花,黛玉冷笑且出言不逊:“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这种挑剔和挑衅实际上是黛玉的自我保护,却被人视之为“尖酸刻薄”。她与宝玉真心相爱,她都会恼怒地流泪。第十七回,她误会宝玉而赌气铰了“香袋儿”与“荷包”,这也铰出了她忧郁、感伤的情绪,从侧面反映了她多疑任性的性格。

  与黛玉不同,宝钗是封建社会一个标准的淑女形象。她熟谙世故,城府极深。“会做人”是她最大的特点,她即擅于迎合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又会用“小惠”的办法拉拢下人,以至从来好妒忌的赵姨娘都夸她“又展样,又大方”。

  宝钗是封建主义最虔诚的信徒,她必须保持自己端庄的外表,严肃的风度,以便获得相当的威望。因此,她的性格必然会影射到其服饰上。我们可以发现,曹雪芹多次描写宝钗的服饰时,总会渲染其“朴素”。例如,第七回,她“穿着家常衣服,头上只散挽着髻儿”,薛姨妈也说她从不爱“花儿粉儿”的;第八回中也提到其衣服“一色半新不旧”;第三十五回,薛蟠问她要添补些什么衣裳,她却说:“连那些衣服我都还没穿遍了,又做什么?”;第五十七回,她看见邢岫烟的“碧玉佩”,便告诫道:“这些饰物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她把自己置身于富贵小姐之外,使得邢岫烟更为敬重于她。宝钗出生于“珍珠如土金如铁”的大户人家,为什么会这样朴素呢?其实这并不奇怪,她从来就是“廉静寡欲极爱素淡”的人,半旧的华服即能体现其大户小姐的尊贵,又能使人“看去不觉奢华”,显得“罕言寡语,安分随时”,无形中就博得了贾府上上下下的赞许,拉拢了人心,为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美梦打下了基础。对于这样一个擅于掩盖自己的真情实感的冷美人,我们不能不佩服其精明与节制。

  《红楼梦》中人物就地位之重要,艺术容量之广阔,都能与宝、黛、钗三个相匹敌的唯一人物就是荣府的当家主妇王熙凤。

  王熙凤混名“凤辣子”。她一方面狡诈凶残、飞扬跋扈,另一方面也极富有才智和手段,擅于望风使舵、随机应变、巧妙周旋。我认为她的服饰描写是所有红楼女子中最精彩也是最能烘托其复杂性格的一个。作者总是把她放在各种人物的中心,众目睽睽的地位。她一登场就生龙活虎,一声“我来迟了”使得人人敛声屏气。放诞如此,更何堪装扮气派,也高人一等;正如甲戌本脂批所说“第一笔,阿凤的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定了,后文焉得不活跃于纸上。”[7]

  若说王熙凤的出场表现是她的泼辣与圆滑,那么刘姥姥进荣府时表现的侧是她的另一面:说话随和、通情达理、“俯就”穷亲戚、注意“公共关系”[8]。我们来看这时她的服饰吧(第六回):

  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着桃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艳脂。

  服饰仍然很精致、华丽,然而从文字表现上明显地朴实了许多,而且衣装也是“家常”的,这样看起来显得既威严又随和,她说的“大有大的难处,说给人也未必信……你不嫌少,先拿了去用吧。”即实在又谦和,此时她的整体形象较之出场之时已全无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气势了。然而同样是“家常衣服”,在第十二回“毒设相思局”中却不再随和,而成了一种罪恶的诱饵,“贾瑞见凤姐如此打扮,亦发酥倒”,“饧了眼”,不知不觉落入她精心设计好的圈套,以致丧了性命;有成语道“笑里藏刀”,凤姐是最善于“笑里藏刀”的,第二十八回,她见尤二姐时:

  头上皆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绫袄,青缎披风,白绫素裙。

  用一身素衣裳将自己包装成弱者形象,再加上那一套炭篓子式的热情问候与表白,立即改变了尤二姐对她的印象,轻而易举将其骗入贾府,落了个举目无亲,吞金自尽的下场。

  我们应当为凤姐的“包装学”喝彩,她的每一套服饰都令人感受到一种全新的感觉,都那么适合她当时所扮演的角色。真不愧是一位目光四射、手腕灵活的权术家,脂粉队里的枭雄。

  除了这几个主要人物,让我们还来看看活泼的史湘云。她冰雪聪明且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她的服饰也是相当有意思的,她“素习憨戏异常”,“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銮带、穿折袖”(六十三回)。而且她还爱穿别人的衣裳,宝钗说她“……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额子也勒上,猛一瞧倒象是宝兄弟,就是多两个坠子。”黛玉还笑她眼错不见就披了老太太的斗蓬,“和小丫头们在后院子扑雪人玩”,“一跤栽倒沟跟前,弄了一身泥水。”(三十一回)看!几句话就活脱脱地勾勒出了一个天真无邪、活泼好动的史湘云,女扮男装当然是最适合她的了。第四十九回,下雪时,她穿着:

  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

  一露面,黛玉便笑道:“……孙行者来了,她一般的也拿着雪褂子,故意装出个小骚达子来。”这个比喻即生动又形象,把“孙行者”、“小骚达子”与湘云平素的顽性联系起来,真令人忍俊不禁。湘云听了更是得寸进尺,进而要别人睢她里面的打扮:

  一件关新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裉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鹿皮靴。

  这套服饰鲜艳夺目,花色繁杂,式样新潮,但到了湘云身上却少了小姐的矜持,而多了男儿的豪爽,更让人觉得其英姿飒爽,别具一格。怪不得众人都笑道:“偏他只爱打扮成小子的样儿,原比他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这身打扮不仅完全与湘云的形象相一致,而且还从侧面进一步刻画了她鲜明个性,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三、服饰对人物地位的烘托

  宝玉那与时代绝然不同的戏剧化的服饰,随心所欲的大红大绿,与其在贾府特殊受宠的地位是分不开的;王熙凤的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第三回),她是贾府的实际掌权人,地位显赫,其打扮当然与众不同;林黛玉的服饰素雅而明丽,没有凤姐服饰那繁杂的花色和众多的饰品,这不仅能映衬她的气质与修养,而且从中我们也可看出黛玉寄人篱下的地位是远不能与凤姐当家主妇的地位相抗衡的;……服饰的这种“地位效应”不仅体现在主角的身上,在较次要的人物身上也得到了相当明显的体现。让我们来看看袭人与邢岫烟的服饰反映了些什么。

  袭人的地位很特殊,她是宝玉的贴身大丫头,未来的“房里人”,她的打扮自然与普通的丫环不一样。第三十六回,贾芸去看宝玉,她“端了茶来与他,……细挑身儿,容长脸面,穿着银红袄儿,青缎坎肩,白绫细折儿裙子。”贾芸一看便猜到她是宝玉的大丫头袭人,便故作推让以示尊重。再看第五十一回写袭人出门道:

  头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也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白子刻丝银鼠袄,葱绿盘金彩绣棉裙,外面穿的青缎灰鼠褂。

  其衣着打扮楚楚有致,色彩鲜明,称身合体,使读者一看便能想像其形态。这身打扮哪象丫环的服饰,分明是“姨娘”的行头,偏偏凤姐还嫌她青缎灰鼠褂太素、太冷,又趁机讨好王夫人给了袭人一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褂子。”可见袭人有相当的体面,而且还博得了王夫人的好感。她向王夫人进了谗言,得到了王夫人的赏识,得到了残羹剩饭、旧衣裳和特殊补助费二两银子一吊钱[9],从而更靠近了她的“姨娘”梦。

  与袭人相比,名为小姐的邢岫烟反显得清贫了许多。第四十九回,雪天里,大家都穿上了精美华丽的雪褂子,而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无避雪之衣”,连平儿也说“(雪褂子)人人都是有的,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缎羽纱的,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齐整。就只他穿着那件旧毡斗蓬,越发显得拱肩缩背,好不可怜见的。”邢岫烟是邢夫人的内侄女儿,却不被邢夫人所疼爱,她又不象宝琴那样可以承欢贾母膝下,她处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甚至粗使的老婆子们也不把她放在眼里,因此便有了“失绵衣贫女耐嗷嘈”的回目。相形之下,不得宠的邢岫烟在大观园里的地位远不及有体面的丫鬟袭人。

  “富贵”的丫鬟,清贫的小姐,这也是大观园里的个怪现象,可见受宠与不受宠的人的地位是很不同的。这种服饰上的对比映衬,即可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人物的身份、地位及权势,又可加深读者对人物形象的了解,可谓一举两得。

  服饰除以上三大烘托作用之外,另外对表现人物心境、事物发展等多个方面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例如,大观园最热闹,宝黛爱情最默契的时候,黛玉的服饰是红色的,心境是快乐的;而大观园日益冷清,宝钗地位日益巩固,黛玉的地位日益消退以后,黛玉的服饰也转为了白色,而心境是感伤的;……如此例子,数不胜数,这里也就不一一赘述了。

  综上所述,红楼人物服饰的刻画,对塑造人物丰满而生动的形象起了极大的作用。《红楼梦》里的服饰五彩缤纷、绚丽夺目,看上去大致相同,其实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各人的服饰分别体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宝玉的服饰明显倾向女性化,而湘云的却倾向男性化;黛玉的服饰素雅而少装饰,凤姐的华丽而多装饰;宝钗的服饰有成熟的韵味,芳官则保留了孩童的稚气。不仅性格不同的人如此,就是同类性格的,服饰也有所不同:宝钗、袭人都温柔和顺,但服饰上一个有小姐的端庄朴素,一个则是丫鬟的大方得体;黛玉与妙玉都“孤高自傲“,但一个穿的是人间雅服,一个着的却是神仙衣履……各具形态、各具风采。人物的服饰无不与人物形象互相映衬,达到了人物的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统一。我觉得《红楼梦》人物服饰的描写不仅能烘托人物个性,体现人物风貌及地位,而且还通过细节的刻画深化了人物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服饰与整个人物溶为一体,与人物性格紧密关联,使人物形象获得丰富充实的立体美,真乃是曹雪芹的一个推陈出新,是名著中难得的绝妙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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