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鲁
孔子王鲁说是汉代公羊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后来由于纬书大加提倡，以孔子为素王，另有素臣，俨然一个小朝廷，因此被后来学者视为奇谈怪论。其实，公羊学孔子王鲁说的思想源头依然在战国，是战国儒家关于政权转移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更加激进的理论。
孔子王鲁，和“素王”说是一致的。按照公羊家的解释，所谓“素王”，就是有德而无位的“空王”。公羊家认为，孔子就是这样的素王，孔子在现实政治中没有成为王，但他把他的政治理想寓于《春秋》之中，以《春秋》为万世之法。因此，孔子为素王也可以称为“《春秋》素王”。
素王说、《春秋》素王说和孔子王鲁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在王朝更迭的序列中，代周而起的应是孔子。孔子在继周之后而王天下。
关于王鲁说，董仲舒有明确的论述：
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具存二王之后也。
《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董仲舒的这些话，是以三统说为前提的。按照三统说，孔子作《春秋》，代表一王之法，以鲁为王，开始新一统的循环，故曰“王鲁”。据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说，夏为正黑统，商为正白统，周为正赤统。代周而起的是鲁，又为正黑统。以鲁为新王的三统是商——周——鲁，夏退出三统，进入五帝的序列，故曰“绌夏”，这也就是“改号禹谓之帝”。每一个新王朝继起以后，还要封前二代之后：因为周离鲁接近，故曰“亲周”；殷离鲁较远，故曰“故宋”。总之，从董仲舒的这两段话中，按照王朝更迭的三统的循环，新受命的王朝是“以《春秋》当新王”。
公羊学的这种思想主张，并不是毫无根据，而是来源于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一些话的解释。孟子明确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
这是说，王道的崩坏而导致采《诗》制度的中止，而孔子创作的《春秋》则接续了这种传统的王道政治。孟子认为，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和鲁国的《春秋》，从表面上看都是历史书，但是《春秋》与《乘》、《梼杌》有本质的区别，那就是《春秋》中有孔子“窃取的“义”。这个“义”就是孔子在《春秋》这部书中通过暗含褒贬来讲天子之事。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讲到孔子作《春秋》的时候，也是完成采纳了孟子和董仲舒的看法：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的意义作了简明的概括。孔子作《春秋》以继周，把《春秋》与夏、商、周三代并举，是战国至汉代学者的共同的看法，如：
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说苑·君道》）
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淮南子·氾论训》）
《春秋》藉位于鲁所托王义。（《十三经义疑》卷十）
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
由于《春秋》是孔子为挽救时世而创作的经典，因此公羊学的《春秋》王鲁说，其实也就是孔子王鲁。许慎《五经异义》：
公羊说：哀十四年获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异。左氏说：麟是中央轩辕大角兽，孔子修《春秋》者，礼修以致其子，故麟来为孔子瑞。……许慎谨案：公议郎尹更始、待诏刘更生等议石渠，以为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今麟为周亡天下之异，则不得为瑞，以应孔子至。（《礼记注疏·礼运》）
王葆玹先生在分析这段史料的时候，正确地指出：尹更始、刘向（刘更生）在石渠阁会议上所反对的，是公羊家的命题，即公羊家认为的“哀十四年获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异”。这里的“此受命之瑞”，显然是指孔子受命。左氏说“故麟来为孔子瑞”是沿袭公羊家“麟为孔子受命之瑞”的说法。[16]这样看来，公羊学的主张是，孔子受命的祥瑞已经出现，因此继周而起的应是孔子。结合前面提到的王鲁说，公羊学的思想竟是，孔子在周亡之际，应据鲁而王。
公羊学的这种思想，王充的《论衡》中也有介绍：
《春秋》曰：“西狩获死驎。”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说之，以为天以驎命孔子，孔子不王之圣也。（《论衡·指瑞篇》）
《论衡》这里所说的《春秋》，指的就是《公羊传》。《公羊传·哀公十四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这与王充所说几乎完全相同。但《论衡》说得更明确，“以为天以驎命孔子”。由此可见，儒家的主张是在战国中后期历史的剧变中，儒家应该应时而起。
上文所说的公羊学家的孔子王鲁说，也许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孔子，而只是公羊学的一种理论。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并不是要考究这种理论的历史真实性，而是要探明这种理论何以出现以及它的意义。战国时期，孔子已经去世，所以即使公羊家也明白，孔子王鲁已没有可能，所以这只是表明了公羊家的理想，也就是战国以来儒家的一种理想。
一般认为孔子王鲁是汉代公羊学的思想。但是，公羊思想的流传、成型有一个历史过程，董仲舒、司马迁的思想，也一定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把这些思想主张放在战国时期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来考察。孔子王鲁是战国以来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是儒家关于政治变革的一种主张，而且是儒家关于政权转移的政治学说中，最为激进的一种主张。正因为它如此激进，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因此很快就湮没不传，只有一些片断还保存在公羊家的口耳相传中。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礼记·明堂位》中的相关记载。《明堂位》篇主要叙述了鲁国的盛大礼乐。由于周公在周初功勋卓著，“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接着，《明堂位》篇在罗列了有虞氏、夏、商、周四代的礼乐制度之后，总结说：“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罚、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考之其他典籍，《明堂位》的这些说法并没有什么历史依据，因此历代学者都认为这是夸张不实之辞。如郑玄说：“春秋时，鲁三君弑，又士之有诔，由庄公始，妇人髽而吊，始于台骀，云‘君臣未尝相弑’，‘政俗未尝相变’，亦近诬矣。”（《礼记注疏》）孙希旦也说：“鲁用天子礼乐，盖东迁以后僭礼，惠公始请之，而僖公以后始行之者也。……记者不知其非，而反盛夸之以为美。且四代之尊，鲁用牺、象、山罍而已；三代之爵，鲁用玉琖仍雕而已；三代之灌尊，鲁用黄目而已；其余未尝用也，而《记》于鲁之所未尝用者亦备陈之。烝、尝、社、蜡，诸侯之常祀也，而以为天子之祭；振木铎，诸侯之常政也，而以为天子之政；分器，同姓诸侯之所同得也，而以为天子之器。其铺张失实如此。” [17]孙希旦这里的解释非常详细。虽然周礼在鲁，鲁国本来由于是周公的封地而在诸侯中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但是，《明堂位》篇为什么会给鲁国编造出这些夸张不实的礼乐制度呢？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结合战国以来的孔子王鲁说来考察，我们认为，《明堂位》篇给鲁国规定的天子礼乐制度，正是配合孔子王鲁说的。把它放在战国中后期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当中来考察，《明堂位》篇显然不是无意义的吹嘘，而是战国中后期的儒家配合孔子王鲁说而提出的新思想。
蒙文通先生曾指出：“‘革命’、‘禅让’、‘素王’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学说。” [18]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革命、禅让、素王三者的具体含义各有不同，但蒙文通先生说它们是“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学说”，正是指它们首先是战国时期儒家就社会变革、礼制变革而提出的主张，是儒家对于社会现实深入思考、观察而得出的。其次，它们在战国的现实中虽然都不可能实现，甚至被视为奇谈怪论，但它们有深刻的批判意义，而且在儒家思想史上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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