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赈济相关的学术研究中，① 海盐行业的赈济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先整理海盐产区的自然灾害状况，进而探讨明清时期海盐产区灾害赈济制度的建设过程，这其中经历了从“无赈恤之典”的“随盐赈济”，偶有灾伤，“皆官商自捐”到“乾隆元年间，遇蠲赈，始照户部民田则例，画一报销”② 的漫长过程。
一、明清海盐产区的自然灾害
明清时期，地处海滨的海盐产区（包括两淮、两浙、山东、长芦、广东、福建六个盐区）常常受到潮灾、雨灾、旱灾、蝗灾、地震、雪灾等的侵害。在《明实录》和盐法志中，有关海盐产区自然灾害与救济措施的史料较为丰富。洪武二十二年（1389）七月，海潮泛涨，决捍海堰，溺两淮运司吕四诸场灶丁三万余人。③ 永乐二年（1456）十一月，两浙运司仁和场盐运司，原设茶槽仓、中仓、褚经仓、钱塘仓，俱缘江咸地，晒土烹煎，近各仓为江潮冲激。其后，或是洪水冲垮陂堰，或是淫雨漂溃场堤，海溢也时有发生，飓风常常光临。有时是大旱之后，加以恶风暴雨，江海骤涨，人畜淹没，廪盐漂没，庐舍倾圯，流离饥馑。有些地方是“数年以来，海潮不时渐来，壅塞□，灶日困额，课日亏，连岁荒歉，困苦益甚”。嘉靖十八年（1539）闰七月时，海潮暴至，陆地水深丈余，漂庐舍，没亭场，损盘鐅，灶丁溺死者凡数千人。从浩繁的灾害史料中，我们可见：其一，整个明代海盐产区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在《明实录》中成化、正统、天顺、正德、嘉靖和万历等朝的灾害记载甚详。天启、崇祯朝几乎缺载，显然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生灾害。其二，在众多自然灾害中，以潮灾、雨灾和旱灾为主。灶户煎盐对气候的依赖性特别大。煎盐所需的卤水只有达到一定的浓度之后，才能煎煮成盐。若碰上倾盆大雨或是连日阴雨绵绵的话，卤汁的浓度会被冲淡，灶民花费的柴薪和人力成本会增加，但产量却会减少。遇上干旱又易导致连煎盐所需的卤水的减少，同样是灾害。对于“盐产于地，成于人，而实因于天”的特性，唐人刘晏就说过：“霖潦则卤薄，膜旱则土坟。”④ 危害最大的是潮灾，一旦潮灾来临，大量的灶民葬身鱼腹，灶民会在顷刻间会变得一无所有。如天顺五年（1461）七月，烈风猛雨，海潮泛溢，两浙运司下砂等四场，漂流公宇、民居三千二百五十余间，牛二百八十余只，溺死男妇二千三百一十余口，淹没盐共六万二百四十余引，其制盐工具亦丧失殆尽。⑤ 又如万历十年（1582）正月，风雨暴作，海水泛涨，两淮运司通、泰、准安三分司所属丰利等三十个盐场，一时淹死男妇二千六百七十余丁口，淹消盐课二十四万八千八百余引。⑥
二、明清时期赈济灶民的一般做法
我们认为，在赈济制度化之前，明清各时期有一些赈济灶民的基本做法。
（一）明前中期
1.免征当年或拖欠的盐课是通常采取的办法。如两淮盐区：天顺六年（1462）十月，因海潮冲溢新兴等盐场，免盐课三十万余引。⑦ 成化十七年（1481）二月，因旱灾严重，吕四等三十个盐课司的盐课全部免征。⑧ 正德十年（1515）闰四月，盐运司余西等场，被海潮漂溺，免征盐三万一千八百九十四余引。⑨ 山东盐区：成化十年（1474）七月，永利等十二个盐场遭旱灾，免征本色并折色盐共三万五千四百九十余引。成化十四年（1478）四月，水灾严重，蠲免山东盐课司盐五万四千六百余引。⑩ 两浙盐区：正统元年（1436）六月二十六日，飓风霖雨，潮水冲溢，黄岩场盐之公宇、仓廒俱被淹没，在仓盐课七百六十余引，漂流殆尽。户部遣官勘实后，免征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黄岩场盐课。(11) 成化二十一年（1485）十月，清泉盐场，雨水折损课盐，免征盐课二万六千五百余引。(12) 长芦盐区：成化十七年九月，长芦运司官盐，为雨水所淹，加上多次为人盗窃，共损失盐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余引，巡盐御史林符勘实后，下令免追。(13) 景泰元年（1450）九月，长芦盐运司遭旱灾，免灶户食盐、价米等共八千二百二十余石。(14)
2.折纳绢或布。正统十二年（1447）四月，山东官台盐场，因煎盐工作十分艰难，又碰上长期下大雨，冲淡卤汁的浓度，加剧了煎盐的难度，致使不能按量完成盐课任务。对此，朝廷处理的办法是将未完成的盐课改成折纳绵或布。(15) 在成化十年十一月，长芦盐运司所属利民等18个盐场均遭遇水灾。最后的处理办法亦是将盐课一万八千四百余引，改纳折色布六千余疋。(16)
3.在他场煎盐补课。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两浙仁和场盐运司，原设茶槽仓、中仓、褚经仓、钱塘仓，都靠近滨海，近来各仓备江潮冲激，最后解决的办法是，因许村场沙地宽广，所以拨给仁和场，立灶开煎。(17) 正统七年（1442）八月，两淮盐使司所属29个盐场中有掘港等6个盐场，因地下潮涌，不堪煎办，盐课连年逋负，下令使该六场灶丁，在富安等盐场，暂时借他们的空闲锅盘、灶具、盐滩、草场等煎办盐课，以完成所欠的盐课，等到完成盐课任务以后，便回到本场继续煎盐。(18)
（二）明中后期
1.由盐运使动用运司库内余银、工本银、挑河银、余盐银、赃罚银等赈济灾灶是基本做法。两淮盐区：嘉靖三十八年（1559）九月，三十个盐场灾伤异常，应赈贫灶共六万五千六百余丁，动支运司库所贮挑河银一万九千余两，酌量赈济。(19)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月，水灾，留运司工本盐银二万两，赈济灶丁。(20) 隆庆三年（1569）十月，盐场水灾，扣留商人正盐纳银，每引一分，及挑河银二万两，赈恤灶丁。(21) 万历二年（1574）十一月，吕四等三十个盐场，受灾伤十分、九分的极贫灶丁达七万六千七十三丁、次贫丁六千三百三丁，发银二万两赈济，以救秋冬之急，并在余盐银内，借留三万两，以待来春接济。(22) 万历十年正月，通、泰、准安三分司所属丰利等三十个盐场，风雨暴作，海水泛涨，一时淹死男妇二千六百七十余丁口，淹消盐课二十四万八千八百余引，将两淮库贮、经纪、换帖、纳稻等银一万二百一十二余两，照数动支，分别赈给。(23) 万历十四年（1586）十一月，两淮各场霪雨为灾，动支运司库贮、备赈、赃罚等银共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一两，对被灾灶丁及淹死男妇，各分别赈恤。(24)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盐场滨海水灾，三十盐场被灾，灶丁分别极、次贫，计算丁口，动支运司仓贮备谷二千一百八十石，并收贮巡盐项下积余、赃罚与挑河等银内，通融凑赈。(25) 山东盐区：嘉靖九年（1530）十月，水灾，免沧州、青州所属利民等盐场，本年分盐课，此外还发贮库赎罪、米纸银一千一百余两，赈济贫丁。(26) 万历十五年（1587）四月，山东省地方灾膜频仍，盐场灶户亦遭侵害，动支库贮存剩余没银，再抵免一年，以纾灶困，将永利等场极贫老疾约计二千余丁，照例赈济。(27) 两浙盐区：嘉靖八年（1529）十二月，遭水灾，除暂时免征两浙灶户岁办盐课外，还发仓库及余盐银，赈之。(28) 广东盐区：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月初四日，异常水患，火雷、海飓交作，淹死男妇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名口，倾倒房屋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九间，漂没田亩、盐埕五千余顷，冲决堤岸一千二百七十余丈，其有各都庐舍、城垣、衙署，全化为乌有者，人民尤不可数计。对此，运司赈过预备仓谷三千三百七十石三斗零，埋葬银五百九十七两六钱九分零，而乡绅义民捐赀收瘗者，另行旌劳，依照灾有重轻蠲免，应蠲存留银共三千零八十七两七钱九分六厘，又各项小税三千七百八十四两一钱九分八厘。(29)
2.直接让他场代办盐课。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月，拼茶、角斜、余东等盐场，海水沸溢，御史暂时让富安、丁溪等盐场代办该三场的盐课，并且在各盐场濒海之处，多筑堤堰，以防冲决。(30)
（三）清前期
1.蠲免盐课、动用盐运司银两赈恤。康熙四年（1665）七月，“松属下砂三场、袁浦场、海宁许村场、山阴钱清场、嘉兴西路场产盐之地，早飓风淫雨，海啸潮冲，房舍漂流，田禾淹没，各灶离散，民不聊生。”(31) 两浙巡盐御史张志尹和督抚一道上疏，陈述灾情，被灾各场的灶民获得赈恤。雍正二年（1723）七月十八、十九两日，江南、浙江沿海地方，海潮冲溢成灾，盐场漂没，灶户、场丁尤为艰食。朝廷发仓赈济，多方抚恤。因考虑到沿海被灾地区，很可能米价变得腾贵，小民难以为生，所以迅速动用司库银两，往山东买米六万石，河南买米四石，湖广买米十万石，江西买米六万石，选派廉干贤能官员，陆续运交给苏州巡抚、浙江巡抚按正常价格卖给老百姓。所收回的银两，仍旧移还补库。除了动用运司库银买米平籴外，两淮所属地方，经奏请，获得朝廷发币赈恤，并蠲免雍正元年、二年灶户未完折价银四万余两。(32) 雍正八年（1729），山东省遭遇大水灾，永利、永阜、富国、王家冈等四个盐场“秋禾被水，滩锅淹没”，运使杨弘俊上疏请蠲，结果一共赈济四千三百十四余石谷，并蠲免当年灶课银二百八十八余两。(33)
而有时官员却隐灾情不报，直到被查出后，才进行补赈。如康熙四年，山东省大早成灾，朝廷蠲免了灾民当年应缴纳的钱粮。但是因“民属之抚，灶属之臣，故前抚臣具疏，未尝言及灶字”，所以同样受灾的灶丁没有得到抚恤，以致长芦巡盐御史李粹然在前往山东省巡查的时候，被众多凄惨的灶民团团围住，哭诉灾情并请求蠲免盐课。李粹然得知灾情后，于七月份向朝廷上奏《荒旱援例请蠲疏》说：“滨海残灶苦极地方，荒旱异常……伏冀皇仁垂怜民灶皆为赤子，照例同蠲。”结果朝廷才蠲免了灶丁当年的灶课银，共一万四千八百余两。(34) 又如雍正二年七月，两淮海潮冲决范公堤，沿海二十九个盐场，“溺死灶丁男妇四万九千余名人，盐地草荡，尽被漂没”，雍正帝立即批示调动盐课银三万两进行赈恤，并蠲免尚未完纳的四万余两折价钱粮。(35) 但是同样遭灾的两浙盐区被巡盐官匿灾不报，没能得到一体抚恤。直到谢赐履上奏书后，朝廷于次年五月才补蠲了华亭、娄县、上海、海宁、余姚、萧山、慈溪等县所属盐场未完纳的盐课银。(36)
2.他场代纳。吕四盐场额定盐课银是二千二百两，但因其地滨海临江，历年以来荡地被冲坍大半。康熙五年（1666）五月，又因“海水潮涌，男妇淹没，仅存百余灶丁，资生无计，皇皇思逃，责其纳二千余两之课，势所不能”，所以御史黄敬玑提议，让现存灶丁，勉强完纳一半的盐课银，另一半则按照徐渎废场之例，暂时由其他盐场均摊带纳，等到吕四盐场恢复后，再照原数额纳课。户部议定“俟该场灶丁生聚众多之日，将各场摊课仍归本场自纳”。(37) 康熙十年（1671）正月，处理余中盐场的情况也是如此，“照徐渎、吕四二场例，均摊各场，俟水退地出之日，仍照旧征收”。(38)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海宁县所属之西路等盐场，办课沙地被潮冲没三千百三十九丈，地二亩，各场难以完纳盐课银。雍正元年（1723）二月同意两浙巡盐御史杨为梓的请求，让海沙场代纳银一百二十四两，芦沥场代纳银二百六十一两，剩下一百六十五两由，西路各灶勉力自完，以足课额。等到受灾各盐场沙地涨阜，仍归本场完纳。
3.灶民输谷备灾。康熙三十一年（1692）至三十四年（1695），山东盐运司各场，灶户每年每亩捐四合谷以备赈灾。至雍正八年（1730）前，各场捐谷的情况是，永利场约
575.5259石、富国场约
684.1506石、永阜场约
758.6676石、王家岗场约
404.8579石、官台场裁并潍县之固堤场约1373.0847石、西由场并裁并之海沧场约1298.7304石、登宁场约
554.7163石、石河场约
883.8565石、信阳场约1388.2489石、涛洛场约
453.6559石。(39) 雍正八年，巡盐御史郑禅宝题请，将山东盐运司各场所储谷，归并附近州县一并收储，遇有灾年，应行赈恤，灶户同民户一体赈济。此年，恰逢灾荒，大量谷物被充作赈济，部分归入县仓收储。如永利场，赈济动用575.385石；富国场赈济动用404.04石；永阜场赈济动用557.59石；王家岗场赈济动用342.601石，剩余部分归入县仓、其他像富国场、固境场、西由场、海沧场、登宁场、石河场、信阳场、涛洛场为原捐谷物则分别悉数归入寿光、乐安、掖县、昌邑及平度州仓、福山县仓、胶州、莱阳县仓、诸城县仓及日照县仓。
4.动用盐义仓米麦赈济。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因两淮盐商共捐银二十四万两，盐院缴公务银八万两，次年正月，皇上下旨：“以二万两赏给两淮盐运使，以三十万两为江南买贮米谷，盖造仓廒之用。所盖仓廒赐名‘盐义仓’。”(40) 此后，盐义仓作为一种保障性制度开始在产盐区（主要是沿海各盐区）推广兴建。建仓经费初多源自商人捐输，随着国库渐充也依赖国家出资。雍正十二年（1734），两淮盐政高斌于清查规费、酌给养廉案内奏准，将各项支出余剩银两统作盐义仓，添补每年积谷之用；十三年，两江总督赵宏恩，又查出通州分司所属陋规银、草荡租银等二百余两，也归盐义仓使用。张岩对清代盐义仓的研究已显示：在两淮盐区，雍正四、五年，由商捐在扬州建四仓，［南］通、泰［州］、淮阴建六仓，雍正十三年（1735）由巡费、陋规项下为通、泰、淮增仓，归运使管理。两浙盐区亦分别有商捐于雍正四、七、十年建杭州、昆山和嘉兴义仓，归运使管理，两广盐区则首先于雍正六年（1728）正月由广西节省火足银建惠属淡水场义仓，同年十月和第二年再由商捐建潮属和淡水、石桥的义仓，统归运同管理。(41)
三、海盐行业赈济的制度建设过程
（一）盐商支盐需纳“赈济灶丁银米”
正统六年（1441），两淮巡盐御史张裴提出两淮、两浙盐商若要支盐，则必须捐输一定量的米麦，以充赈济贫难灶民之资。朝廷于当年采纳了他的提议，规定：“两淮、两浙劝借支盐客商米麦，收积该场，赈给贫难灶丁，其该支引盐仍挨次放支。”(42) 对于每一引盐，商人须捐纳多少米麦，一开始并没有规定。“守支商人情愿者，不拘米麦，量力劝借，收积在官，协济贫灶，此乃一时权宜，初无定额。”(43) 后来，逐渐形成“客商每盐一引，劝借米一斗，或麦一斗五升”的成例。随着“盐商守支”现象日益严重，到弘治元年（1488）时，该成例便难以实行下去。
所谓“盐商守支”是指盐商响应明廷开中赴边纳粮后，明廷却无现成官盐供其支取，使其被迫困守盐场，长期待支。其实，盐商守支现象在洪武时期就出现，经永乐朝而急剧恶化，至宣德时期达到极点。明英宗力图解决该棘手的问题，他于正统五年下令，在两淮、两浙、长芦三个守支问题较重的运司，每年盐课以十分为率，八分供守支盐商循次支取，称为常股；二分存积在场，待急需边粮时开中，商到即支，称为存积。(44) 可惜，常股和存积的制度没有真正解决盐商守支的问题，反而加剧了该问题的严重性，出现商人守候支盐至数十年者，有祖孙相代而不得盐者。(45) 长期不能支到盐，商人自然不愿意捐纳米麦赈济灶丁。“不分年岁远近，盐课有无，每盐一引，劝借米一斗，有盐关支者，固为甘心；其买补者，既无盐支，又纳赈济，实是无名。”(46) 所以，御史史简提议根据盐商支盐数量的多寡定该捐纳米麦的数量：“令守支商人全支者，全纳赈济；支五分者，上纳五分；支三分者，上纳三分。俱照旧每引纳米一斗，或小麦一斗五升。自买补者，免其上纳。如是，粮料不敷，灶丁缺食，即发官仓赈济，庶贫灶受惠而商困少苏矣。”(47) 朝廷批准了他的提议，所以在《大明会典》中有“客商每盐一引，劝借米一斗，或麦一斗五升，其无盐自行买补者，免其劝解”的规定。(48)
考虑到直接向灶户买补余盐的商人日渐增多，而余盐大量流入市场，必会影响正盐销售，“令两淮运司守支客商，成化十五年以前，无盐支给者，许收买灶丁余盐，以补官引，免其劝借米麦；成化十六年以后，至二十年以前，正支不敷者，亦许买补，改劝借赈济米麦，仍照支盐分数上纳；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已办未完者，严限追补完足，给与各年应支客商，不许收买余盐，该劝借赈济米麦，亦照例上纳。”(49) 此次修正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商人在何种情况下，被允许向灶户购买余盐；二是商人又在何种情况下，需要捐纳米麦赈济灶民。
史简针对商人支盐的不同情况作了区分：若商人在成化十五年前就纳米麦中盐，但至今仍未下场支到盐，则不须捐纳米麦；若商人在成化十六年至二十年期间纳米麦中盐，但至今仍因正盐供应不足而没有完全支足盐，则可以向灶民购买余盐以补正盐数额，但仍须按照支盐的多寡来捐纳米麦；若商人在成化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纳米麦中盐，但至今仍未支完全部的盐，则催促灶户加紧时间支缴盐，这种情况下，商人不但不准向灶丁买补余盐，还需捐纳米麦。向盐商劝捐米麦以赈济贫难灶民的做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不过盐商须输纳的数量也稍有变通，如有时是：“上客每引劝借米二升，水客每引劝米四升。”(50) 不过通常还是纳米一斗。后来，灶户盐课折收白银，盐商支盐须捐纳米麦的制度亦随之发生变化。“宏治元年劝借赈济灶丁之粮，变为折银，从商便也。”(51) 也就是说商人以前纳米一斗，折收白银后，改成纳“赈济盐丁银”五分。“商人每引上纳银五分，存留司库，遏年灾伤，以为赈灶之用。”(52) 这一制度从正统六年创立以来，一直到清朝还在推行。当然推行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嘉靖四年，两淮御史张珩在订立禁约时指出：“灶丁每盐一引，商人或出米一斗，或纳银五分，以偿其劳，贫富不分，一体给赈。近年以来，有富实颇过者，朋丁帮贴者，俱不给赈，是以苦乐不均，逃窜甚多。”(53)
有的灶户因得不到赈济银而逃亡，亦对盐业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张珩提出如下均平赈济的建议：“为今之计，每场除总催一名不赈外，其余不论产业之厚薄，人丁之多寡，办盐十引者给与十引赈银，办盐五引者给与五引赈银，办盐多寡随盐赈济。况灶丁煎盐一引，方得一引赈济，是赈济银两皆出自灶丁已力之所致，非取于官仓官库之比。”(54)
（二）开辟各种渠道，建预备仓储谷备赈
盐区滨海傍水，极易遭自然灾害的侵袭，加上一般离省城较远，粮食供应有限且不便购买，于是，正统十三年（1448）朝廷规定：“令两淮运司，于各场利便处置立仓囤，每年以扬州、苏州、嘉兴三府所属附近州县及淮安仓并兑军余米内，量拨收贮。”(55) 这是有关盐场建仓储谷的最早记载。
弘治元年（1488），刑部侍郎彭韶被任命整理两浙盐法，上任后他亲自下两浙盐运司所辖各盐场勘查，对灶丁的贫苦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因此产生深切的同情，写下了著名的盐场八景图与诗。次年，回到京师的彭韶立即向朝廷上《预备赈济贫灶疏》，请求在各盐场设置几间预备仓。他在奏疏中说：“干碍盐法事内人犯，杖徒以上罪名，应该纳米赎罪者，俱发所在场仓，照罪上纳米谷，及应入官船只、头畜、货物亦各变卖价银送发该场，责令官弁看守，如该场无仓，则于有司官仓上纳，另廒收贮，俱申巡盐御史处查考盘验，积攒预备，遇有凶荒，庶可赈济。”(56) 由上可知，预备仓的谷物来源有以下两类：一是灶民触犯盐法而被处以杖、徒以上罪名所纳的赎罪米；二是变卖被盐官没收的私盐贩的船只、头畜、货物后所得的银两。当然，预备仓所积之谷物，需要有人专门看管，巡盐御史还需不时查验。若盐场没有设立预备仓，则将所收子谷物送到盐运司官仓上纳收储。遇到凶荒之年，就动用这些收入预备仓的谷物，赈济贫难灶民。这一举措在当时起到“赈济甚众”的良好效果。可惜该措施并未推行多久就被废除。所以，嘉靖九年（1530）两淮巡盐御史士翱发出如下的感慨：“弘治三年，有刑部侍郎彭韶建议，立仓备赈，惜乎未行，于今思之，臣愚亦熟思之，使其当时建有仓廪，为之充实，灶丁倚为命脉，夫何逃亡至于今日之甚也。”(57) 于是，他效仿彭韶的做法，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为今之计，合无令通泰淮三分司判官，既常住居于分司，随相司边之空地，查臣问过盐犯项下，动支银二百七十两，各给发本司官九十两，各令暂盖仓芃一十四间，再查盐犯项下赃罚银两，于其三分之中存留二分，候解边用，量支一分，均给各司官，责令殷实人户，趁今秋收，买稻上仓，其各场灶户，犯该徒杖等罪，各该司官受理者，但审有力及稍次有力，照依近年题准赎罪收稻事例，责令赴仓上纳，不许折收银两，其芃经簿籍之法，敛散赈恤之方，一切事宜容臣于运司等官，公同会议，着实举行，夫如是数年之间，仓拏充足，一则可以招复逃移，一则可以固结见在，或遇凶荒时其赈济，使灶户得沾实惠，有所顾藉而无所逃亡，则国课岂有不完者哉。”(58) 后来，预备仓的谷物来源渠道日益趋于多样化。如嘉靖七年（1528）三月，长芦盐运司极贫灶丁四千余人嗷嗷待赈，而仓内只剩下一百余石粟谷。江南常熟人巡盐御史王舜耕适到此地巡察，了解到此情况后，“暂将纸米价银，连前粟谷，量行凑给”。此外，他还从长远考虑，从巡盐衙门收贮在库的三千六十两牙行银内拨出一千两，其中解送五百两到长芦运司，五百两到山东运司，作为二运司积谷储仓备灾的启动资金。“着令及时籴买粟谷收侯，青黄不接之际，一遇有司赈济饥民，随亦酌量动支，照依赈恤贫灶，其余剩银两，仍留通州贮库，以备缓急之用，如此则先事有备，临时无患，将来灶丁不致流离失所，而盐课不致缺人煎办矣。”嘉靖九年，朝廷下令：“运司将一应无碍官钱及上司、本司赃罚等项，悉籴米收贮，以备盐丁赈济。”(59) 再如嘉靖十八年（1539），两淮运司动用余盐银五万两赈济通、泰、淮三分司所属盐场受灾的灶民，“灶丁极贫无妻者，每丁给银三两使自娶”。万历中期，御史陈禹谟亦疏请建立积谷仓，大致每个分司设二至三处。但是这类惠民裕国的举措至迟到雍正时已经不施行了。既然盐商支盐需纳“赈济灶丁银米、免赔受损盐课”等已被列入《大明会典》，本身就表明它们已经由临时性的举措升格为典章制度了，故所谓乾隆元年前“无赈恤之典”和“随盐赈济”的说法均不准确。
（三）建盐义仓
雍正三年十二月，因两淮盐商共捐银二十四万两，盐院缴公务银八万两，次年正月，皇上下旨：以二万两赏给两淮盐运使，以三十万两为江南买贮米谷，盖造仓廒之用。所盖仓廒赐名“盐义仓”。从此以后，盐义仓作为一种保障性制度开始在产盐区（主要是沿海各盐区）推广兴建。建仓经费初多源自商人捐输，随着国库渐充，也时常依赖国家出资。雍正十二年，两淮盐政高斌于清查规费、酌给养廉案内奏准，将各项支出余剩银两统作盐义仓，添补每年积谷之用；十三年，两江总督赵宏恩清查派累，又查出通州分司所属陋规银、草荡租银等二百余两，也归盐义仓使用。
（四）按照民田则例救济
乾隆元年（1736）以后：“凡水旱成灾，盐政会同督抚，一面题报情形；一面发仓，将乏食穷灶，不论成灾分数，先行正赈一个月。于四十五日限内，查明成灾分数，极、次贫具题加赈。原纳折价作为十分，被灾十分者，蠲正赋十分之七，极贫加赈四个月，次贫加赈三个月。被灾九成者，蠲正赋十分之六，极贫加赈三个月，次贫加赈二个月。被灾八分者，蠲正赋十分之四；被灾七分者，蠲正赋十分之二；八分、七分极贫加赈二个月，次贫加赈一个月。被灾六分、五分，蠲正赋十分之一，六分极贫加赈一个月，次贫借给口粮，五分酌借来春口粮。应赈每口米数，大口日给五合，小口二合五勺，按日合月小建。扣除银米，兼给谷则倍之。谷为本色，银为折色。初赈本色，次赈折色，展赈出首，本折各半。折赈米价，江苏省每米一石，定价一两，每谷一石，定价五钱，谷拨灾地就近之盐义仓，银动库储盐课分司。大使不能兼顾，委员协办，散赈处查明极、次贫大小口。临赈遇有事故闻，赈归来，补给运谷水脚，水路每石每里二毫五丝，陆路每石每里一厘五毫。赈竣，如遇青黄不接，开仓平粜或借口粮，中有连年积歉收，及当年灾出非常，再加抚恤。归时题奏灾地钱粮。灾停征蠲?{钱粮。十、九、八分三年带征，七、六、五分二年带征，五分以下勘不成灾，缓至次年麦熟以后，次年麦熟钱粮递行，缓至秋成。中有被灾之年，深冬方得雨雪及积水方退者，应将缓至麦熟以后钱粮，再缓至秋成以后，新旧并征。蠲余钱粮，谓之蠲??{，灾前征完，谓之溢完。存为下年正赋，谓之留抵。房屋费：瓦房每间银七钱五分；草房每间银四钱五分。盐池修费：大池一两；小池五钱。淹毙丁口埋葬银：每大口自五钱至八千为率；小口自二钱五分至四钱为率。荡草歉薄，购备陈草，整理亭场?，借给草本，分项扣还，因灾出粜，照依市值减价二钱为率。”(60) 所有这些，均是赈济行为制度化的具体表现。
注释：
① 周致元：《明代东南地区的海潮灾害》，《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于运全：《海洋天灾：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灾害与沿海社会经济》，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张岩：《清代盐义仓》，《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3期；曹爱生：《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期。
②(60) 王安定等纂：《重修两淮盐法志》卷一百四十一《优恤门·恤灶》，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光绪三十一年（1904）刻本影印。
③(37)(38) 吴相湘主编、谢开宠总纂：《两淮盐法志》（康熙朝），《盐务图·图说》、卷十二《奏疏三》、卷十三《奏疏四》，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民国五十五年（1966年）。
④ 《明英宗实录》卷之三百三十三，天顺五年冬十月条，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6年。
⑤(21) 《明神宗实录》卷之一百二十，万历十年正月，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6年。
⑥ 《明英宗实录》卷之三百四十五，天顺六年十月条。
⑦ 《明孝宗实录》卷之二百十二，成化十七年二月条，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6年。
⑧ 《明武宗实录》卷之一百二十四，正德十年闰四月条，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6年。
⑨ 《明孝宗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一，成化十年七月条，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6年。
⑩(12) 《明英宗实录》卷之二十二，正统元年九月条。
(11) 《明孝宗实录》卷之二百七十一，成化二十一年十月条。
(13) 《明英宗实录》卷之一百九十六，景泰元年九月条。
(14) 《明英宗实录》卷之一百五十二，正统十二年四月条。
(15) 《明成祖实录》卷之三十六，永乐二年十一月条，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6年。
(16) 《明英宗实录》卷之九十五，正统七年八月条。
(17) 《明世宗实录》卷之四百七十六，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条，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6年。
(18) 《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三，嘉靖四十五年十月条。
(19) 《明穆宗实录》卷之三十八，隆庆三年十月条，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6年。
(20) 《明神宗实录》，卷之三十一，万历二年十一月条。
(22) 《明神宗实录》，卷之一百七十一，万历十四年二月条。
(23) 《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六十三，万历二十一年八月条。
(24) 《明世宗实录》，卷之一百十八，嘉靖九年十月条。
(25) 《职神宗实录》，卷之一百八十五，万历十五年四月条。
(26) 《明世宗实录》，卷之一百八，嘉靖八年十二月条。
(27) 《明神宗实录》，卷之五百八十三，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条。
(28) 《明世宗实录》，卷之三百四，嘉靖二十四年十月条。
(29)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一《优恤门·恤灶·附盐义仓》，同治九年（1883年），扬州分局版。
(30) 张岩：《清代盐义仓》，《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3期。
(31)(32)(33) 李广总纂：《重修两浙盐法志》卷十三《蠲血》、卷十三《蠲血》、卷十一《本朝奏疏·详请民灶一例蠲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
(34) 吴相湘主编，莽鹄立总纂：《山东盐法志》（雍正本）第十一卷上，《本朝奏疏·荒旱授例请蠲疏》，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第747－748页。
(35)(36)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五、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9) 吴相湘主编，莽鹄立总纂：《山东盐法志》［雍正本］第六卷，《灶籍》，第390页。
(40)(46)(47)(53)(59) 《大明会典》卷三十四、卷三十二、卷三十二、卷二十七、卷三十二，万有文库本。
(41)(44)(45) 李广总纂：《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二十七艺文一《禁革奸弊以疏盐法疏》。
(42)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清光绪石印本。
(43) 《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盐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48)(51)(52)(56)(57) 朱廷立等撰：《盐法志》卷之四、之十、之十、之七、之七，浙江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
(49) 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五十，户政二十五，历代盐政沿革，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50) 汪砢玉：《古今鹾略》卷五《政令·赈济》，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54)(58) 吴相湘主编，莽鹄立总纂：《山东盐法志》（雍正本）第十一卷下，《前朝奏疏》，第922、954－955页。
(55) 吴相湘主编，莽鹄立总纂：《山东盐法志》（雍正本）第十卷，《宦迹》，第642页。
文章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54～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