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秘威严的夏商周青铜家具，到写实精炼的秦汉漆木家具；从丰满华丽的大唐壶门结构，到典雅柔美的宋代框架结构；从简练秀丽的明式风格，到繁琐富丽的清朝家具的这一演变过程，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日益更新的审美观念密不可分。由此随着家具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陈设风格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毕竟家具陈设直接影响到室内空间的格局和特色，好的布置能给人带来好的心情，而古典家具的陈设更是可追源溯史。
明代后期，很多文人雅士热衷于家具审美的探寻而成就家具文化的鼎盛。如曹昭《格古要论》、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等均有论述。明式家具造型简洁，比例和谐，线脚流畅，榫卯精妙，与之相配的陈设方式也讲究简约清雅的风格。
明末出生于“簪缨世族”、“冠冕吴趋”的贵胄子弟文震亨对书画、音律、园林及室内陈设的研究颇深，他强调古典家具的陈设必须讲究清风雅韵，反对雕镂繁复。在《长物志》卷六·几榻开篇就写到：“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又坐卧依凭，无不便适。以至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何施不可。”卷十中言：“位置之法，繁简不同，寒暑各异，高堂广榭，曲房奥室，各有所宜。即如图画鼎彝之属，亦须安设得所，方知图书、云林清秘。高屋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思见其风致。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可见家具陈设也是一门艺术。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礼的国家，礼在家具陈设上的表现也十分明显，古时的家具陈设极大地遵循着等级秩序，古典家具陈设方式以榻为尊，椅次之。陈设物以多为尊，依尊卑挨次为一榻两几、一椅两几、一椅一几。而在方位上，就上下来说，以上为尊；就东西来说，以东为尊；就里外来说，以里为尊。明代《大明会典》中记载：“设高祖考妣位于堂西北壁下南向，考西妣东各用一桌一椅而合之。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以次而东，皆如高祖之位，世各为位不相连属。设香案于堂中，置香炉香盒于其上，设酒案于东阶上，别置桌子于东阶上”这样的陈设位置次序都有严格要求，也不能随意地更改，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和时代的烙印。
除了祭祀时，古代在内室、书斋、轩、馆、亭、榭等地的陈设更富个性化色彩。《遵生八笺》有言：“左置榻床一，塌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以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如吴中云林几式最佳。壁间悬画一，书室中画惟二品，山水为上，花木次，鸟兽人物不与也。”这一段是对书斋陈设的描述，所置家具皆简洁疏朗，给人以清新脱俗之感，也正符合明代文人内心的追求。
到了清代，延续了明代的简洁素雅风格之外，又发展出一种程式化、固定搭配型的陈设风格，家具开始各就各位般呈现出典型的格局，正如《红楼梦》中所描述：“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进入堂屋中，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隋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璃盘。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乃乌木联牌，镶着錾银的字迹，道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这种穿过穿堂即是过厅，过厅中放置屏风，大厅中一张大案，两边两溜十六张交椅的陈设在清代渐成为一种普及式固定性的陈设方式。而在此时，两张椅子中间夹一案几的情景还未出现，直到乾隆以后，八张椅子四张茶几的典型格局才频繁出现，正如《官场现形记》中描述：“天然几上一个古鼎，一个瓶，一面镜子；居中一张方桌，两旁八张椅子四张茶几。”当然，清代家具陈设并非就此般死板，秩序归秩序，次序是次序，家具陈设也要遵循舒适的准则。
总之，古典家具陈设必定与地点相关，厅堂、卧室、书斋等地的陈设必不一样，也体现出各家具各房室之间的特色作用。如书斋中可放置四椅一榻，榻如古须弥座短榻、矮几、壁几之类，还可置一屏风，书架和橱具等可置图书史册。在卧室中可放一卧榻，榻前放一小几，不设一物，再置小方凳等，显得卧室清新素雅。
现今的古典家具陈设，要依据居室形态、使用要求、审美喜好、氛围格调等来布置，各家具各有其妙用，陈设有形制却无定式。比如，客厅是活动和接待宾客的主要场所，其陈设和装饰反映着主人的学识、修养，气质和品位，所以家具的陈设讲究庄重、对称和和谐。因此可以在居中靠墙位置放上一张翘头长案，上面放置瓷器、佛像、花瓶等陈设件，前面摆放一张矮方桌，上面放置紫砂或青花茶具，四周留出空间。主要一侧放置一张三围罗汉榻，上面摆一炕桌，榻上备一靠枕，榻的两侧各放一张茶几，茶几上可以摆放花石盆景或者香炉，侧后靠翘头案一端可放落地式的红木灯架。对面一侧则并列陈放两组扶手椅。另可摆放一两盆绿色花卉于客厅，以作点缀。这样的布置极富古典韵味。
如若古典家具陈设得当，方便居家的同时还能使人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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