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德才能服人

南怀瑾先生：有德才能服人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是鲁国的国君，也就是孔子君父之国的君主。孔子生在鲁国，虽然做了鲁国短期的司寇，但是大半的时间，仍然冷落的、无所作为地在鲁国度过。那时候的中国，还在以周室为共主、各方诸侯分封建国的时代，全国等于一个联邦政府，公奉周室为中央政权。在孔子的时代，诸侯都想独立称霸，互相争战不已，周室等于是一个空架子。

孔子以继承传统文化精神为标榜，而他的讲学，又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为目的。王道的重心在为政，治国的重心，却在政治。为政之道，任重而道远，诸侯们都无心于此，等于可望而不可即。而且那个时代的大势所趋，也只有治国以图自强，才能称霸诸侯。可是孔子仍然希望诸侯之中向心王道，达到大统一的太平局面，所以弄得无所适用，只有归而讲学授徒，藉以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了。

哀公虽然尊重孔子，向他请教治道，可是犹如子张学干禄一样，一开口，目的便弄错了。你看哀公问的，“何为则民服？”那就是说，如何做法，才能使国民都心服呢？殊不知为政以德，要先从自己做起，并不重在做法如何才使人们服从于我。如果不从自己做起，只求如何做法能使人们服从我才是治道，那可以说只是政治的一种权术罢了。

孔子到此无可奈何，只有因势利导，在无形中，仍然想把哀公向王道的学问上拉，可是又不能离题太远，多少还要带点治术才对。所以他说，提举一般正直的人和举行各种直道而行的事，把那些歪曲用权术的人和事都去掉了，国民自然就心服了；如果相反的话，大家自然就不服了。“直”，是直道、直心、直行的正直之直。“错”，是搁置和修整的意思。“枉”，是歪曲转变的意思。这一则问答，是针对哀公“何为则民服”的意思而发，虽然告他以直道，仍然还说，这样才能使国民心服。这些话无非从以德服人而言，希望他向王道的路上走去。

跟着而来的，又是一则季康子问政治的话，孔子只好又用诱导的方法，希望他明白为政的大道。季康子就是鲁国大夫季孙肥，康是谥号，也是当时一个从政的大员。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本来“敬”与“忠”，是一种美德，也代表文化思想的一种精神。“劝”，是互相劝勉和劝导的意思。用现代语来说，如何“使民敬忠以劝”这句话，就是如何能使人们互相勉励，而形成一种敬与忠的风气。季康子问的本来也没有错，错只错在一开口，便想如何“使民”的这个“使”字的动机上。“使民”是要求人们，并非要求自己。论政治，固然可以要求人们做到如何如何。但讨论为政的大道，就须先要求从自己做起。所以孔子把握住这个问题，就说，你只要从自己做起，自己把内在的心术，先做到端正庄严，然后出来临政，处理政务，自然会影响感化人们，都会敬人敬事了。

这也就是说，自己要由学问修养上做起，仰对父母以尽孝，下对子女以慈爱，这样，自会影响感化人们，都会尽忠报国了。所以为政的道理，不在多言，只要尽心于孝道，视天下人如父母一样的心情，举措一切善行的风规，然后以慈爱的心情，教导大众技能和知识，使人人能持身而安乐地生活，那就自然形成一种风气，人们自己就会互相勉励，做到敬与忠了。如果只想使民如何，这一个“使”字，便会让人们生反感。等而下之，就把敬与忠变成一种口头语，一点都无用了。

《为政》篇中，只有记载孔子的这两则话，对国君、对从政的大夫们，提示一点为政的道理，已经管窥一斑，便知全豹，就可了解他所继承传统文化的王道精神，其余也用不着多说了。可是，偏有一些人，还不了解他的用心，听了他讲许多为政的道理，便说，你既然讲得那样好，为什么自己不去从政、作为一番呢？这真叫作隔靴搔痒，一点抓不到他的要点，孔子只好大声疾呼说，我说的为政，不是从政或政治的思想啊！于是就指出历史传统文化思想的《书经》来说，你能够做到孝友于兄弟的学问和修养，再发扬光大，使致用于世，那就是为政了，何必一定讲做什么官，用什么政治手段呢？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一则，是孔子的呼声，也就是夫子的感叹了。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