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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支架手术没用?安慰剂效应到底有多大?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心脏病专家一直在开展血管成形术(angioplasty)和经皮冠脉介入术(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简称 PCI )。这类心脏支架手术的目的是打通患者阻塞硬化的动脉,从而逆转并改善心脏病的症状。


到了今天,单是在美国,一年就要做大约 100 万台这类的手术。在大约 45 分钟的时间里,盘旋在病人上方的心脏病专家一边观看屏幕上的 X 射线实况图像,一边指挥导线通过血管、进入心脏、最终到达冠状动脉。


接着他将一只小型气囊沿导线送入血管,在其中充气,强行张开血管的狭窄部位。气囊的外面还套有一层金属管道,它随着气囊一道扩张,最终撑住血管,而这层管道就称为「支架」。


手术完成,根据 X 射线图像的显示,血管的情况会立刻好转:狭窄的部分变宽了,血液也能自由流动了。

 

「当我们告诉病人:瞧,我们帮你疏通好了,他们马上会体验到显著的改善。」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心脏电生理学家约翰·曼卓拉(John Mandrola)说道。

 

他和许多医生都见证过病人在术后的好转:他们自称胸痛减少了,人更精神了,耐力更强了,还体会到了「各种好处」。


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的网站这样向读者介绍了血管成形术:动脉粥样硬化是脂肪斑在你的心血管中缓慢堆积形成的。当服药或改变生活方式已经无法改善你的心脏健康,或者你有突发心脏疾病、胸痛加剧(心绞痛)或其他症状,你的医生就可能建议你接受血管成形术。

 

然而,根据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医生或许开错了方子。这项发表在《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上的研究数据显示,对于冠状动脉严重阻塞的患者,手术并不能缓解心绞痛(而这正是全世界每年近 50 万台 PCI 手术的目的),也不能增强患者在跑步机上的运动能力。


医学史上最令人失望的新闻?


在经过四十年时间、数百万台手术和几十亿美元的投入之后,今天的医生却开始对这种常见手术产生了怀疑,他们问道:在大多数非急救病例身上,手术的疗效是否被大大高估了?再进一步,手术究竟有没有疗效?

 

不过,有许多病人和医生都一口咬定它真的有效。曼卓拉就描述了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病人感到胸痛,心脏应力试验也显示他有心脏疾病,医生因此建议他接受心导管插入术。病人问了朋友,也上网查了资料,得知医生一旦找到阻塞点,就会将它「疏通」。

 

曼卓拉解释说:「医生的想法是,冠脉阻塞是致命的,所以必须疏通,而疏通的手段就是 PCI。手术时,他们把病人家属带进心导管室,或者给他们观看阻塞的光片。疏通完成,皆大欢喜。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都觉得满意。从这个场景中产生了强烈的安慰剂效应。病人一下子感觉好了。」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教授丽塔·雷德伯格( Rita Redberg )也表示:「有一句话我已经说了许多年:我们并不知道病人觉得好转是因为安装了支架,还是因为病人在接受了侵入性治疗之后总会觉得好转。人的头脑就是会产生这样的错觉。

 

这样看来,知道了这种疗法有很大一部分安慰剂效应,就会降低它的疗效。读完这篇文章,病人也许会觉得胸更痛了。

 

如果用来疏通冠状动脉的支架竟然无法在非急救的状况下帮助病人,那可就真是医学史上最令人失望的新闻之一了,因为心脏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头号致死疾病。患者的心血管会逐渐淤积,直到完全堵塞,这会导致心肌死亡,病人也会跟着丧命。

 

这是一项破坏性极大的研究。曼卓拉说道,它的意义非常深远:我们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让数十万病人承受 PCI 的风险,到头来却无法证明这种疗法的功效。

 

那么,除了急性心脏病发作之外,还有别的情况适合接受 PCI 吗?

 

「我想不出有什么情况。」雷德伯格说,「为什么要让病人没来由地经受这种疗法的风险呢?」

 

梅奥医学中心对这些风险做了明确介绍,简要来说,其中包括了出现血块、突发心脏疾病(导线可能使动脉内壁的一些脂肪斑脱落,反而造成突发心脏疾病)、冠状动脉损坏(前面说过,手术时有一根导线和一只气囊强行塞入心脏表面直径 3 毫米的血管内)、心律失常、肾衰竭和中风。这些固然都是罕见的情况,但是当 PCI 的益处变得不再明显时,这些风险就值得仔细考虑了。


看来心脏不像马桶那么容易「疏通」


手术怎么会无效呢?

 

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世界的理想形态和它的实际形态之间的差距。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机理相当明确的疾病。一个智力中等的人就能想出把阻塞的血管打通的疗法。就像管道工从下水道掏出一团毛发就能使浴室焕然一新一样,心脏病专家也能除掉你淤积多年的辛苦、使血流重新滋润心脏。

 

对这个领域的医生来说,第一次巨大的冲击发生在 2007 年,那一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试验。研究者对比了 PCI 和药物的疗效,结果意外地发现,PCI 并不能降低患者在术后突发心脏疾病的风险。


看来心脏毕竟不像马桶那么简单,不是通通就会好的

 

不过,这项研究还是发现了 PCI 能使心绞痛(伴随心脏病出现的胸痛)有所缓解,虽然这个疗效也会在三年后消失。虽然好处很少、花费很高,许多心脏病专家却仍在开展 PCI 治疗。「这已经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了,」雷德伯格说,「我们已经做了太久的 PCI。」

 

有时是医生相信 PCI 有效,有时是病人希望接受 PCI,要是哪个医生不做,他们还会给他差评。有时情况更糟:医生害怕不做就会遭到起诉,因为 PCI 仍是目前公认的标准疗法。

 

据曼卓拉的介绍,这次的《柳叶刀》研究还「向临床医师传授了安慰剂效应的重要价值,还介绍了它的近亲――反安慰剂效应( nocebo effect )。」


反安慰剂效应和安慰剂效应正好相反:人一旦相信了某件事物会产生负面效果,就会导致它真的产生负面效果。「当我们吓唬病人说他们的病情很重、或是药物有副作用时,就会对病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鉴于安慰剂效应在医疗中的强大力量,《柳叶刀》论文的几位作者不得不设计了一种方法,使患者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安装支架。他们策划了「假手术」,让患者进入手术室、在他的腹股沟上开了切口、然后伸进导线――但他们没有用气囊扩张血管,也没有安装支架。整台手术只是一场表演,患者始终蒙在鼓里,他的的动脉里是否真有一根金属管,他根本就不知道。


曼卓拉表示:「这是我见过的最美妙的实验方法,效果太、太、太好了。」《柳叶刀》的文章配图显示了这些患者冠状动脉里的严重阻塞。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医生都会毫不犹豫地开展 PCI 治疗。我把图片给曼卓越拉看时他说:「在美国,要是有这样的病人吃了三种药后还有胸痛,那么没有一个医生会不给他们疏通的,绝对没有。」

  

然而这项研究里的几位医生就没有。他们给病人「安装」了子虚乌有的支架,然后就打发他们回家。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这些病人和真的安装了支架的患者相比,无论是跑步机上锻炼的时长、还是生活质量分数,都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

 

曼卓拉指出:「这项研究会改变一些心脏病专家和患者的成见,使他们不再认为局灶性阻塞非疏通不可。这类发现会帮助医生和患者明白,冠状动脉疾病是一种弥漫性的全身性疾病。局灶性阻塞只是大范围疾病的局部表现罢了。」


到底是安慰剂效用还是 β 误差?


近些年来,随着手术的好处一个个地消失,已经有许多心脏病专家转变观念,开始用这个新的眼光来看待冠状动脉疾病了。不过他们虽然都同意这个大致的模型,却也不是每一个都认可这项研究的。

 

比如斯克里普斯转化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埃里克·托波尔(Eric Topol)就指出:「这项研究还有许多瑕疵。」《纽约时报》在网上推送了一篇报道,标题是《岂有此理:心脏支架无法缓解胸痛》( Unbelievable: Heart Stents Fail to Ease Chest Pain ),几分钟后,托波尔就在推特上批评了这项研究。

 

「要是我的话不会用岂有此理起头。」托波尔说,「看见这几个字我哈哈笑了出来。是啊,这么区区一项研究,竟然让大家讨论起了更改治疗原则,真的是岂有此理。」


他指的是之前《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社论,作者雷德伯格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大卫·布朗( David Brown )在其中写道:「心脏病学的一切治疗原则都应修改。」

 

「我不是要主张在病情稳定的患者身上继续使用 PCI。它的确被滥用了。」托波尔接着说,「我现在虽然不装支架,但以前也装过多年,我见过许多病人在安装支架以后,心绞痛有了明显好转。所以这项研究和我的临床经验是对不上的,不过我最关心的是它的设计缺陷。这个试验样本很小,才 200 人。这里是有  β 误差的。」

 

「β 误差」已经成了科学批评中越来越常见的一个术语,它指的是一项研究没有足够的对象,由此产生了假阴性的风险。如果你只抛一枚硬币两次,就有四分之一的几率会认为硬币的正面绝不会向上。抛掷 1,000 万次,你的手指会很酸楚,但 β 误差的几率也会下降到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如果你想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认为你就要采取正确的方法,你的样本要大一点,比如要有 600 到 1,000 个对象。」托波尔说道,「而这项研究只暴露了研究者对临床试验方法的糟糕理解。要是像他们那样设计试验,那么任何研究都会得出阴性结论。β 误差是临床研究中最常见的一种误差,他们这篇论文的题目我看不妨改成《一次彰显 β 误差的试验》。」

 

曼卓拉的态度也谨慎地补充了一句,「这项研究规模很小,今后应该再做几项验证性研究。」他还指出,这项研究招募的患者心绞痛并不严重,在其他方面的风险也低,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它的结论推广到其他高风险的患者群体中去。


昂贵的退出机制


这项研究目前还有不少争议,可它一旦得到广泛接受,就有可能改变医学发展的进程。


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要舍弃一种疗法,到底该由谁来提供证明?治疗原则的修改本来就慢,即使发布了新的治疗原则,医生们也不会立刻改变习惯的疗法。

 

「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雷德伯格说,「当美国心脏病学会发布最新的治疗原则、建议对没有症状的患者如何实施PCI时,他们把措辞由不恰当(inappropriate)改成了不太恰当(rarely appropriate),因为他们担心把 PCI 说成不恰当就不会有人买单了。但是要我来说,对有稳定心绞痛的患者开展 PCI 就是不恰当的。它既没有好处,又携带风险。所以我认为美国心脏病学会应该根据这项研究立即修改治疗原则。」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要求这类疗法先有数据支持,然后才能广泛使用。」雷德伯格说道。

 

杜克大学的心血管疾病研究员海德·瓦莱士(Haider Warraich)表示:「对这项研究大家尽可以随便挑刺,但是 PCI 的疗效还需要它自己来证明。」


他的这种声音正在医学界内不断增长。要想把高昂的医疗成本减到最低,我们就必须更换一套评估体系:把一种疗法实施了 40 年后又发现它根本无效,这种事情不该再发生了。

 

然而,随着昂贵的新技术在医疗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改革只会越来越艰难。


有人认为「自由市场」会消灭坏的医疗活动,将无价值的药品和无效的设备统统淘汰,道理可能是对的。然而坏的医疗一旦进入市场,再要消灭它们就可能要花费几十年的工夫了,心脏支架手术似乎就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样一次波折造成的危害和浪费是无法弥补的。


本文来自《大西洋月刊》

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17/11/placebo-effect-of-the-heart/545012/

作者詹姆斯 · 汉布林系医学博士,译者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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