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这本书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最深恶痛绝的一本书。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这本书一方面有效的建构了“孝”与“忠”，“事父”与“事君”的关系；另一方面反而将“孝”的本质牢牢立根在“立身”这个利己目的上，反而解构了孝本身的至高无上的外在性。通常而言，行为的理由有两种基础：一种是自己内在有需求需要被满足，因而行为本身是指向需求的满足的；另一种是外在有特定的要求，因而行为本身是需要满足这个要求的。相对而言，内在需求论比起外在要求论，对个人的行为驱动性更强，更能带来人的主动行为；但同时可以想象的是，道德行为的普遍性在内在需求论这里是没有市场的，因为每个人需要的东西不一样，不可能设想有什么需要是每个人都必须满足的（除非这个需要是外在的要求）。这样一来，很容易理解，内在需求会成为道德的拦路虎，用更通俗的说法——利己行为难以被道德要求所束缚。但是《孝经》用很诡妙的方式试图说服利己的人能够满足“孝”的要求。一方面，孝的起点在《孝经》中并不来自于父母本身的爱和带来的利益，而是来自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其实是诉诸了人的趋乐避苦的本能，而非诉诸父母和自己的关系。这样一来，孝的基点就是利己；这还没完，“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的终点居然也不在父母的体会和感受，而是在于自己的“事功”，要有成就，光宗耀祖。不得不说，孝的要求本来是善待父母，并且将这种对待方式推广到兄弟、亲属，但说服人行孝的理由居然都是利己的，这种张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不仅如此，“孝”对于不同的人要求也是不同的。天子的要求是“爱敬尽于事亲”同时“德教加于百姓”，是一个相对高高在上的角色；而卿大夫的要求就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反而不提卿大夫如何孝顺自己的父母了。尽管这里涉及到了宗法制社会之下，卿大夫的父母通常是诸侯，但卿大夫不去孝顺诸侯反而去孝顺先王、天子，这体现出很明显的“去情感化”、“去关系化”的特点。只有到了士和庶人这里，孝顺父母才能成为了重要的内容。教化治理的方法，居然和要求一样也是不同的，在孝经中同时出现了“明王”的“孝治”和圣人的“圣治”。很明显，明王达不到圣人的标准；而且圣人并不以“孝治天下”，反而更多的以“严父”、“配天”为要求。圣人的教育模式是“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明王的要求则不然，“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能看出两者的区别吗？明王战战兢兢，要讨所有人的欢心；圣人反而治理的状态有种肃杀的意味，能够准确的把握好做事的度。“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也就是说，相比起圣人开拓和解释孝的内涵，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似乎是如何避免他治理的臣民扰乱君父——其他亲人——陌生人的排序。“孝”并不等于无条件的“顺”。曾子和孔子讨论“父子”、“君臣”关系，孔子明确提出“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臣子还要对君父提出意见，加以匡正。至于孝的反面——大乱之道，孔子给出的答案是“要君者”、“非圣人者”、“非孝者”。这样来看，孝的本质要求根本不是父母和子女的慈爱关系，反而是政治秩序的有效性，换句话说是政治纪律的不可撼动性。孝经当中给“汤武革命”留了空间吗？好像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重点还是“匡救其恶”。如果“匡正”不过来呢？孝经没说，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空白。综合看来，孝经的重点到底是让人孝顺，还是让人克制自己的情绪，更好的遵从政治秩序，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呢？我想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在这就不贸然总结了。最后要说的是，郑玄对《孝经》的注疏里面有不少玄机，大家可以下载去读一读。文字不多，不算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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