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1期
作者：吴玉辉 袁江洋
卡普(Ernst 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1877)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但迟至20世纪晚期，技术哲学学科化进程才在美国最先开始启动。时至今日，这种学科制度化进程仍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完成，也没有出现较为一致的或公认的技术哲学研究传统。本文将着重探讨冷战后期以来技术哲学家们在重构技术哲学研究传统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就技术哲学研究的某些重要问题给出作者自己的解决方案。
一 技术哲学学科制度化进程
美国特拉华大学教授、美国技术与哲学学会(SPT)会刊《哲学与技术研究》主编杜尔宾(Paul T. Durbin)曾把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史前期，指1877年卡普的《技术哲学纲要》问世之前的时期；(2)形成期，指自1877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的时期；(3)当代技术哲学全面发展的时期，指70年代至今。[Durbin 1981，p.vii]
从学科制度化的视角来看，杜尔宾所说的形成期对应着技术哲学的制度化时期。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趋于繁荣，技术哲学学科化进程也得以开启，其标志性事件是1978年美国“技术与哲学学会(SPT)”成立和第十六届世界哲学大会正式确认技术哲学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学术的制度化进程本身要求建立行之有效的研究纲领或传统，就此而言，技术哲学的学科化并不是在技术哲学研究纲领或研究共同体已趋于成熟的前提下发生的，这一学科化进程虽然以此前数十年的技术哲学研究为底蕴，但最终还是时代和社会需要的产物。
技术哲学研究在二战结束之后在空间上形成了“三大研究板块(school)”的格局，除已有的西欧研究板块外，还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苏东技术哲学研究板块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美研究板块。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格局，是因为不同的政治阵营均需要对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做出正面回答，以揭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这三大板块在米切姆(Carl Mitcham)的《技术哲学)》一文中[Durbin 1984，pp.282-363]也做过详细的阐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冷战后期，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时期技术哲学的发展。冷战后期，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技术哲学研究格局发生了转变，苏东技术哲学研究板块解体，伊德(Don Ihde)也对此做过论述①。[Ihde 1995]
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历来存在着工程传统和人文主义传统这两种主要研究传统，米切姆曾就这两种学术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重要研究成果做过详细论述[Mitcham 1994]。按照米切姆所述，前一个传统的研究者大多是从事技术和工程研究的工程师和实业家，他们所采取的主要视角是从技术看社会；而后一个传统的研究者则大多拥有浓厚的人文背景，他们将技术作为社会的维度之一，并将之纳入更为广泛的框架内考察。这两种传统在技术哲学“规范化时期”形成了对峙，而且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了冷战后期。
总的说来，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技术哲学研究形成了三大板块和不同的亚学术传统。这种多元化且互不相容的研究格局，使得技术哲学缺乏共同的学科基础，看上去并不像一门独立学科，对此，技术哲学家们有清醒的认识。1995年，皮特(Joseph C. Pitt)在将技术哲学研究和科学哲学研究进行比较后指出，技术哲学没有科学哲学那种公认的起点和标准，“我们对于技术哲学有哪些必读文献，有哪些基本宗旨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文献库，我们就不好说我们获得了一个合法的研究领域”[Pitt 1995]。伊德甚至还指出，作为一门学科，“技术哲学仍然还没有到来……技术哲学至今没有产生可认可的和持久的内在论题”[Ihde 2004，p.124]。由此可以认为，技术哲学的学科化进程所导致的是一个学术联合体而非拥有共同主导范式的学术共同体，相关的研究也呈现出繁荣与危机共存的景象。
冷战的结束，创新经济学及全球化的出现，以及构建知识社会的理念在全球范围的确立，前所未有地凸现了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为技术哲学家重构研究传统提供了新的起点和动机。这表现在，一方面，冷战结束淡化了技术哲学学科化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不利影响，给技术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技术的新发展给技术哲学家们不断提出了新的重要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技术哲学家们开始尝试构建新的学术纲领，多种尝试性的探索也随之出现。
二 技术哲学研究传统的重构
冷战后期以来，技术哲学家们逐步摆脱已有的“三大研究板块”和工程与人文传统的限制，开始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以及新的研究纲领。这种探索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技术哲学
社会技术哲学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它试图使用社会技术哲学的视角来走出技术哲学亚学术传统相互分立的局面，从而开启技术哲学研究的一种新思路。诸多学者沿着这种思路展开了积极的探索②，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者有平齐(Trevor J. Pinch)、比克(Wiebe E. Bijker)等人。他们在1982年欧洲科学技术研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倡导用建构主义的方法研究技术，这一重要会议的研究成果后于1985年被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和瓦克曼(Judy Wajcman)收录在《技术的社会形成》[MacKenzie & Wajcman 1999]这部论文集中。1987年，平齐和比克等合编了《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Pinch & Bijker 1987]。后来这些学者们采用SST(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来指称他们的研究纲领。在SST这一研究纲领之下进行技术研究的学者还有休斯(Thomas P. Hughes)、卡隆(Michel Callon)、拉图尔(B. Latour)等人。
SST是在反对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理论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技术社会建构论”(平齐和比杰克等)、技术系统论(休斯)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卡隆和拉图尔等)。虽然这些学者的观点和视角有所差异，但是他们认为应该从“技术-社会”的“无缝之网”中考察技术，从赋予技术以意义的特定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他们认为，技术的发生并非是技术内在逻辑过程的结果，而是由利益相关的社会群体或行动者通过相互争论和协商来解决技术问题或技术争端，从而得到最佳的技术方案、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温纳(L. Winner)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打开黑箱发现空无一物：社会建构论与技术哲学》一文中，对技术建构论作出了猛烈抨击[Winner 1993]。总体上讲，社会建构论的探索更多地集中在微观和经验领域，但它最终偏离了哲学的方向而走向了技术社会学，因此，它能否作为新的技术哲学的替代理论完成研究纲领的重构进程仍然是一个问题。
2.技术批判理论
冷战结束以来，人们不再只是极端地和抽象地批判技术，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客观和审慎的态度来对待技术。持这种态度的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芬伯格(Andrew Feenberg)。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人物，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芬伯格抛弃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极端的技术批判的做法，通过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完成了他的技术批判理论的理论框架。
芬伯格考察了当今技术哲学理论，并对这些理论做了划分，国内也有学者将这种分类以表格形式列出[郭贵春等2006年，页193]。(见表1)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对这些理论做进一步的介绍了。
他着重批判了技术工具论(instrumental theory)和技术实体论(substantive theory)，并试图将它们统一在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之中。在他看来，技术既非技术工具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单纯的工具，也不是技术实体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力量，而是某种非中性的社会力量。他认为，技术的本质是复杂的，这涉及到他所谓的“初级工具化”(primary instrumentalization)和“次级工具化”(secondary instrumentalization)这两个层面的内容。技术的完整定义应该包括这两个方面。这样，他就把社会建构论和技术批判理论联系起来了，形成了一种社会-技术哲学理论，并提出了他的技术政治观点。他认为人类要避免技术的负面效应，就必须事前将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作为内在因素考虑，并将它们融合到技术的设计中。
也有学者把他归入所谓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之中。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仍然没有摆脱技术工具论的束缚。此外，他过分强调技术选择的政治力量，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诸如经济、制度和文化等的做法是不充分的。
3.技术哲学工程传统和人文传统的整合
技术哲学的工程传统与人文传统之间的对立由来已久，如何将这两种亚学术传统整合在一起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在做出这种整合努力的诸多学者中，米切姆以人文主义来整合的做法影响较大。
1978年，米切姆在“技术类型”一文中表述了他的技术观[Mitcham 1978，p.234]。在著名的《通过技术思考》(1994)一书中，他对技术哲学研究进行了回顾，详细探讨了技术哲学的两大传统——工程学传统和人文主义传统，并对两者做了比较。他认为，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集中于“技术”这个概念，因此，他提出了一个独立的“技术”哲学框架，即从四个层面来理解技术：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为活动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的技术，并给出了相关的技术图式[Mitcham1994，p.160]。
这份图式与他于1978年所描述的技术结构图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在这份示意图去掉原来介于技术活动与技术客体之间的社会/自然界面，而不再将技术客体简单地划入自然。
1995年，米切姆在其“关于走向元技术哲学的评论”一文中指出，技术可分为前现代技术、现代技术和“元技术”(meta-technology)三种类型，技术发展在今天正在进入“元技术”时代，这是一个技术、科学、经济、政治等文化形式相互作用并重新发生组合的时代，而且技术不仅参与了、而且引导了这个新时代或者说新世界的形成。譬如，互联网技术就参与塑造了一个新世界——虚拟现实的世界。他认为，“如果这种划分是对的，那么技术哲学就很可能正处于被替代的过程之中——不是被一种元技术哲学替代，而是被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哲学所取代，这种哲学融入了对后现代技术-生活世界(the postmodern techno-lifeworld)的元技术条件的反思”[Mitcham 1995]。因此，米切姆选择走以人文传统为基础来整合工程传统的道路。除了米切姆之外，伊德也有用类似的方法来整合这两种传统的倾向，他还反对将技术哲学分为工程和人文两种传统。此外，作为工程传统代表人物拉普(Friedrich Rapp)也于近些年开始吸纳人文主义的养分。
4.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应该说，在对技术哲学进行重构的诸多努力当中，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是近年来引人瞩目的一种尝试。1998年，荷兰技术哲学家克罗斯(Peter Kroes)与梅耶斯(Anthonie Meijers)在荷兰代尔夫特大学举办的春季研讨班上提出了“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经验转向’”的研究纲领，之后又对此论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Kroes & Meijers 2000]。与此同时，荷兰技术哲学家的阿赫特胡斯(Hans Achterhuis)主编的《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Achterhuis 2001]一书也明确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当今技术哲学的研究正在发生着所谓的“经验转向”。国内已有学者介绍了有关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其中，陈凡等人发表多篇文章[陈凡等2004；朱春燕2005；郭冲辰等2002]对此集中进行了阐发。
虽然学者们就什么是“经验转向”的问题存在着分歧，但是大致上认为是指技术哲学从已有的研究状况转向通过以经验描述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具有规范性内容的技术哲学。这一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人工物”及其“二元本性”，人工物具有双重本性，其一是它具有客观物理结构，另一是它蕴含着人的意向性，体现着人的意图和目的，而一般的客体不具有这种意向性或功能。经验转向以人工物的二元本性为基础展开调查，试图弄清技术本身的问题，进而为进一步的哲学分析提供充分的和可信赖的经验描述。
然而，这种经验转向有可能引导技术哲学蜕变为一种经验学科，以经验方法为旨归的技术哲学就不再是哲学了。此外，仅仅从技术人工物出发，而不将重点放在技术实践和技术活动上的做法，不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这种静态的研究人工物的做法是不完整的。
5.技术“范式”或“范型”
受库恩“范式”概念的影响，许多学者试图对技术也进行某种范式的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约翰斯顿(R. D. Johnston)、加廷(Garry Gutting)、康斯坦特(Edward W. Constant)、格兰伯格和斯坦凯威兹(A. Granberg & R. Stankiewicz)、道西(Giovanni Dosi)等。图恩泽曼(N. von Tunzelmann)等人撰写了“技术范式：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Tunzelmann etc. 2008]。限于篇幅，这里仅介绍三位影响较大的学者的观点。
约翰斯顿对技术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通过“对现代技术的详尽考察揭示出，许多生产人工物的活动代表新的或提高的能力可以被认为是范式界域，而且，在技术中，许多普遍被认为是划时代事件的技术创新都具有范式转换的特征”[Johnston 1972，p.123]。并于1972年提出了技术范式(Technological Paradigm)的概念，“一个技术范式是指在一个具体的技术领域内，普遍被技术实践者接受的一套指导原则”[Johnston 1972，p.122]。随后，又详细分析了被建立起来的范式如何产生作用，并区分了技术范式转换的三种类型。
康斯坦特通过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案例来阐发他的技术范式的观点。在案例中，他提出了技术变化的普遍模式，并认为技术范式是指“某种被接受的技术操作模式，是常用的完成技术任务的工具。”并指出“一个技术范式不仅仅是一种装置或工艺，而像科学范式一样，是基本原理、实践、程序、方法工具以及理解一类技术的一种具体的共有方法，是一种认知”[ConstantⅡ 1973，pp.553-554]。1980年，他出版了《涡轮喷气发动机革命得起源》一书[Constant Ⅱ 1980]。
道西将技术范式引入技术变化和创新经济学领域，提出了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的模型。他认为技术范式是指“依据从自然科学中得来的某些原理和物质技术作为解决某些技术问题的‘模型’或‘模式’[Dosi 1982，p.152]。而技术轨道是指：在技术范式的基础上进行“常规”解题活动(即“进步”)的模式。在他看来，连续性变化通常沿着由某一技术范式所确定的技术轨道前进；而不连续性即技术创新和进步则与新的技术“轨道”的出现有关。道西还指出，技术变化和创新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技术变化由诸多内部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观点对技术决定论构成了一种否定和反驳。道西的这篇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ISI引证次数超过了670次。
技术范型(paraprax，本文译为“技术范型”，以示与“范式”概念之不同)概念是由瑞典技术哲学家诺丁(Ingemar Nordin)提出的[Nordin 1989a，1989b，1991]。在就当代社会-文化条件下的技术应用、技术合理性以及技术与自由之关系等问题进行库恩式的思考时，诺丁指出，依照技术目的以及技术应用规范的内外之分，技术应用有以下四类模式：传统模式、技术自主模式、社会决定模式以及技术范型(如表二所示)。
第四种模式可称为技术范型。诺丁认为，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各种具有广泛应用的技术均存在着技术应用的“范型”，技术范型起作用的区域是内在的技术目的和外在的技术规范所表示的象限。技术范型通过其核心技术规定着技术问题及解决的形式，并告诉在此范型下工作的技术家技术解决的优劣，而技术家则在一定的范型内不断扩大核心技术的应用范围。现代技术的应用就是以技术“范型”的模式实现的。他还指出，范型由核心技术、辅助技术乃至实际知识和技术思想构成。
三 技术哲学的反思
在概述当代技术哲学家们重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各种努力之后，本文亦将尝试探讨与技术哲学纲领重建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并给出本文的重建方案。
1.技术哲学是关于(技术+X)的哲学
技术哲学研究什么？这是技术哲学的学科基础问题之一。米切姆相信技术哲学正在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哲学所取代，并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应该包括对后现代技术-生活世界的元技术条件的反思，这种研究内容的扩展意味着技术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扩展。由于技术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技术与科学以及其他人类事业一道织就了人类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哲学以及技术史的研究对象除包括技术之外，还理应包括影响着技术并深受其影响的一切相关事物。在这种意义上，本文认为，技术哲学，如同米切姆所提倡的那样，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而不只是关于技术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技术仍然是这种哲学所思考的中心要素，但却不再只是它所思考的惟一要素。
以下图式或许会帮助我们理解技术哲学正在发生的变化及未来的学术走向：③
技术哲学(P-of-T)≠关于技术的哲学(P of T)；
P-of-T=关于由技术(T)以及其他相关事物(X)而组成的整体的哲学[P of(T+X)]；其中，X=其他技术(T′)，科学(S)，工业(I)，经济(E)，军事(M)，宗教(R)，文化(C)，或其他事物，或技术作为一种要素参与并引导其形成和发展的世界(W)。
P-of-T=P of(T+X)在以更清晰的方式提供了未来技术哲学的走向的同时，也为我们思考历史及今天所面临的技术哲学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它不是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而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不是在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框架里而是在与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历史情境结构中考虑技术哲学的问题。
譬如，T与T′的共存，不但显示着技术类别之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体现着技术多元化发展的可能，体现着技术发展的路径。
当X=S，I，E，M，R，or C时，技术哲学需要探讨技术与科学、工业、经济、军事、宗教或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互动结构；而当X=W时，技术哲学无疑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米切姆所提到的对后现代技术生活世界的元技术条件的思考当在此列。
在此，本文并不想指责以前的技术哲学一概没有超出单纯的P of T的范畴而完全没有兼及其他因素，相反，近20年来，有许多技术哲学家沿着各自的思考维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是，在P-of-T=P of(T+X)的思路下，过去几十年中技术哲学家们重构研究纲领的种种努力，譬如经验转向的发生，米切姆等人的思考，乃至技术范式或范型方面的探索，均变得不难理解，均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贡献于综合性的哲学思考。
P of(T+X)的思路蕴含着这样一种逻辑推理：技术哲学是哲学，哲学是探讨人的问题的，因此，技术哲学也是探讨人的问题的——只不过这些问题是与技术相关的“人的问题”。从这种角度提出和思考技术哲学问题将是有益的。譬如，技术如何参与并引导了现代及当代社会的形成？知识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技术在人类社会中如何运作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技术如何发展、变化和应用？技术以及技术创新活动有着怎样的本质和运作机制？还有，人类如何摆脱技术桎梏而追求技术自由，如何评价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如何进行技术选择？这些问题中的有些问题在以往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但并没有始终被当作“人的问题”来加以处理和解决。
2.技术活动是技术构想与技术实现的互动进程
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们往往将技术视为“做”(doing)而非“想”(thinking)，所以后来的哲学家们要用很大力气来纠正这个偏见，当技术哲学开始被当作是一门独立学科来加以构建时，技术哲学家们要么从“做”的角度、要么从“想”的角度来理解技术，因此技术哲学的工程传统与人文传统之间的分野至今不能很好地融会。然而，技术(technology)并不只是“术”，更不只是人工物；技术是人的创造，是人性的展现，是一种参与形成并导致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重要的甚至是引导性的因素。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技术，如同科学、艺术以及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是人类生存、创造和展现的一种方式和过程。没有哪一种人类活动不同时需要人类凭其全部禀赋——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情感、意志和理智——来进行、来完成。所以本文不能认同经验转向建基于“人工物”概念展开经验研究的做法，不能认同卡普等人的技术延伸说(技术是人的能力的补充和延伸)，甚至也不能认同前述的米切姆技术结构图式。在此图式中，米切姆没有为人类情感、为人类需要留下位置，也没有为技术家之外的其他人、为他们的“想”留下清晰的位置。
相应于米切姆的图式，本文拟采用更简单的图式来对技术活动进行示意说明：
技术构想技术实现(技术研发技术应用)
技术活动是由技术构想和技术实现这两者之间历史互动进程来实现的，而且这一互动进程是在相对开放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进行的，并非只有技术家参与了这个互动进程，技术家之外的其他人，如公众、官员、科学家和思想家，均可能作为其他类型的技术主体深深地介入这一进程。众所周知，技术应用具有社会性，而在本文看来，即使是技术构想，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在进行技术构想时，必须考虑构想得实现的社会—文化情景、条件或配置，甚至会要求进行相应的社会制度变革。一句话，技术构想被不断认同的过程与它得以实现的过程是同一的。
技术构想是技术家以及其他类型的技术主体参与技术活动以及由之而产生的种种社会活动的理念结构。技术构想是面向未来的，它不但蕴含着技术家对于未来技术发展的基本预见，也蕴含着技术家以及其他类型的技术主体对于技术以及由之而产生的世界的意向、愿望和理性设计；技术构想是对由技术形成、发展和应用，对由之而产生的或因之而需要的社会-文化情景及未来状态的预期和蓝图。技术实现是技术构想在变化中得以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是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的过程。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研发和应用并不是两个分立的过程，而是一个保持密切互动的进程。而且，研发与应用的进程始终受到了技术构想的牵引作用，并对技术构想构成了修正。
即使是对于技术家而言，技术构想也并不仅仅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活动，它也蕴含着技术家对技术产品(人工物或流程)应用前景(个人预期或市场预期)的预期。有思想的技术家还会想到更多的与技术相关的社会-文化情景或配置，其技术构想往往蕴含着相关的社会构想。在西方童话里，一个拎着一篮子鸡蛋赶集的农妇也会预想通过养鸡下蛋而发家致富。而对于培根(Francis Bacon)这样的思想家而言，其技术构想则表现为《新大西岛》中那个崇尚科学、技术知识并期望通过发展知识而带动社会进步的王国[Bacon 1990]。培根的蓝图是西方近代对于知识社会最早的乌托邦构想，而且是一种技术乌托邦构想。而对于摩尔(G. E. Moore)这样的技术家兼企业家来说，其技术构想也同样具有乌托邦性质，他基于达默(G. W. A. Dummer)关于集成电路的构想(1952年)、基尔比(Jack S. Kilby)和诺伊斯(Robert N. Noyce)的研制及最初的应用过程(1958年)，提出了所谓的“摩尔定律”(1965年)，预构了集成电路的集成速度和规模，同时预构了集成电路及微电子行业发展蓝图及相关的社会-文化情景或配置[Moore 1965，1975]。后来，诺伊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微处理器及“将计算机装在一块芯片上”的构想，于1968年与摩尔等人合作建立了Intel公司。1968年，特德·霍夫加入Intel公司后，进一步完善了诺伊斯和摩尔的构想，并主持实施了微处理器及个人电脑的研发和应用工作，将他们共同勾画的Intel蓝图化为现实。
技术构想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性劳作，而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与技术实现过程在时间上存在着广大的交集。也就是说，技术构想是通过技术实现而修正的、发展的。培根的技术乌托邦在随后的300年中终而演化为今天的知识社会蓝图；而摩尔构想也是经过诺伊斯、摩尔以及特德·霍夫等人的努力而获得完善，并通过Intel公司的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而实现的。Intel公司从4004型微处理器到286、386、486乃至奔腾系列微处理器的开发进程伴随着一系列的纵向和横向的应用进程；相关的应用进程也反过来促进或引导着研发的进程。
技术构想和技术实现的过程和结果均可能是多元主体不断参与的过程和结果，因此，在分析技术活动的各个具体环节时，都必须考虑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与境的关系，必须考虑各种技术主体的介入以及技术的社会后果。事实上，“将计算机装在一块芯片上”的构想就意味着电脑将进入个人生活世界，意味着人类生活与工作方式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技术强加给整个世界的结果——如技术自主论者所主张的那样，不如说是社会认同与选择的结果。譬如在西方，水力磨发明于古罗马帝国晚期，但它的应用却是基督教文明兴起300年后，这项技术的应用与否取决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而非取决于技术本身。
3.技术范式或范型是否存在？
技术有没有范式？如果有，技术范式与科学范式之别何在？库恩的科学范式概念主要是针对科学共同体而言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一组信念予以认同的进程就是制度化的过程，有了认同，才有聚集，才有人类群体，才有共同体。按照库恩的理解，科学范式包括科学共同体共同认同和遵奉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理论系统、范例以及行为标准和道德准则等要素的集合体。正是在对这一组基本信念的认同并据之实践的进程中，科学发生了制度化，科学共同体也随之形成。在技术领域，如果说存在着一个与库恩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相类似的技术共同体的话，那么这个共同体不外是通常被人们称为“技术研发体”的群体。技术研发体是由技术专家、工程师以及与技术相关的人员组成的，作为技术研发活动的执行者，技术研发体内部成员所追求的内在目标、所遵循的内部规范是较为一致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道西的技术轨道理论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技术范式概念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毋庸否认，这些理论或概念对于迫切需要解释的当代技术创新实践尤其是技术创新的机制和路径给出了较为适当的解释。然而，道西在探讨技术轨道的转轨问题时认为，技术外部的社会-文化因素与内部因素一道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时，他已不再只是立足“技术研发体”来看问题了；而且，他也不能利用技术范式概念对技术转轨的机制问题给出合理解释，正如库恩不能利用科学范式概念对科学革命的机制问题给出合理解释一样。技术轨道的中断和转轨一定意味着大型技术范式的中断和革命吗？
随着当代科学实践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影响面日益扩大，认为人类科学活动有一个惟一主体即科学共同体的观点已显得太过简单，是以学者们提出了“泛科学共同体”的概念。无论如何，今天的科学家只是科学主体的一部分，除科学家以外，科学活动的主体还包括科技投资者、管理者、决策者、社会公众乃至执行国家意志的政府。同样的主体边界扩展现象在技术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相对于科学活动而言，技术活动具有更高的开放性，技术构想、技术研发、技术应用均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因此，如果不将技术活动单纯地理解为封闭系统内的研发活动，如果采用P of(T+X)的视角来看待技术，那么，在技术活动的全部疆域里，并不存在遵守共同规范、拥有共同价值追求和精神生活方式的大写的技术共同体。其主要理由在于：
其一，技术实现的过程就是技术构想被认同、被现实化的过程，但技术认同并不是排他性的。如果我们以求知与致用来区分科学与技术，那么，针对一个求知问题的科学探索只有一个答案，而致力于解决一个致用问题的技术创造同时可能提供多个有效答案。科学共同体往往只认同一个科学答案，而不同的技术答案均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也并不完全取决技术本身，还取决于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由此可知，技术认同必定是条件依赖的、多元的或非惟一的。
其二，技术门类、亚类彼此之间的差异，较之于科学学科、亚学科彼此之间的差异，显得更为显著。尽管未见得十分成功，科学家和哲学家可以尝试用还原论的思路来理解不同科学学科之间的关系；而在不同门类的技术之间，不存在统一的还原论解释。此外，技术，尤其是当代技术，虽然建基于科学，但却不可能完全还原为科学。由于不同技术门类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与科学理论(如牛顿定律、相对论、量子力学)相对应的技术理论。
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承认相对于技术研发体而言的技术范式概念在解释某些技术现象时的作用，另一方面还需要承认，直接照搬科学范式的概念是不足解释历史和今天的异彩纷呈的技术实践的，因为技术活动主体的构成是复杂的，通常所谓的技术研发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技术研发体之外的技术主体也可能参与和介入技术活动，并且他们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可以认为，技术家与其他类型的主体共同组成了技术活动的主体，在此，我们不妨将其称为“技术联合体”。技术联合体的组成是多元的，各类行动者的行动目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可能未尽一致，对技术的理解也可能未尽一致，但是，在利益博弈的背后，或者说，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他们必须合作，共同推动、实现技术发展或技术创新，并凭之实现各自追求的目标或利益。由此，本文认为，技术活动从总体上讲并不是无规则可依的，或者说，技术活动是有模式的。
在放大视野、考虑多元技术主体同时参与和介入技术活动的前提下，诺丁的技术范型概念的启发力就得以显现。诺丁的范型概念是指技术应用而言的，他在由技术的内在目的和社会规范所组成的第四象限中定义技术范型，这表明他已将技术家群体之外其他主体的行动结果纳入他所考虑的范围，尽管他并没有直接考虑技术家以外的其他技术主体。此外，他还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技术的多元性以及技术自由的问题。
较之于技术范式概念而言，技术范型更适合于描述技术活动的一般规则或模式，因为它更切中技术主体的联合体性质。本文认为，技术活动存在着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型：近代以降，多元技术主体介入技术活动，介入了技术构想与技术实现的各个环节，在此进程之中，形成了由多元主体共同制衡的现代技术发展模式以及现代技术背后复杂的主体互动规则(寻求均衡和共同发展的规则)，即本文所说的技术范型。如同库恩范式一样，技术范型是有结构的，位于其核心位置的是一组核心理念，而环绕着核心理念的则是众多的辅助假定以及范例。所有这些假定均是随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而变化、发展的，而新的假定的引入、旧的不合时代要求的假定的修正或替换，则为技术范型的发展与变化提供了路径和机制。这一方法论原则与人类思想和文化通过互动来发展的原则是一致的。
就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技术范型而言，其核心理念蕴含着现代人对人性的假定、对技术在现代世界中位置的假定乃至对知识以及知识社会的假定等；其辅助假定则包括市场竞争与合作的规则、技术研发自主性假定、国家对技术发展进行调适和控制的假定、公众参与技术选择的假定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则是其重要范例。
技术范型不但见诸于技术观、社会观、世界观以及方法论的层面上，也见诸技术构想(如培根式的技术乌托邦，摩尔构想)和技术实现(如Intel公司从4004微处理器到高端奔腾个人电脑的研发-应用进程)的各个环节。相对于前述基本范型而言，技术研发范型、技术应用范型属子范型的范畴，它们受基本范型的约束，但它们在结构上与基本技术范型是同构的，它们同样由一组核心理念或技术与相应的众多辅助理念或技术构成。
技术范型还见诸于技术的各个门类之中，这些子范型也同样受基本范型的约束。我们不能认同诺丁所主张的那样，把当代社会条件下的技术笼统地划分为核心技术与辅助技术，而认为技术可按其功能(或满足不同性质的需要)来进行划分，如分为生物与医药技术、能源技术、信息技术、交通运输技术、建筑技术以及计算技术等等；各个门类技术均存在着特定的技术范型，对于每一技术门类而言，技术范型由核心技术和一组辅助技术构成，不同门类的技术范型在结构上是同构的，其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核心技术之间的区别，核心技术规定着技术应用的类型和方向，而辅助技术的不断引入和更新则扩展了技术应用的范围。
基本技术范型的本质性转换在于技术发展的基本模式以及相关社会理念的转换，以此看来，在大尺度的历史上，只有由16、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所引导的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导致了技术范型的根本转换。在此转换中，前现代的、手工作坊式的技术制度和发展模式为现代技术制度所替换。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完善、工业生产和应用的过程充分说明了这种根本性的范型转变及其划时代的意义，其中技术家、科学家、工业家、银行家从不同方向逐渐走近蒸汽机事业并推动它发展的过程，现代技术的基本范型由之而生，而世界的历史进程亦因之改变。
技术范型中核心假定(或技术)的替换与更新，重要的辅助假定(或技术)的引入，均可能导致人们将相关的技术变化称之为技术革命，如内燃机对蒸汽机的替代，互联网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联用。但是，迄今为止，由培根技术乌托邦、瓦特蒸汽机等事例所显现的基本技术范型并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流逝，后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技术革命并没有宣告它的终结，知识社会的理念反而因这些技术革命而获得了更普遍的认同。
【注释】
①杜尔宾，伊德等人均没有论及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状况。1989年，在杜尔宾编辑的《技术哲学》一书中，收录了“技术哲学在中国”一文。
②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亦有学者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来思考技术哲学的。如田鹏颖和陈凡合著的《社会技术哲学引论——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以及陈凡和张明国合著的《解析技术：技术—社会—文化的互动》等，都是此方面的研究成果。
③在这里，本文借鉴了英国科学史学会主席布鲁克在探讨“科学史有没有未来”这个问题时所采取的思路。他在文中指出：科学史(HS)≠H of S；HS=H of(S+X)，X=宗教、政治、文化或其他事物(Brook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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