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司马懿与曹魏政权的斗争，是封建时代两种不同政治势力的权力更迭过程。而从传统忠义观念的角度看，司马懿以臣犯君，更是有悖忠义的大逆不道之举。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走向轨迹的角度看，却不能不使人惊异地发现，司马懿取代曹魏却能与历史发展的潮流吻合，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的转折关头，司马懿推翻曹魏政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而这其中的决定要素，就是司马氏政权与曹魏政权各自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属性差异所形成的历史价值区分。
造成汉魏之际中国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转折的重要历史杠杆是门阀士族的崛起，由于门阀士族的崛起，导致士族文人群体无论从经济地位到政治地位，从人格独立到文学艺术独立，都完全颠覆了此前的帝王文化控驭基础，拉开了中国文化自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士人文化的高潮（参见拙文《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求索》2017年第三期特稿）。如果把盛唐文化视为中国文化的灿烂果实的话，那么培育这棵灿烂果实的正是门阀士族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活跃表现。而司马氏家族不仅本身就是世家大族，而且因为它成为新的皇权代表，客观上为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崛起亮起了绿灯，提供了保证。
东汉末年曹操、袁绍两人行政之方法不同，操刑网峻密，绍宽纵大族，观陈琳代绍罪操之檄文及操平邺后之令可知也。司马氏本为儒家大族，与袁绍正同，故其夺取曹魏政权以后，其施政之道号称平恕，其实是宽纵大族，一反曹氏之所为，此则与蜀汉之治有异，而与孙吴之政情相合者也。（《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载《金明馆丛稿初编》）
陈寅恪先生此语可谓道出其中肯綮。理解明白这一道理，不但能理解司马懿从开始就鄙薄曹操之为人，中间羞与曹洪为伍，到最终将曹爽赶尽杀绝，对曹魏取而代之的逻辑理由所在，更能有理由相信，以士族文人为主体的魏晋名士风流能在中国文化舞台上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力，这第一块奠基石实际上是司马懿埋下的。
（全文完）
（本文节选自《文史知识》2020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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