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熙，钟陵人（今江西进贤西北）。虽出身江南名门，而时人以“江南布衣”相称。一生未进皇家画院，耳目所习皆为江湖田野，山果渊鱼，所画题材，多为花竹林木、菜蔬药苗、蒲藻虾鱼。他画翎毛，多为凫雁鹭鸶等野禽，骨贵清秀，后世称之为“野逸派宗师”。
然而仅凭画史的记载，以画家的在野身份来确认徐熙的画旨，过于强调其“野逸”的一面，对徐熙画风的研究不免失之于狭隘。其实，徐熙的祖父徐温为南唐列祖李昪的义父，李昪篡位后，徐氏家族与南唐主李昪仍保有特殊关系，每以“布衣”身份出入内廷，尤为异数。可见，名门出身对徐熙清雅淡泊的性情仍有潜在的影响；而后高贵的社会地位乃自然成全了足可与黄筌相媲美相并列的画史地位。因此，“徐黄体异”论的根本，是从审美与风格的角度出之。
从传为徐熙的真迹《雪竹图》来看，画家描绘竹叶与竹节之间复杂的结构关系时，线条极其周密谨严，落墨的形式则脱离物象的固有色，超越形体繁琐的表像，仅以纯净的水墨一色，求助于水墨晕染的微妙性能，刻画枯树竹石丰富的肌理与质感，然后将竹石置于匀整纯净的墨色背景，使画境既呈古旷悠远之意，又蕴籍勃勃生机。整幅画局从造型到技法，毫无潦草荒率之迹，所谓“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只是他个性的自况，而他自称“落笔之际，未尝以傅色晕淡细碎为工”，(徐熙自撰《翠微堂记（书已佚）》)却是足以重视的个中消息：实质上，正是摆脱“细碎为工”的思路，对唐以来花鸟画细笔填色表现程式予以突破，玉成自己的画路。
《雪竹图》绢本水墨 纵151.1厘米横99.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如果说前幅作品是徐熙“落墨”风格的写照，那么，旧传徐熙所画的《豆荚蜻蜓图》，就常被看作是其野逸题材的代表。画中蜻蜓造型丰满，背部与腹部的结构经墨色分染后，产生毛绒绒的视觉效果。这对翅膀的渲染，虚实得体，白粉复勒主翅脉，用笔极其熨贴，轻盈灵透的双翅与墨染的身体虚实相生，妙不可言。在“勾勒法”、“勾填法”的基础上，画家又直接以点染和撞粉法，传神描绘出豆花的娇嫩与豆角的饱满。这幅画不过咫尺大小，表现技法却极尽丰富多变。所以，简单地看待徐熙的“野逸”风格不免失之偏颇。而从现存徐熙的《玉堂富贵图》来看，就是其重彩风格最佳印证。
《豆荚蜻蜓图》绢本设色 纵27厘米横2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这幅作品属“铺殿花”风格，于宋代缂丝作品中，亦常得见。“铺殿花”，乃南唐后主李煜宫中挂饰所用，内容多为丛花叠石，禽鸟蜂蝶，色彩浓艳，画法工细，“位置端庄，骈罗整肃”，（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取自然之生机，又极具富丽华贵的装饰感，类似现代屏风与壁画。
图中所绘锦鸡，蹲踞湖石之下，神采奕奕。锦鸡通体敷染高贵的朱砂色，凝重华美。几支低垂的牡丹花圆满丰硕，花瓣繁复，设色典雅，以白为主，少量曙红色提染花瓣基部。玉兰与海棠花交相掩映，错落有致，色彩亦以白色为主。整幅作品石青打底，不遗空白，朱砂石绿等大量石色的运用，不落庸陋的匠气，而为造型繁杂设色浓艳的篇幅，铺垫了辉煌而雍容的底色氛围。
《玉堂富贵图》绢本设色纵112.5厘米横38.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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