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自【陕西刘自椟书法艺术研究工作室】，图自【2015年以来拍卖成交作品14副】
涉世无如本色，立身何用浮名，是刘自椟先生自撰联句，也是内心气节的写照。刘自椟先生出身于三原的一位名医世家，早岁即以临习颜楷为日课。稍长，即师事著名书法家贺伯箴先生（贺伯箴的父亲贺复斋，是关中理学大师，与清末任陕甘学政的吴大澂友善），贺先生精于篆刻，擅长篆隶二体。
在贺伯箴的指导和熏染下，刘先生开始临习和钻研《峄山碑》，悟得篆书用笔圆转挺拔的特点。不久，在其师处见到邓石如篆书《弟子职》拓本，爱不释手，便将其字双钩填墨，用作范本，潜心摹习，寒暑不辍，达七、八年之久。
为了丰富篆书知识，他曾在临邓之余，手抄《说文解字》数遍，又广泛搜求历代名碑拓片和名家手迹，上自甲骨钟鼎、汉碑篆额，下迄吴大澂、吴昌硕，凡能见到的，不管残拓破纸，他都倾囊以致，因而每使生活陷于困境，却恬然处之。他又将书风相近的进行归类，比较研究，辨其异同，从中吸取精蕴。
抗日战争爆发前，先生辗转于武汉，偶见友人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安桂坡藏本《石鼓文》，这是郭沫若自日本得到的影印本。刘先生被石鼓文那种“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彩”的书法所吸引，只匆匆浏览一遍，已在他脑际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当时战乱和出版业萧条，过了多年，刘老才重见到这种本子。《石鼓文》对他的影响十分巨大，这在刘老成熟期的篆书作品中一望而知。另外对刘老书体形成影响颇深的是章法疏朗，结体紧凑而奇姿横生的《虢季子白盘铭文》，由此拓展，他将能找到的这类金文都下苦功夫临习。日积月累，终于打下了深厚扎实的篆书功底。
1948年元月，年仅34岁的刘自椟先生，在宋联奎、张凤翙、景梅久、寇遐等几位名宿的支持和鼓励下，于西安首次举办了个人书展。“真草隶篆、钟鼎甲骨，陈列满堂，笔力苍劲秀润，气韵雄浑古雅，远溯殷周，近追唐宋。”一日之间，作品订售一空。金石书画名家陈尧廷、赵望云、陈之中等都前往参观料理。陈尧廷在报上撰文，称赞刘自椟先生：“诸体皆备，尽善尽美。”认为：“造诣至深，实为难能。”并作《渔歌子》词褒扬道：“呵冻挥毫玉版笺，银钩铁画绕云烟。摹禹迹，拟秦权，纸贵洛阳价几千。书法君堪独自豪，云烟落纸似波涛，锋不露，趣清高。八法师传得薰陶。”可见当年书展影响之大，评价之高了。
全国解放后，刘老转入西安仪器工业专科学校（即西安工业学院前身），从事语言文学教学工作。1957年，他的《漫谈书法与篆刻》在当时的《西安日报》连载后，被上海“金石篆刻研究会”破例接收为名誉会员。
1959年，中日第一回书法联展，刘老两幅书作参展，其中一件临石鼓文中堂，受到日本同道“百看不厌”的高度评价和赞赏（见日本1959年的《书品》杂志专刊）。1984年在安阳举行的殷墟甲骨文笔会上，日本著名书法家渡边寒鸥先生赠诗刘老云：“二十年前识大名，今春幸得逅古京。人书再会人书健，不老毫端凛凛鸣。”就是指的这件事情。
粉碎四人帮后，刘自椟先生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曾应邀为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评委，继而出席中国书法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理事，接着筹备成立陕西分会。书协陕西分会成立后，刘老被推举为常务副主席，二届全国书代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其间又被聘为全国第二、三届书法篆刻展评委和其他全国性展览的评委。
晚清吴昌硕曾说过：“近时作篆莫邵亭（友芝）用刚笔，吴让老（熙载）用柔笔，杨濠叟（沂孙）用渴笔，欲求三家外别树一帜难矣。”但吴昌硕本人就能在刚、柔、渴笔之外，以《石鼓》为根基，参以钟鼎铭文而成为一代篆书大家。刘自椟先生则刚、柔、渴笔兼施，以《石鼓》为基，以《虢季子白盘》为体，以金文为用，吸取小篆优点，融会贯通，成为当今别开生面的篆书大家。刘自椟的篆书十分重视用笔，“他不是一味追求坚硬或柔美，而是发挥篆书笔法中的圆劲的特点，笔笔富有弹性。
他又能深刻领会《虢季子白盘》和其它金文结体疏密变化的特点，所以他的篆书姿态横出。在用墨上也有独到之处，他通过墨色的干湿，恰到好处地运用飞白，使得笔酣墨活，神采苍劲。”（沈鹏、谷谿《刘自椟书法选·序》）
刘自椟先生不仅精于篆书，而且在楷、隶、行、草书方面皆有颇深造诣。先生楷书从颜鲁公入手，后又泛览北碑，显得苍古灵动，气足神完。从1987年12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刘自椟书法选》中收入的一帧楷书作品，可见一斑。
隶书则从《史晨碑》入手，并倾心于汉、魏石经的研究，自藏《三体石经·尚书康诰》残石一方，早年曾名其居为“石经盦”。行笔兼用篆书圆转笔法，写得古朴雄强，气势不凡。行草则从《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开始，旁及章草，服膺近代名家王鲁生、沈寐叟，参以过庭《书谱》笔意。因此，刘老如今的行草书已看不出多少羲之痕迹，字里行间时见章草遗意。
宋代书法家苏轼曾说过：“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者，终不能尽妙。”以此观之，刘先生宽博的书法成就渊源于数十年如一日的刻苦学习，源于先生“未必日日临池，但必日日读书”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先生精于古文字、考古学、金石学的研究，又长期从事文学写作教学，见闻宏博，其自作诗词联语亦见性格，但是他自觉非其所长，不肯多作。
先生还能从今年陆续出土的秦砖、汉简、帛书、陶文中吸取营养。先生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形成自己的风格。他觉得自己一生的学书历程，实际就是不断变化的过程。
他常告诫登门求教的年轻人，不论学习哪种书体，都要找成熟时期的作品。一些青年人在过渡时期的作品中拾得一鳞半爪，便自诩为“创新”这实际是自欺欺人。先生主张能入能出，首先重入，要惟妙惟肖，得其精髓，而后才谈得上出帖。先生反对一些年轻人把自己临得不像的作品说成但求“神似”，谓为“意临”，认为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到头来不是走回头路便是一事无成。
在安阳殷墟笔会上，先生即曾认为，现代研究甲骨卓有成就而又能书者，仅罗振玉一人而已，其余大家，只能释而不能书，称不上名副其实的甲骨文书家。这番议论得到与会者的认同。先生谦虚大度，笔者曾问先生于什么书体最得心应手，先生笑答：“没有一种得心应手，都不怎样。”这种永不满足的谦谦君子的风度，实在是很多中青年书家所应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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