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年）首次举行会试、殿试，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共开科112次，取中状元114人（包括1652年、1655年满汉分榜取中的2名满洲状元），其中山东籍6名，人数虽然不多，但在全国各省中也排在第四位（前三位分别是江苏，49人；浙江，20人；安徽，9人）。在所谓“人文渊薮”的江浙地区，状元固然是“物以类聚”，苏州一城，就有十好几个。如果我们对山东状元作一番考察，也会发现他们的出处同样“无独有偶”。
一、六个状元，三个城市
清代山东的六名状元，被三个城市均分，聊城、济宁、潍县，每地二人。聊城的两人分别是顺治三年丙戌开国首科状元傅以渐，康熙六十年（1721年）辛丑科状元邓中岳；济宁的两人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科状元孙毓桂，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科状元孙如仅；潍县的两人是光绪二年（1873年）丙子恩科状元曹鸿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状元王寿彭。
应该说，产生状元的这三个城市有一些共同之处，她们自古以来就是山东经济、文化、交通等各方面都比较发达的地区，聊城和济宁是古运河上的明珠，潍县是锁钥青齐的重镇。济宁和潍县都有“小苏州”之称，是著名的工艺城市——其实清代科举，八股文、八韵诗、馆阁体书法，与刺绣、年画、嵌银家具、仿古铜器等工艺品的生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长才伟器，难以常格求，古今状元中，遗大投艰，拨乱反正之人，几乎是凤毛麟角。当然，不管怎样，这三个城市包揽山东清代状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地文化、教育的发达情况。
二、 两条胡同，四人夺魁
道光年间淄川人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卷二：“聊城傅、邓二状元，共一巷。”按时间循序，傅以渐和邓钟岳是清代山东状元中的第一和第二个。在王培荀作此书数十年后，清代也是封建社会山东最后的两名状元曹鸿勋、王寿彭，也都出于同一条胡同，即老潍县城的新巷子胡同。
王寿彭中状元时，适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有人说他得以点中状元，是因为名字有“寿齐彭祖”之意，实属偶然。王寿彭曾写一首打油诗解嘲：“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清代山东的六个状元，平均分布在三个城市，可以说是偶然；傅以渐、邓钟岳共一巷，又是偶然；至于潍县的状元曹鸿勋、王寿彭又出于同一条胡同，那就是再三偶然了。
三、 独占鳌头，多出寒门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凝固剂，虽然其陈腐、狭隘的教条，森严、繁琐的律令，使科场几乎成为残害人才的屠场。但较之历史上世卿世禄、九品中正等特权制度，还是具有一定的公平性。这种制度不断向统治阶层输送新鲜血液，对封建官僚内部的极权腐败，有一定潜消默夺的作用；同时它也使下层社会的士子不轻易放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
相对而言，金榜题名对下层社会士子的诱惑，明显大于名门显宦子弟。社会待遇巨大的落差，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下层社会士子刻苦奋进，以致在科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清代山东的这六位状元，除孙毓桂家世显赫外，其他都比较清寒。第一位状元傅以渐少年时买不起纸张，以墙壁作“起草纸”；最后一位状元王寿彭当过教馆先生；最可怜的是曹鸿勋，据说当从京城星夜骑马前来报喜的人到潍县时，他的寡母还在郊外挖野菜，赏给报子的喜钱和招待他们的酒饭，都是左邻右舍代办的。
四、 前后成双，中间空白
曾朴《孽海花》第二回写苏州几位乡绅在玄妙观茶坊谈论清朝状元，说什么“苏州状元的盛衰，与国运很有关系”，“本朝国运盛到乾隆年间，那时苏州状元，亦称极盛：张书勋同陈初哲，石琢堂同潘芝轩，都是两科蝉联；中间钱湘舲遂三元及第。自嘉庆手里，只出了吴廷琛、吴信中两个。幸亏得十六年辛未这一科，状元虽不是，那榜眼、探花、传胪都在苏州城里，也算一段佳话。自后道光年代，就只吴钟骏崧甫年伯，算为前辈争一口气，下一粒读书种子。然而国运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至于咸丰手里，我亲记得是开过五次，一发荒唐了，索性脱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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