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桐城派

清末，武有湖湘军，文有桐城派。

“桐城派”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

桐城派的形成很早，目前公认是起源于明末归有光。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到明末清初，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顺治康熙年间，随着一堆科举入仕的人兴起，如张英、张廷玉父子等，又通过科举、官场扩大了影响力。

真正的崛起时期，到了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戴名世的《南山集》对清廷的影响很大，因为里面除了文学，还记录了太多明末清初的事情，虽说是事实，但有客观实际已经对清廷形象不利，过分对于清初隐匿不仕和抗清人事的一些歌颂，即使想表达爱国情愫，但实际已经触碰了统治者神经。康熙五十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及其《南山集》，对整个桐城派崛起造成巨大打击。

方苞，是几位桐城派作家中最幸运的人。康熙三十八年，他中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考中进士，因母亲生病而归家，未出仕。康熙五十年也受到《南山集》案件的牵连，下了监狱。不过，不久就被康熙帝特赦，不止特赦而且还抬入八旗汉军，入值南书房，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到雍正、乾隆时期，虽也有起起伏伏，但终归长寿、善终。

刘大櫆，相对方苞就相当不幸了，《南山集》虽然他没有下狱，但惹来了老乡、当朝大学士张廷玉的打击。他早年有“明经致用”之志，但屡试不中，后改以“古法”，于雍正四年便文动京师。到乾隆六年，由方苞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张廷玉压制落选。乾隆十五年，张廷玉为补偿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最后乾隆三十二年，彻底淡出科举。

姚鼐，几乎没有什么实权官僚经历。他于乾隆十五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终官一生都是这种考官、编纂闲职，他自己也看透了，早早就辞官回乡教书，授学，带出一批子弟，为桐城派兴盛奠定了好的基础。

桐城派兴盛时期，自然发端于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本身师承刘大櫆和姚范，也有自己的风格。他有一众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其中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号称“姚门四杰”。这些人也是曾国藩推崇的人，随着湘军崛起，曾国藩影响力渐大，曾推崇的“桐城派”也正是喊出来。巅峰时期的桐城派，不止文学，还包括诗词，画作等等。

兴盛时期的“桐城派”，主要还是桐城籍、安徽籍为主，这些人之间的联系纽带是很复杂的，主要包括三种：师事关系，私淑关系，姻亲关系。其中，有属姻亲关系是最紧密的，截止目前有记载的情况，桐城几个大家族之间都是有姻亲关系的，就拿张廷玉家族来说：张廷玉祖母吴氏，是吴德升之女，和后来的吴汝纶是一个家族；张廷玉的母亲是姚氏，姚孙森之女；妻子姚氏，是姚孙森孙女；长媳姚氏，张若霭的妻子等；和姚范、姚鼐也是一个家族。

到曾国藩这代，已经属于“桐城派”末流，这包括了曾国藩及“曾门四大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也包括了他们的学生。到了末流，已经面临很多环境的变化，中国逐渐沦落，西方实用科学在冲击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力，并且通过不断的洋人入侵等，活生生的教育了这些强调文章“古法”的大儒。这时候末流内部逐渐有了分歧，曾国藩已经开始结合“经世致用”而很多人还在墨守陈规，这时候他们之间逐渐互相瞧不上，开始了对立。

再到“五四运动”时期，已经严重和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对立，桐城古典文学，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综上，整个“桐城派”文学贯穿了清代，从明末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时候对清代文学的影响几乎占据了绝对地位，可以肯定地说，对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