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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与林风眠的“合系”论争(一)

1927年7月,担任北平艺专校长的林风眠,因艺术观及使用裸模等原因遭到北洋政府教育部长刘哲的严厉谴责,乃至林被迫去职。风潮之后的林风眠,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邀,于次年4月8日在杭州创办国立西湖艺术院并担任院长。

▲  国立西湖艺术院旧址罗苑组照

1929年,艺术院改杭州艺专,林风眠继任校长。那时国立大学教授的月薪在300块大洋上下,不但收入颇丰,在社会上也相当体面。当时,要到艺专任教并不容易,连留英学习美术第一人后官至宣传部长的张道藩也没能如愿。林风眠聘林文铮为教务长、外籍油画家克罗多为研究部导师、吴大羽为西画系主任、李金发为雕塑系主任、刘既漂为图案系主任。而蔡威廉、潘玉良、方干民、姜丹书、李超士和雷圭元等专业教师,几乎清一色的法国海归。

▲  林风眠(1900-1991) 

中国画教师方面,林风眠聘请了潘天寿、李苦禅和张光,由潘任系主任和教授。众所周知,林、潘两人虽都以中国画闻名,但艺术观与绘画风格截然不同。林提倡中西结合,油画国画皆画,后来渐渐形成一个有着中西结合影子的画种——新中国画,甚至用水粉颜料在宣纸上作画;而潘则是“海派”大师吴昌硕的高足,几乎没涉足过油画或素描,认为中西绘画都是高峰,主张立足于民族本位艺术而“拉开距离”。耐人寻味的是,林虽略知潘的诗文书画篆刻但并不相识,是潘在上海新华艺专共事的吴大羽举荐的。但是,聘请归聘请,分歧归分歧,两人在“合系”问题上发生了持久论争。

▲  潘天寿(1897-1971)

开学不久,林校长就提出“合系”主张。在《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中,林风眠比较了东西方艺术的异同,提出了“调和”:

西方艺术,形式上之构成倾于客观一方面,常常因为形式之过于发达,而缺少情绪之表现,把自身变成机械,把艺术变为印刷物。……东方艺术,形式上之构成,倾于主观一方面。常常因为形式过于不发达,反而不能表现情绪上之所需求,把艺术陷于无聊时消倦的戏笔,因此竞使艺术在社会上失去其相当的地位(如中国现代)。其实西方艺术上之所短,正是东方艺术之所长,东方艺术之所短,正是西方艺术之所长。短长相补,世界新艺术之产生,正在目前,惟视吾人努力之方针耳。

总之,要治好中国画的“毛病”,在林看来合系是不二选择,可以用西画近距离地改造中国画。而这样的做法,潘天寿当然不会同意。

▲  林风眠《构图》,油画,1934年

不满“合系”的潘天寿明确表示应“分科教学”,教室也需分开。潘天寿常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维护者,其实,这种维护也与他对西方艺术的了解有关。1936年,他在《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中对比了中西绘画的特点:

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秉雍氏之言,因为叙述东西绘画异点之所在,实为贺喜双方各有终极之好果,贡献于吾人之眼前,而不同其致耳。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双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未识现时研究此问题者以为然否?

因此,他强调艺术要有独特风格,而“世界的绘画可分东西两大统系,中国传统绘画是东方绘画统系的代表”。1957年,潘天寿坚持了一贯的“两个高峰”和“拉开距离”说,认为中国绘画“实处东方绘画统系中最高水平的地位,应该'当仁不让’”(《潘天寿美术文集》)。不以简单的“形似”为满足,而用高度提炼强化的艺术手法,表现经过画家处理加工的艺术境界,在表现方法上以墨线为主、利用空白、以墨色为合于观众的欣赏要求的明暗和透视处理、尽量追求动的精神气势、题软和钤印的形式美。他强调统系间的吸取不可漫无原则,对“合系”持批评态度。

▲  1929年潘天寿与林风眠等国立艺术院赴日教育考察团成员合影

1928年,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略》中曾作一个精彩结论:

近数十年来,西学东渐的潮流,日涨一日。艺术上,也开始容纳外来思想与外来情调,揆诸历史的变迁原理,应有所启发。然而民族精神不加振作,外来思想,实也无补。因民族精神为国民艺术的血肉,外来思想,是国民艺术的滋补品,倘单恃滋补,而不加自己的锻炼,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故想开拓中国艺术的新局势,有待乎国民艺术的复兴运动。

潘天寿并不反对艺术交流。他认为:“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就是混交时代。因其向外来文化的传人,与固有特殊的民族精神互相作微妙的结合,产生异样的光彩。”(潘公凯《潘天寿谈艺录》)他把“外来思想”当成“国民艺术的滋补品”很恰当,更重要的还是“自己的锻炼”,这对“洋奴隶”和“笨子孙”都有所启发,虽然林风眠并不是“洋奴隶”。

▲  潘天寿《雁荡山花》,中国画,纸本色墨,122×121cm,1963年,图据2011年国博“潘天寿艺术大展”

这样的针锋相对,林校长并没有不满或动用行政手段报复。相反,他认真思索了如何调和中西艺术。1929年他在《中国绘画新论》一文中表明了自己的探索:“从历史方面观察,一民族文化之发达,一定是以国有文化为基础,吸收他民族的文化,造成新的时代,如此生生不已的。”他提醒人们,西洋文化的直接输入,在思潮中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澎湃的这个时代,“中国绘画的环境,已变迁在这个环境中”,这样就不能不考虑“中国绘画固有的基础是什么?和西洋不同的地方又是什么?我们努力的方向怎样?”他诚恳提出:“在现在西洋艺术直冲进来的环境中,希求中国的新画家,应该尽量吸收他们所贡献给我们的新方法;传统、模仿和抄袭的观念不特在绘画上给予致命的伤害,即中国艺术衰败致此,亦为这个观念来束缚的缘故。我们应该冲破一切的束缚,使中国绘画有复活的可能。”(《中国绘画新论》 

林的办学与艺术思想,萌发于留法时期,清晰于在北平艺专期间,在杭州时就更明确了。他不但自己要朝着这个方向走,而且要这样培养学生,“合系”就是措施之一。因此,潘天寿“分科教学”的设想,在狂热的用艺术改造社会,强调艺术启迪民智的“艺术运动”的大潮下,单独强调的艺术门类的地位和作用是得不到响应的。所以,一直到抗战伊始,潘的提议都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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