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天柱：好画都偏激

艺术创作是一种具有强烈个性和感情色彩的精神劳动，因此特别动人的作品都较偏激，那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实属平庸。

艺术就是需要标新立异，陈词滥调是令人作呕的。只是，标新立异不是故弄玄虚，前者有傲世的真知灼见，后者是藏头露尾的“卖假药”。

诗讲究情理，画亦当讲究情理。有情无理者浅浮寡味，有理无情者呆滞平板。作画最是诚实之事，能直抒胸臆者才能感人至深，曲意迎合、违心揣测绝不可能拨动心弦。

诗有“诗眼”，文有“文眼”，画当然亦有“画眼”。我以为“画眼”当广泛地理解为作品的意图，比如一幅强调用水的画，“画眼”便应是水的应用效果而不是画面上的那只鸟。以此类推，“画眼”可以是构图、用色、造型、笔意等。画眼者，一幅画之着眼点也！

在艺术中，整体的效果永远是最重要的，任何（哪怕很精彩的）细节都只能是为整体服务的，都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不然罗丹绝不会“砍去巴尔扎克的手”！

绘画的关键不在于画什么，而在于怎么画；物象只是画家宣泄情感的载体而已。

构图当从不稳中求稳，从不正中求正；用笔当从讲究中求随意，从流畅中求艰涩；设色当从单纯中求丰富，从丰富中求统一。

画面要平中有奇，画家所研究的是画法而不是品种。没有哪个大师是因能画多少种竹子而成名的，也没有哪个大师是因为能画好多种雀鸟而成名的。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都不是因对象的奇特而扬名天下，恰恰是因为画家研究出了好的画法。

诗、书、画、印是姊妹艺术，它们之间有很多内涵联系和相通道理，“画中有诗”并非指画上题诗，“诗中有画”也并非指诗的旁边配幅画当图解，“以书入画”当然也绝非指以好的书法题画。

画之优劣不在于工拙，不在简繁，亦不在大小、浓淡……关键在于作者是否有感而发、寄情于画、情动于衷，然后心手相应、物我两忘，此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者也！

线是中国画的命脉，中国画是线的王国，也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文化象征之一。尽管在“十八描”之后线又有了新的发挥和扩展，但对线的研究将是中国画家的终身目标。

题款、用印都是画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款印的运用才能丰富多彩并有其必然性。款识可以多至满篇，或者只占一小角，亦可以“穷款”或只用印，还有字体的变化——大小、轻重、浓淡的多种变化的配合运用。总之，一切都得依画面的需要而定。

传统与创新往往被人们对立地提出，其实这两者并非如此相悖逆。传统有如源而创新恰是流，传统有如根而创新恰为枝叶。

中国绘画的抽象和浪漫一点不逊于西方，并且比其更早更好。毕加索的《泼墨人骑图》同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在艺术构想上如出一辙，但一个是二十世纪的艺术家，一个是十三世纪的出家人。西方的小天使要插上一双翅膀才能飞，而中国的“飞天”则脚踏彩云便行了，甚至只用飘带的动势便飞了。

文化同科学是两码事，科学的先进不等于文化的先进。文化是靠积淀，历史越久远便越深厚、越灿烂。“中国画穷途末路论者”是妄自菲薄，是危言耸听，是哗众取宠！

有的聪明的人爱耍心眼、不用功，总想不劳而获；有的老实的人总使蛮劲，不用心，实属南辕北辙。这便是世间成功者少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