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朐海论丛2024.1.30.
感谢 石荣伦老师 赐稿
原文载《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引用时请参考原文并注明出处
摘 要：历史分期是将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进行的归类和分级,旨在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之间的差别,其构成的框架有利于历史全貌的认知。历史分期研究对长时段历史,尤其是通史的分卷写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将连云港的历史分为'前州级时期'和'州级时期'两大时期。'前州级时期'又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原始人群时期,时间距今约40000年至7000年;第二阶段为方国时期,时间距今约7000年至4000年;第三阶段为国（诸侯国）邑时期,时间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222年;第四阶段为县制时期,时间为公元前221年至549年。'州级时期'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州县时期,时间为549年至1911年;第二阶段为县制时期,时间为1912年至1949年;第三阶段是单列市时期,时间为1949年至1982年;第四阶段是省辖市时期,时间为1983年至今。
关键词：连云港; 历史分期; 前州级时期; 州级时期; 通史写作;
长久以来，对历史研究进行分期是否必要或者可能是有争议的，学术界对历史的断代及其分期的作用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主张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的学者认为，整个人类史呈现的是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不进行分期，无以“通古今之变”，依据时间为变迁的学科，无不分期别世，以便统御纷繁杂乱的历史事实。考其年代，察其变迁之迹，探其因果，借鉴于后世，实乃历史学家的职责。事实上，为了研究的便利性，对长时段的历史进行分期也是史家必备的工作。而另一方并不这样看，认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已经逝去，人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垒起大坝，斩为数段，纯属意念之作，且持分期者，皆个体化产物，彼此争喧，既无统一标准，也无统一结论，分期的结果总是主观的、相对的，并不纯粹是学术的，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许多断代词语，“只是没有任何历史和文化根据的当代话语游戏而已”；他们认为是否对历史的演进进行分期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不可求得的。究其原因，他们认为历史研究领域中无论是断代还是分期，总是以某个具体的时间点作为绝对的分界点的，但事实上，这个点的前一年后一年之间并不存在截然不同的社会面貌，通常的情景是前数十年与后数十年之间也很难发现存在本质的差别。介于上述两派之间的骑墙派采用“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一方面承认历史分期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反对对历史规律的探求，主张大而化之的做法，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了事。认为历史分期仅仅具有工具性作用，并无科学、谬误之分，如何分期，完全在于个人化的“实用”，其断代词汇，不过是一种言说形式或话语策略而已，假设的东西，不宜较真，诚如福柯所说“它们都产生于学者们的激情、他们相互间的仇视、他们狂热且无休止的讨论以及争强斗胜,这些都是在个人间的争斗中慢慢锻造出来的武器”。综上所述，以上三种看法在历史研究的专业领域都常见到，许多历史著作包括历史教科书都曾使用过。
以上的“通论”是从“世界史”或“中国史”的角度而言的，就连云港的历史发展序列来说，对长时段的历史是否进行过分期研究目前尚未见报道。当然，作为“中国史”或“江苏史”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任何断代或分期尚无必要：“由自然科学的立场来看，地方也有历史，但那是属于地质学与自然地理学的范围的，与史学本身无关。地方与民族打成一片，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才有历史。民族已变，文化的线索已断，虽是同一地方，也不是同一段历史。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但史学专家却时常把它忽略。无论在中国或西洋，'上古史’的一切不可通的赘疣都由这种忽略而发生。所以关于任何地方的上古史或所谓'史前史’，即或民族文化都一贯相传，最早也只能由新石器时代说起，此前的事实无论如何有趣，也不属于史学的范围。”笔者认为，不论作者的学术地位有多高，这样的主张我们仍然难以接受，世界有自己的历史，国家有自己的历史，地区有自己的历史，家族有自己的历史，甚至个人也有自己的历史。无论是世界、国家、地区、家族，还是个人，其成长、发展、变化都是存在明显的时段序列的，当然，这样的时段往往受到世界、国家、地区、家族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制约。
一、历史分期研究概述
基于此，我们认为研究连云港的历史，尤其是长时段的历史，面对历史分期问题不能绕道而行，准确地断代以及精确的划分各个时期需要我们对断代以及分期的“研究史”进行简要的回顾。
（一）西方的历史分期研究
追根溯源，西方的历史分期研究，始于13世纪，人文主义史学家将以往的欧洲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个时期。他们之所以要对历史进行分期，源于对以往数百年乃至千年历史的不满。他们自认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中古”时代格格不入，而和“上古”的文化精神相表里。他们把“中古”称为“中世纪”，而“中世纪”是“黑暗时代”的代名词，“黑暗时代”的历史如此不堪，阻碍了文化发展的步伐，恨不得将此一笔勾销。“上古”或“古代”时代是希腊和罗马文化黄金岁月，他们的文稿和书籍被奉为“经典”。其名词所要表达的就是真善美的意思。他们把自己生活的时代叫作“近代”，“近代”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复兴“古典古代”的文化精神，这样的观点至宗教改革得以强化。文艺复兴的学者无论多么智慧，他们的眼光还是受时代的限制。无疑，他们的眼界是欧洲的，而不是世界的，他们虽然知道除了希腊罗马外，还有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因为这些文化与希腊罗马有关。对于周边民族的历史，他们无意去了解，更不愿做深入的探求。至于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则被完全忽视，在正统的历史作品里很少涉及。
世纪被认为是“科学的世纪”，大量的考古发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史观。中国和古印度的文明竟然比希腊罗马文明更早孕育而且更长久。这样，世界史的分期不能不考量古代东方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马克思于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提出的历史分期方法：“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虽然马克思采取了审慎的态度，用了“大体说来”和“可以看作”两个模糊性较强的词汇，但马克思关于历史分期主要依据为生产方式的观点，成为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史学家普遍接受的经典表述。
1938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亲自撰写了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依据马克思关于世界史分期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并有所创造：“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说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历史分期方法经过学校各个阶段的历史教科书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观点。这种现象集中体现在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导论专设“历史分期”一节阐明作者的观点：“历史分期是研究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远古时代是否可以分期，要靠考古学上的材料去解决。自有文字记载以后，中原地区已进入上古时代，即奴隶制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是上古时代向中古时代的过渡，即奴隶制在中原地区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可以说是封建制在全国占支配地位的标志。”
在西方，不同的观点依然存在，但在中国都没有成为主流。大体说来，主要出现过以下的观点。以文学属性为标准划分为神话时代、诗歌时代、散文时代和小说时代。以生产力或生产工具为标准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电子时代、知识时代。以生产技术为标准可以划分为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数字时代。以人的活动对历史的影响可以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
（二）中国的历史分期研究
在中国，对历史分期进行研究源远流长，在《周易·系辞》中已有“上古”“中古”的明称，“上古”是指“穴居野处，结绳而治”的时代，“中古”是指殷周之际，即所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的纣与文王的时代。战国诸子的历史分期法是荀子将西周称为“后王时代”，可为“近代”；孟子认为以后的“春秋”“战国”礼乐崩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为当代。不过这些分期方法后来渐渐被人忘记。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通史，为了编撰的方便，他对中国三千年的历史进行了断代研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即上古、近古、今世三个阶段和五帝三代、十二诸侯、战国、秦朝、秦楚之际、汉兴到武帝太初四年六个时期。他的依据是以能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标界的。如以黄帝、共和元年、孔子卒、周元王年、秦建立、秦灭亡、汉建国到汉武帝太初四年以来作为断限的标界，这无疑具有创造性的贡献。
秦汉以来，自班固始，史家多着眼于中时段的历史，加之一般人生长在不变之世，对于已往轰轰烈烈的变化，渐渐不能明了，史学于是演变成历朝历代的平面叙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学东渐，中国历史分期研究再次进入学者的视野。较早尝试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研究并影响较大的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1871-1931）。他“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满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
这一观点，较之过去但论朝代或纪年而不知分期的方法无疑具有新意，故仿效者众。不论桑原氏的分期是否科学，仅就以汉民族的发展变化为主体作为历史分期的标界，无疑对民族自尊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20世纪2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性质进行了大讨论。在此背景下，历史分期问题成为热点，当时学界的领军人物大多参与进来，提出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新观点。篇幅所限，仅举两例。其一是雷海宗作《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一文，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周，以淝水之战为界标，之前为第一周，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公元三八三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以后中国将进入第三周。
第一周除史前时期外，可分为五个时代：第一，封建时代（公元前一二○○—前七七一年）；第二，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前四七三年）；第三，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七三—前二二一年）；第四，帝国时代（公元前二二一—公元八八年）；第五，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八八—三八三年）。
第二周可分为五期：第一，南北朝、隋、唐、五代（公元三八三—九六○年）；第二，宋代（公元九六○—一二七九年）；第三，元明（公元一二七九—一五二八年）；第四，晚明盛清（公元一五二八—一八三九年）；第五，清末中华民国（公元一八三九年以下）。
第一周的时代各有专名，第二周的时代只以朝代为名。雷海宗给出的理由是“第二周的各代之间仍是各有特征，但在政治社会方面一千五百年间可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大体上只不过保守流传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而已。朝代的更换很多，但除强弱的不同外，规模总逃不出秦汉的范围。”关于第二周何时结束，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自然地，第三周何时开始更是无从谈起。
其二是1918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所作《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以汉族变化与升降”为标准，以陈亡为界可分为“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这两个中国又可划分为“上世”“中世”“近世”“现世”四大段。“以政治变迁”为标准将“上世”分四期，周平王元年以前为第一期；周平王元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为第二期；秦始皇二十六年至晋建兴五年为第三期；晋建兴五年至陈祯明三年为第四期。“以风俗改易”为标准将“中世”分两期，陈祯明三年（即隋开皇九年）至后周显德六年为第一期；宋建兴元年至宋祥兴二年为第二期。“以种族代替”为标准将“近世”分三期，宋祥兴二年至元至正二十四年为第一期；元至正二十四年至明永历十五年为第二期；清顺治十八年至清宣统三年为第三期。民国建元以来为“现世”，进入第四期。
雷海宗和傅斯年皆民国史学大家，他们的中国历史分期观基本反映了那个时代学术界的价值取向和基本面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历史的分期研究再次成为热点，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在这次大讨论中取得的成果。近十年来，历史分期问题热度不减，笔者通过读秀学术搜索“历史分期”显示，从2008年至2017年，每年公开发表的文章都在200篇以上。近百年来，关于历史分期的各种说法在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之间传来传去，应该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似乎永远在路上，各种新的分期方法和分期依据可以预见的是将不断地提出。但从目前的情景看，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所主张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说”依然是主流观点，在短期内不会动摇。
二、连云港历史分期的探讨
从世界史或国别史的视角看，历史分期是必要的、可行的，历史分期研究依然是当下史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就地方史的分期而言，学术界竟然鲜有涉及，遍查文献，尽管历史分期问题热度不减，但地方历史如何分期的文章及著作却鲜有报道。
历史学是关于时间与事件的学问，汉语词汇中，“历史”的“历”是一年又一年的意思，而“史”则与“事”相通。故“历史”一词指的是某年某年发生的事。历史分期的实质就是断代，而断代的标准应该就是某一历史事件具有标识性的历史指向，所以寻找具有标识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是历史分期的首要课题。历史学界以往的历史分期成果虽然有其价值，但就连云港这一区域历史来说，并不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这是因为，无论是世界史的分期方法还是中国史的分期方法，在连云港历史中并不具有标识性的历史事件与之相对应。
有鉴于此，我们还得从“连云港”这一地方行政建置谈起，连云港，既是自然地理名称，也是地方行政建置。以此为基点向前推进，我们发现与“连云港”这一地方行政建置或社会组织结构相对应的是“海州”，既然连云港是作为市级名称出现的，那么海州就是他的同级对应名称。这样，海州出现的时间点就显得尤为关键了。历史上，海州的设置始于东魏武定七年（549年）。而令人振奋的是，这个时间点基本处在连云港史长河中的中段的位置。从世界史的分期看，亦正处在“中古”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若从西周算起，至清朝中期，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至1840年，共计2 886年，而海州初设的年代，基本处在中段的位置，前后两段时间之差仅仅只有149年。以前我们拟称之为“前州级时代”，以后为“州（市）级时代”。因此，我们可以将连云港的历史划分为两大段：前一段我们称之为“前州级时期”，后一段我们称之为“州（市）级时期”。
（一）前州级时期
前州级时期又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原始人群时期，时间距今约四万年至七千年，以将军崖旧石器时代遗址、大贤庄细石器时代遗址、酒店遗址为代表；第二阶段为方国时期(1)，时间距今约七千年至四千年，以大伊山石板棺葬群遗址、将军崖岩画、大村遗址、二涧遗址、朝阳遗址以及藤花落古城遗址为代表；第三阶段为国（诸侯国）邑时期，时间为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222年，以郯、莒、噩、奄、祝其、越、楚等诸侯国以及盐仓城等邑为代表；第四阶段为县制时期，时间为公元前221年到549年，以朐（今海州区）、海西（今灌南县）、利城（今赣榆区北部、山东临沭县南部）、祝其（今赣榆区）、东安（今东海县境内）、厚丘（今沭阳县北）、建陵（今沭阳县）、赣榆、柜诸县为代表。
东海大贤庄一带1984年出土的直刃刮削器、双刃刮削器线图（来源：刘凤桂）
1. 原始人群时期
原始人群时期又称旧石器时代。早在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今日的连云港境内便已经有人类居住。在海州城南锦屏山下的将军崖，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文化遗址，石器体量硕大，制作粗糙，呈现出旧石器中晚期石器制作的特征。1978年、1979年、1984年、1987年和2000年江苏省省市考古工作者先后有组织地在东海县大贤庄以及周边地区的山岗和冲沟中采集到细石器三千多件。“大贤庄的细石器属于中期细石器类型，即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其年代距今约16000—10000年”。科学家对人类起源的科学探讨始于十七世纪中叶，而着眼点正是对远古遗存的石器进行研究开始的。大贤庄遗址的发现，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即便是从中国历史的大视野来看，也有举足轻重的文化地位，这是因为：“东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至今发现甚少，见于报道的仅有江苏东海大贤庄、浙江建德乌龟洞、广东封开垌中岩和台湾台东长滨等处。”大贤庄遗址对我国研究旧石器在全国的分布及传播都具有重大价值。早期人类选择连云港地区为活动基地，与连云港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最早的居民应该生活在山地或台地的，而平原则并不适合初民生存，洪水和蚊虫是远古人类最为危险的敌人。连云港境内多山，为远古人类提供了优越的地理环境。而在同一时期，江苏其他各地大多荒无人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很少或尚未发现，江淮之间在文化上还是一片空白。而在连云港，则在将军崖、大贤庄、孔望山、锦屏山酒店和白鸽涧五处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存绝非偶然。
灌云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石板棺葬群发掘初期现场图（来源：高伟）
按照断代工程的标界，方国存在的要素主要有锄耕农业、定居的证据（集体墓葬）、黑陶器具的制作、祭祀制度的出现以及城池遗址的遗存。按照这个标准，连云港具有完整的方国生活形态，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面貌大致相同。在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的农作物尤其是水稻的图案，藤花落古城遗址发现的碳化稻谷颗粒的遗存，说明锄耕农业已经出现；灌云县大伊山石板棺葬群，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石棺墓遗址。1985年和1986年考古工作者经过两次发掘发共揭露面积550平方米，清理出属于新石器早期的石棺61座，“方国生活正是由一排排排列有序的墓葬为依据的”。大伊山人应该在那里生活了很久，而且人口数量亦应可观，生活于连云港土地上的人们已经定居；在大村遗址发现的蛋壳陶，是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将军崖岩画最高处三块巨石构成的祭台以及在藤花落古城遗址中发现的祭祀遗迹，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神灵的观念，存在祭祀制度，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方国生活的面貌。藤花落古城遗址是东夷方国的政治中心，是早期国家———方国的都城。这些文化信息同时指向连云港以藤花落为政治中心方国的存在。藤花落古城遗址所指向的方国，是东夷人所建虞朝统一政权下的方国之一，为虞朝政府提供天文、历法服务。藤花落古城距今约为4500-4000年，也就是说，它和我们常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夏朝是向上衔接的。研究表明，夏朝之前还有一个朝代———虞朝，先秦文献常常有“虞夏商周”并称的说法，虞朝这是东夷人建立的政权，它与中原的黄帝王朝建立联盟，并取代中原方国联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的政权———夏朝。无论是虞朝末代君主的舜还是夏朝开国君主的禹，和今天的连云港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藤花落古城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市，连云港则是江苏最早进入文明的地级市，其他地区如苏中和苏南出现城市文化要在600年以后。
云台山藤花落古城遗址图（来源：高伟）
3. 国（诸侯国）邑时期
夏商西周是“家天下”后中国统一政权的名称，但在这些统一政权下，地方行政建制是由诸侯国和邑构成的。夏商周时期，连云港-徐州一线是江苏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历史上，朐、郯、莒、噩、奄、祝其、越、楚、齐鲁等诸侯国以及盐仓城等邑曾经在连云港地区留下大量文化记忆。西周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制，中央政权下设诸侯国，在连云港地区的封国主要有少昊后裔的郯，黄帝后裔的纪，夏后裔的祝其，商代大臣鄂公后裔的噩，原东夷嬴姓后裔的莒等。春秋时期，连云港地区成为诸侯大国以及政治家活动的舞台，齐鲁夹谷之会的地点被认为是在今天赣榆区境内的夹谷山，连云港地区所产生的制度文化令孔夫子羡慕不已，孔子问官于郯后曾来连云港登山望海，《左传》多处记载了向与莒、齐与莒、鲁与莒、齐与徐、鲁与郯、鲁与须句、齐与邾、鲁与邾等大国与东夷小国以及小国之间联姻之事。战国时期，徐地、徐国、徐人奠定了淮北平原文明的基础，率先与隔海相望的日本、朝鲜有了文化交流，就当时江苏南北（徐文化和吴文化）两大文化圈而言，连云港地区所在的徐文化其能量要强于吴文化，并对吴文化的发展起推进器的作用，也就说徐文化比吴文化要先进得多。此外，连云港还是当时大国之间争夺的焦点地区之一，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中原，首要的着眼点便是连云港地区的莒，其境内的沂、泗两条河流被认为是重要的水上通道。越灭吴后即北渡淮河，沿着吴曾经的路径挥师北上，“与齐鲁等诸侯会于徐州。”越王勾践“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楚考烈王北上争霸，并越于琅琊后灭莒，楚、越新移民与连云港原住民和平相处近200年。
秦代东海郡内连云港地域图（来源：顾颉刚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55年）
秦行郡县制，和封建制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制不同，郡县制的实质是中央集权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既是交通政令的统一，又是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标志，而权力集中于中央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实现以都城咸阳为中心辐射全国的交通主干线的建设，否则，军事调动、邮传驿递以及大型工程的组织实施便无从谈起；“书同文”，即废除原六国写法不同的文字，此举也与全国一盘棋息息相关，灭其国必去其文，从此，文字统一横亘整部中国史；“行同伦”，其所代表的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相对统一。在秦代，连云港地区置朐，赣榆二县，隶属郯郡；“汉承秦制”，是大而化之的说法，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汉承秦周之制”。刘邦由汉王变汉帝走的是诸王公推公选的途径，诸王期望“我的地盘我做主”，但事实上若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庇护，就会出现诸如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的局面。对刘邦来说，前朝郡县制在当下不可实行，因为他不得不考虑诸王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诉求。因此，汉初在社会治理上采用了折中方案“郡国二元制”——即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制度。郡国之下皆设县，在今连云港地区，西汉一代所设县皆归郡管辖，东汉一朝时归郡时归国。西汉设朐（今海州区）、海西（今灌南县）、利城（今赣榆区北部、山东临沭县南部）、祝其（今赣榆区）、东安（今东海县境内）、厚丘（今沭阳县北）、建陵（今沭阳县）等诸县，归东海郡管辖；赣榆、柜二县归琅琊郡统领。东海与琅琊二郡在汉武帝之后皆属徐州刺史部，二郡的分界线在东连岛。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封皇子刘阳为东海王，东海郡遂为东海国，领朐、海西、厚丘、祝其、赣榆、利城、曲阳、阴平等八县，都郯（今山东省郯城县）；建武十九年，立刘阳为皇太子，改名刘庄，另封刘强为东海王，后刘强将国都从郯迁鲁，并致书将东海郡归还朝廷；顺帝永和五年（150年），复置东海郡，领郯、兰陵、朐、襄贲、利城、祝其、厚丘、赣榆等十三县，郡治在郯（今郯城县）。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将原属东海郡的利城、祝其二县划出，另设利城郡，并废赣榆建置，赣榆属地划归利城，治利城（今赣榆区班庄镇古城村）。建安十七年（212年），立皇子刘敦为东海王，领原东海郡属地，复东海国，治郯。
西汉时期东海郡内连云港地域图（来源：顾颉刚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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